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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摘　要]   阿尔泰边疆区当代政治体制的形成始于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新派领导人执掌政权。在阿尔泰边疆区政治进程中,左翼政治势力起到决定性作用。无论是边疆区议会还是行政机构,都由左翼政治势力控制。左翼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苏里科夫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与阿尔泰边疆区企业家团体之间存在着妥协与合作。阿尔泰边疆区议会的权力和职能广泛而强大,超过了俄联邦议会。议会在地区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能够与执行权力机构分庭抗礼。在阿尔泰边疆区政治进程中,非政党化、非意识形态化以及政党政治让位于利益集团政治的趋势明显。

　　　　[关键词]   政治体制;非意识形态化;利益集团政治;俄阿尔泰边疆区

　　[中图分类号]   D751.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3-0050-04

一

　　阿尔泰边疆区政治体制形成的第一阶段是1991—1993年,始于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新派领导人的出现。然而,像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这一点与中央不同),选举缺乏完备的法律依据,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始终比较迟滞。1991年俄罗斯联邦举行了总统全民选举,标志着从法律上向新政权形式的转变,这一政权形式以人民自由表达意志为基础。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执行权力机构的干部是“八月事件”之后由克里姆林宫大批任命的,最好的是经地方苏维埃预先推荐一下。因此,这些没有经过合法选举程序即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干部从一开始就带有“总督行政”的专制色彩,使反对者们有了更多抨击他们的口实。

　　在阿尔泰边疆区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形,边疆区苏维埃提出两名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叶利钦总统任命了热衷改革的弗拉基米尔·赖菲克什特。在这种情况下,既然经1990年全民选举产生的边疆区苏维埃在新主席亚历山大·苏里科夫领导下其大多数成员持保守观点,那么阿尔泰边疆区政治进程中就必然会出现政权的两个分支机构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这种对立现象从某种侧面反映了意义重大得多的社会进程,而地区的政治制度将由这种社会进程确立。此外,阿尔泰边疆区政治进程中的精英分子的分化和竞争也初露端倪。所有这一切都完全符合1992—1993年整个俄罗斯的现实情况,仅仅有少许不同之处,那就是在阿尔泰边疆区当局的两个分支机构的对立中,议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能量比俄联邦议会要强大得多。这一点在1993年“秋季危机”中表现得很明显。当时边疆区苏维埃公开发表了措辞非常强硬的声明,支持最高苏维埃并拒绝在“10月4日事件”被镇压后自行解散,而边疆区行政长官则无力采取行政措施强制解散议会。结果,直到地区代表大会选举之前(这次地区代表大会选举是由边疆区苏维埃决定的),边疆区苏维埃才自行解散。这次选举产生了阿尔泰边疆区立法会议。这表明阿尔泰边疆区议会制度从苏维埃型向杜马型的过渡是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的。从正式法律角度来看,新的议会是根据代表们的决议建立的,而不是出于边疆区行政机构的压力或要求。

　　这次议会过渡的主要特点是新机构对旧机构的继承性,而执行权力机构对此无可奈何。

二

　　阿尔泰边疆区政治体制形成的第二阶段是1994—1996年。按照俄联邦新宪法的原则修改地区的基本立法是这一阶段的首要标志。1994年1月,弗拉基米尔·赖菲克什特去职,总统任命较中立的政治家、技治主义者利夫·科尔舒诺夫接替边疆区行政长官职位。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并没有缓解当局与精英分子的尖锐冲突。新行政长官同样没有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上台,仍然与选举产生的阿尔泰边疆区立法会议处于对立状态。阿尔泰边疆区立法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是共产党人和农业党人,他们联合起来,组成边疆区“争取真正的人民主权、公民社会和劳动者权 益”运动,亚历山大·苏里科夫再次担任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在边疆区这一阶段政治体制的发展中,新任行政长官总是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出现的冲突,他对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和程序的尊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围绕1995年阿尔泰边疆区立法会议通过的《阿尔泰边疆区》的内容展开的斗争。边疆区行政长官对《阿尔泰边疆区》的很多条款持异议,这些条款实际上足以在阿尔泰边疆区确立议会制政体。边疆区行政长官选择了以向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上诉的方式来阻止该宪章生效。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从1995年底到1996年初审理了《阿尔泰案》,该案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自“法院危机”过后审理的第一个涉及领域广泛的地方立法违宪案。基本法的很多条款的表述方式被认为违背了宪法精神,虽然如此,在阿尔泰边疆区的立法中还是保留了不少强化和扩大地区议会的权力的原则,阿尔泰边疆区议会的权力比俄联邦议会强大得多。

三

　　阿尔泰边疆区政治体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1996—1999年,始于边疆区行政长官的第一次全民选举。这次选举于1996年11—12月进行。弗拉基米尔·赖菲克什特和亚历山大·苏里科夫是本次选举的主要竞争者。经过激烈角逐,进行了两轮投票,阿尔泰边疆区立法会议主席苏里科夫以超过对手3%的票数胜出。

　　选举苏里科夫担任边疆区行政长官,结束了边疆区大规模的政治对立状态。阿尔泰边疆区立法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属于上面提到的“争取真正的人民主权、公民社会和劳动者权益”运动的成员,这个运动的新领导人是前俄罗斯农业部长亚历山大·纳扎尔丘克。立法会议代表们是边疆区新行政长官的盟友。在边疆区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常见的局面:政权的两个分支机构都是联邦政权左翼反对派的拥护者。

　　这一切首先使地区当局成为公民反对“反人民制度”运动的领导者,地区当局可以把居民的不满引向联邦当局方面,这样就避开了经常性的批评,从而能不丧失威信。其次,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边疆区政权全部组织机构都支持非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力量,这也有利于左翼反对派。

　　新任行政长官坚持按以前通过的规则行事,主要是涉及边疆区立法和执行权力机构之间业已形成的平衡。边疆区议会像以前一样的强大地位以及没有使它直接听命于新行政长官的企图,这是保持以前在边疆区建立的程序的重要原则。前议会领袖苏里科夫曾为阿尔泰边疆区立法权力机构成功争取到比俄联邦议会广泛得多的权力。苏里科夫现在已进入执行权力机构,在表面上已落入政治对手的势力范围内。但他没有破坏那些早些时候由他亲自争取到的规则,哪怕这些规则对他本人已不那么有利。边疆区议会在选举之后成为新任行政长官的政治盟友,并继续保持着对边疆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显著影响。以此为根据,可以把1997—1999年初这一阶段看作是以苏里科夫为领导人的边疆区执行权力机构和以亚历山大·纳扎尔丘克为领导人的边疆区立法权力机构的二元政治时期。

　　新任行政长官逐步而且相当有效地使精英分子重新团结起来。过去在行政机构和议会周围形成的两个精英集团间的大规模竞争与角逐相当快地消失。其原因在于前行政机构的很大部分工作 人员是按照技治主义原则被选拔任用的,而这正是新行政长官所要求的。于是在选举中失利的右翼分子就无法建立一个针对新政权的有组织的反对派,从而无法对边疆区的决策过程施加有效影响。1999年夏,赖菲克什特从阿尔泰边疆区俄罗斯联邦总统全权代表的职位上去职,右翼势力彻底瓦解。结果,精英们团结在现任行政长官周围,从而取代了阿尔泰边疆区政治制度发展的上一阶段所具有的精英竞争,这使阿尔泰边疆区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发生了微小改变。阿尔泰边疆区政权机构与地方自治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96年行政长官选举前,城市自治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行其是的。苏里科夫当选为边疆区行政机构领导人并制止了边疆区政权两个分支机构之间的对立后,边疆区议会在对待地方自治方面承担起某种协调人的职能。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自治机构工作人员定期举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进修班;为地方自治机构提供各类决议、法令的标准范本;在各自治地方之间发生纠纷时,充当不可代替的调解人角色等等。这样一整套活动的结果使大多数城市自治机构在日常工作中愈来愈倚重边疆区的各类管理机构。这种相互关系所接受的可信任的家长制性质的管理体制导致地方精英普遍对边疆区政权十分忠诚。这种制度能使边疆区和自治地方之间不发生尖锐冲突,而且从议事日程中取消关于是否在一些区和市建立边疆区政权的地方分支机构的议题,而后者是其他一系列联邦主体的共同特征。

四

　　阿尔泰边疆区政治体制发展的第四阶段的划分与2000年行政长官和议会选举有关。

　　阿尔泰边疆区行政长官选举原定于2000年12月进行,但经历了两次改期:首先是提前到4月2日与边疆区委员会(阿尔泰边疆区立法会议的新名称)选举一起进行,后来决定在3月26日与俄联邦总统选举同时进行。议会代表们解释,改期选举是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实际上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各地区普遍做出的这种决定,有利于现任边疆区首脑,使他的竞争者面临选择:或者同时开展两种竞选运动,或者完全放弃竞选行政长官的奢望。况且在1999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一贯反对苏里科夫的政治派别遭到失败。因此,紧接着国家杜马选举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将会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惯性心理支配,下意识地参照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进行投票。2000年行政长官选举前的政治力量对比情况是:没有一个能与苏里科夫相匹敌的竞选对手。像过去一样,在这次竞选运动中,俄联邦当局没有对任何一个右翼候选人寄予希望,也没有对其进行全力支持。实质上,克里姆林宫是在默许左翼实用主义者苏里科夫再留任四年。这种态度是完全与后叶利钦时期的克里姆林宫与共产党人之间建立某种伙伴关系的可能性相协调的,这已明显地表现在新一届国家杜马最初阶段的工作中。行政长官本人在竞选刚刚开始时,不顾地方共产党人的批评,以谨慎的方式表达了对普京的支持。这能让人们推测到,在克里姆林宫和现任行政长官之间或许已实现妥协。

　　由于这一切的结果,产生了一种对后苏联的俄罗斯来说本质上全新的政治现象的可能性,即在俄罗斯总统中左翼候选人和较大地区行政长官左翼候选人之间的暗中相互支持。这种政治现象的实际存在说明一种实质上新型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在俄罗斯整体层次上还是在它的一些地区层次上都已形成。这种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的全面非意识形态化、非政党化,实用主义原则至上。这种政治体制的变化,一方面能引起作为民主构成部分的政治多元化的拥护者的激烈抨击;另一方面在程序上可使俄罗斯各级政权之间的协同动作更有成效。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把阿尔泰边疆区行政长官选举看作是俄罗斯新型政治体制的一个模式的原因,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地方政治的范畴。

　　与行政长官选举同时进行的新一届边疆区立法会议的选举对边疆区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也有不小的影响。

　　在以前的立法会议中,由共产党人和农业党人组织的争取真正的人民主权运动(农业党人的影响更大)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占50席中的26席)。除此之外,还有企业家的议会党团(占11席),它与任何党派都没有联系,是由边疆区企业家团体的代表组成的。这两个集团是2000年竞选运动中的主角。争取真正的人民主权运动在几乎所有的选区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边疆区企业家团体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几年前,为使自己的议会党团拥有更广泛的基础,企业家团体建立了边疆区企业家联合会。它对俄联邦企业家联合会持批评态度,并特意表现出独立自主开展活动的特色。但在2000年选举中,企业家议会代表候选人第一次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作为边疆区社会团体的代表被选入边疆区议会。这提高了他们行动的总体协调性和成功的可能性。应该注意到,企业家联合会反对农业党人—共产党人运动,无论如何也不会沦为边疆区行政当局的反对派(它由左派形成)。但与此相反,恰恰是企业家议会党团在1999年提议将边疆区行政长官选举和议会选举同时举行,这对苏里科夫是极为有利的。这样一来,尽管企业家们以争取真正的人民主权运动的反对者身份出现在选举中,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反对边疆区政权。

　　苏里科夫使精英分子恢复团结的客观结果是:一些政治派别的努力不是为了执掌政权,而是为了有资格使行政长官倾听自己的意见。在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有所表现的联邦政党中没有一个(除俄共和俄农业党之外)广泛参与此次边疆区选举的。亚博卢集团在边疆区的基层组织参加了本次边疆区选举活动,但积极性不高,只在几个选区推出了候选人,这对整个边疆区范围内的选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他党派和团体基本上成了本次选举的旁观者。进步力量联盟 和祖国党分别只推出一两名候选人。无论是“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的边疆区分部,还是与出生于阿尔泰边疆区的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关系密切的边疆区“团结”运动都没有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仅限于对一些独立候选人给予支持。统一党的立场在这里很能说明问题,它于2000年1月设立的边疆区分部(在总统代表Н·舒巴领导下),实际上把全部力量都投到了支持普京的总统竞选上。无论是边疆区行政长官选举还是议会代表选举,统一党都无意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现,联邦的右翼和中间派政治势力实际上都没有对这个俄罗斯最大的地区之一的本届选举产生大范围的影响,本次选举完全由地方的权势和利益集团所操纵。这一点不能不对阿尔泰边疆区政治体制的未来变化发生影响。对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结果现分析如下。联邦的右翼和中间派政党都没有找到能对阿尔泰边疆区政权的两个分支机构产生有效影响的方法和途径。

　　实质上,边疆区在选举中是自行其是的。在这种形势下,边疆区政权机关在协调选举程序及其后的议会工作程序方面的作用迅速增强。由于边疆区当局的反对派没有形成全边疆区的统一力量,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选举结果都同样会对边疆区当局有利。此外,2000年议会选举时各党派的政治力量对比明显对边疆区行政当局有利。由于企业家议会党团在边疆区委员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行政当局有可能在两个同样倾向于自己的议会党团之间进行选择与平衡,可以摆脱在上届议会中存在的那种必须与农业党人—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处境。

　　估计阿尔泰边疆区这次议会选举的最主要的中期结果是:这个联邦主体的政治体制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边疆区最大的两个利益集团(分别由农业党人和企业家组成)之间的竞争取代了不同党派、不同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竞争,成为阿尔泰边疆区政治体制的基础,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了。在这种形势下,是社会和精英分子内部的利益集团分化,而不是意识形态分化,成为边疆区政治进程的推动力量。政党政治可以被利益集团政治取代。不过,这种政治局面与俄罗斯整体政治进程中的明显的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完全相符。

小　　结

　　从社会与政权的相互关系类型来看,阿尔泰边疆区地区政治体制属于俄罗斯模式的议会民主制,但与全俄相比,在公民对政权的作用和影响方面受到更多体制上的先决条件的制约。从阿尔泰地区现政权的内部组织结构来看,由利益集团政治取代政党政治的趋势明显,精英分子重新团结在边疆区行政长官周围。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边疆区执行权力机构对地区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强,尽管边疆区议会仍握有广泛的监督权力。此外,边疆区和各个自治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具有建设性和相互信赖的特点。

　　(本文参考了《俄罗斯的立宪主义:地区的政治制度》,莫斯科,2000年;董晓阳的《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刘伟东]

　　[作者简介]初智勇(1973-),男,山东文登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