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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苏关系恶化,首先导致了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其次使中国外交日趋激进,并于60年代后期发展到极端;再次,促使中国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最后,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联美反苏。

　　[关键词]   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外交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29.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4-0076-04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由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中苏两国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及中苏两国互为邻国,两国关系的恶化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促使中国调整外交战略

　　(一)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不仅为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方针,也明确宣布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三大外交政策,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一边倒”政策宣布新中国将 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并与之结成盟友。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公开宣布的。当时促使新中国实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如何巩固革命胜利果实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二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及美、苏等大国的对华政策;三是出于对中共奉行的意识形态及由此确定的新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考虑[1]。此时选择“一边倒”外交政策既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是比较明智的、正确的选择。实施“一边倒”外交政策后,50年代中苏两国在政治、外交领域里,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在国际舞台上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曾经给世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苏两党出现分歧,独立自主在与苏联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出来。在国内政策上,中国开始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与苏共展开了论战。中苏论战,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而且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的决裂,致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中苏由盟友变成了敌人,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道路。一方面,美国并没有因为中苏的分裂而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不断挑起摩擦事件,在蒙古境内建立军事和导弹基地,威胁中国的安全,甚至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苏的敌视和军事包围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更加险恶,不得不在两线作战,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反对与美苏站在一起的各国反动派,从而造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敌太多,活动空间缩小,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困境中。所以此时,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动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又称“两个拳头打人”)。毛泽东说:“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4]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推进世界革命。由“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是新中国第一次调整外交政策。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其深刻的国内外原因,但是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论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一大片”

　　从50年代后期起,中苏同盟逐渐破裂,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中国认为苏联及其所控制的东欧 等国因其领导集团变“修”,社会主义阵营已不能存在,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中国还认为美帝国主义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则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中间地带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采取的国际战略是:“必须继续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而“苏联修正主义”不仅不能“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帝又反“修”、大力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60年代末,双方已在边界屯兵百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争。特别是1968年,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世界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苏联在一系列声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相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依据。翌年6月,苏联又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1969年3月珍宝岛流血事件的发生,使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中国此时认为,苏联已是社会帝国主义;苏修灭亡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一个反对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此后,全国大抓战备,准备打一场大仗。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缓解苏联的威胁,毛泽东毅然将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为“一条线”战略,即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面临重重困难。中国对外关系几乎陷于中断,建交步伐迟迟迈不开。为扭转外交的被动局面,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随着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一批国家纷纷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些中断了的外交关系也相继恢复。中国的外交环境明显改善。

　　二、导致中国外交日趋激进,并于60年代后期发展到极端

　　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急于求成,夸大主观作用,导致“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使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倾向在60年代中期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所利用,发展成为极左思潮,使全国处于浩劫之中,外交也受到了干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为参照系展开的,因此,其主题就是所谓的‘反修’和‘防修’。”[2]这说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背景。

　　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逐渐紧张,中共的观点也越来越激进。在“九评”中,中共把宣传“和平共处”提高到反对列宁主义的阶级投降政策的高度,片面强调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冲突,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要做好早打、大打世界大战的准备,等等。带着这样的观念去处理对外关系,必然会强化分歧,加强对抗。在与兄弟党的关系及对外方针上,由于强调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共改变了外交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论战中,中共把世界革命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用已有的公式或某些经中国革命实践检验而定型的方案去评判外国党的是非,凡不符合中国标准的,便被斥之为“修正主义的走狗”,使中国的“支左反修”支持者甚少。全世界89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与中共中断了关系。60年代,由于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纲领,反对同帝国主义国家交往的“洋奴哲学”,中国也关闭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这里虽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主观上“左”的教条主义认识是主要原因。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3]同时否认了建国17年来正确的外交路线,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和“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的路线。在否定过去路线的基础上,极左分子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4]。“文革”初期,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也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当时,同中国建交的50多个国家中,大约有30个同中国发生过外交纠纷。另外,1966—1968年间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中国的外交关系几乎处于中断。

　　三、促使中国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中苏关系的恶化,促使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寻求新的可以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随着亚、非、拉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的道路,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并日益壮大,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力量也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基本力量。中国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注重同这些地区已经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59年及其后几年,中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坚持反帝、反殖的立场表现得最为鲜明。实际上,中国已为更多的民族主义国家所了解。从1960年至1964年,有14个亚非国家同中国建交。在这期间,中国同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加上以前同6个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签订的友好条约,本时期内中国一共同11个民族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

　　60年代初,中国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为中国外交开辟了新局面。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除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殖民体系正在崩溃,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分歧和分裂也在公开化、扩大化。中国领导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友谊、增加了解、互相学习。在访问中,中国针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了处理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亚、非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都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也努力谋求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64年1月,中法建交,这标志着中国外交在西方大国打开了 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缺口。中国外交在西方国家中的新突破与同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发展交相辉映,显示了中国在中苏同盟破裂后获得的新生机。

　　四、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在中苏两国持续对抗的70年代初,敌对了20多年的中美两国关系取得了突破,这不仅与中苏两国的破裂和对抗有关,而且对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时起,中美两国便互相敌视和对抗。然而使世界各国都感到惊讶的是,刚进入70年代,中美这两个宿敌却握手言和了,双方的关系出现了突破和转折。其实,中美两国的和解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 当然,促使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因素很多,既有国际形势的演变,也同中美两国各自的处境发生变化有关;既涉及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涉及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但笔者所要说明的只有一点,即中美关系在70年代初发生的转折同中苏关系恶化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当时中美两国由敌对走向和解,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目的,即对付苏联。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破裂。到60年代后期,特别是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之后,中国越来越担忧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领导人也逐渐意识到,由于苏联的实力比中国强,单靠中国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地对抗苏联,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于是,在加强战备,防止苏联搞突然袭击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探索改善与美关系以对抗苏联。陈毅等人提交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明确地提出打开中美僵局来抵制苏联的军事威胁。这在中苏关系破裂恶化以来是第一次。这充分说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对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领导人终于不得不考虑改变以往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同美国联合共同对付苏联。从中国角度说,这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此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度对形势作出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要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修’,中苏有四千多公里的国界线,苏联随时都可以挑起战争。”[5]在军事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与美国达成和解以抵制来自苏联的威胁,正如美国学者说的那样,“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重新评估”[6]。中国领导人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迅速地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在1969年中共九大开过不久,受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研讨了国际形势及中国的对策,并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 报告认为:苏联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苏联感到并无把握,美国的态度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国决不愿苏联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国的大帝国。美国已多次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陈毅还向周恩来口头建议中央采取行动,尽快同美国接触,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并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中美关系终于获得突破。不容否认,中美关系的这一巨大变化是中苏两国尖锐对立的必然结果。

　　 总之,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外交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我们必须全面估量这种影响,切不可一味否定或肯定。

　　[参考文献]

　　[1]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9

　　[2]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434.

　　[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2.

　　[4]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0-121.

　　[5]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1).

　　[6][美]H.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27.

On The Impact of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Chinese Diplomacy

LEI Xiaohua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430079)[Abstract]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not only has great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but also on Chinese diplomacy fromthe end of the 50s tothe 60s in the 20th century.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firstly,caused the adjustment of Chinese diplomatic strategy;secondly mad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come radical and develop intoextreme in the later of the 1960s;thirdly,it impelled China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Finally,it also impelled Chinese leaders to make decisions of improving Sino-US relations against the Soviet hegemony.

　　[Key words] Sino-Soviet relations;Sino-US relations;Chinese Diplomacy;Diplomatic strategy

　　[责任编辑:张　梅]

　　[作者简介]雷小华(1979-),男,湖南永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