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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当选总统半年来，其发展战略与内外政策日趋明朗化，7月发表的题为《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的国情咨文和《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以及近两个月有关的其他文件和活动，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和认识的可能性。本文有所侧重地谈几点看法。

　　一、普京是一位视野开阔、使命感强、老成干练、手段不凡的政治人物。他上台以来政绩斐然，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短时间内营造了一个较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是他得以较顺利地着手整治国家、开展多方面外交的基本条件。

　　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比较冷静、客观，对苏联和俄罗斯历史做了较全面评估，对俄当前经济形势好转保持低调但对未来颇有信心，所有战略决策无不围绕俄国家利益运作，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务实性、时代意识和深邃目光。

　　他处理车臣危机知难而进，对工业金融寡头们持防范态度并力加制约，在强化联邦中央权力遇到地方主义抵制时沉着应对，坚持组建7个联邦区，并于9月1日签署命令宣布成立联邦国务委员会，以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这些表现了他的坚韧和顽强。

　　他对叶利钦的个人体面尽量顾全，但批评叶利钦时期的错误和劣迹却毫不含糊。他继承叶利钦开创的’民主与改革事业”的框架和做对了的一些东西(包括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批判和否定的方面更多更突出。这表明他能在轻重兼顾中着眼大局。

　　他称赞俄共是俄惟一“形成了体系的党”，表示“尊重”；同时又设法弱化俄共的影响，正在酝酿修改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放弃选举按比例制度，实行单席位选区的多数制选举，将对俄共大为不利。他对普里马科夫曾竭力予以孤立、打击，致使老普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期间败阵；后来又设法借助老普的经验和社会影响，6月出访西欧时还偕其同行，引起美国关注。这表明了他政治上善用两手。

　　今年俄是多事之秋，地铁通道爆炸、“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 没、中央电视塔着火等灾难一桩接着一桩，面对困境，普京把握大局，身临一线，对核潜艇事件承担责任，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想借此制造事端、捞取政治资本或谋取集团利益的人”，及时化解群众怨愤，从而保持了政局稳定和个人威望。这表明了他具有处变不惊、力挽狂澜的本事。

　　俄国势衰颓，外侮强劲，普京从长计议，仍决心大幅度裁军，计划2001年至2003年裁军35万人；针对军内就发展战略核武器问题上的争执，他作出了根据俄经济实力行事的原则决定。他出席八国首脑会议时，西方不无歧视，但他不卑不亢，保持尊严。他于9月初出访日本，明确表示俄不会交出北方四岛，却又强调要发展俄日“新的伙伴关系”，力求得到日方经济援助。这些都表明了他的不凡的策略手段。

　　普京毕竟尚欠经验。他在表态“可以加入北约”、仓促处理寡头古辛斯基等方面出现疏漏，面对核潜艇沉没的突发事件也显得有些被动。但总的来看，他是俄众望所归，民意测验对他的支持率总是保持在70%左右这样的高度。他出席八国首脑会议时曾获得“良好印象”，认为他“表现自信、成熟”，“立场鲜明，又很谨慎”。当然，西方并不中意普京，在核潜艇事件发生时推波助澜、落井下石，肆意中伤和贬斥普京，便是最新佐证。

　　二、普京内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强调务实和创新。经过半年的观察，我觉得还是可以作这样的概括：普京对内是要强化政权体系，实施法律专制，维护联邦统一，整顿全国秩序，团结社会力量，协调党派关系，调动科技潜力，健全市场并加强宏观调控，扩大外经联系，在保持政局稳定的条件下尽快将经济搞上去。对外是要更新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调整外交政策，提高核遏制潜力，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增强大国地位，反对单极世界、推进多极化发展。贯穿普京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强国 富民为使命，以民族精神为动力，以强有力政权依托，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团结全社会为手段，以历史教训为借镜，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道路为方向，以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为条件，以重振大国地位为目标。普京继承和发展了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期间推行的路线和政策，也汲取了包括俄共在内的其他政治组织的一些合理主张，对俄国内当前的三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采取融合共性的做法。从中可以看出普京的路线与当年普里马科夫的路线之间有着某种衔接性和继承性。这并不是受什么“主义”支配，而是俄罗斯的国情和 利益使然。

　　三、普京的治国举措开始遇阻，乃势所难免。他在国情咨文中指责说：“中央与地方、地区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经常进行竞争，争夺权力。在这场自相残杀的较量中，一些人袖手旁观，因为无序和胡作非为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利用国家的软弱谋取私利。某些人甚至希望今后仍保持这种局面。”他强调俄政权“必须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同时承认“达到这一目的有多么困难”。他从强化中央政权着手来治理国家，其举措迅即遇到麻烦，阻力来自工业金融寡头和“地方精英”。他疏远并设法整治工业金融寡头，拿媒体一霸“桥”公司老板古 辛斯基开刀，进展颇不顺利。他加强对地方主体控制的修改方案，在联邦委员会一度未获通过。核潜艇事件发生后，一些金融寡头曾对他施加压力，试图逼其更弦易辙。车臣形势比预想的要严峻得多，至今尚有2000名非法武装分子在顽抗，此事延宕过久或最终只能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都将使普京失分。西方国家给俄经济援助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要普京以政治上的更大让步为代价。可见，尽管普京满怀治国壮志，但实施起来步履维艰。

　　四、普京迫需建立新的政党体系，以构筑政权支柱。俄罗斯多党制发育不良，叶利钦的教训之一便是没 有明确而稳定的政党观，其本人也缺乏政党支柱。如今团结党正试图变成政权党，一些党如“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统一和谐党”等已加入其中。团结党笼络其他中、右政党，在国家杜马中的比重超过俄共及其支持者，已占据相对优势地位。普京曾在“团结”全俄政治运动成立大会上呼吁建立有效的多党制，说俄“所缺少的就是能够把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有威望的、形成了体系的党”，并认为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可以实行有两三个或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他在国情咨文中又强调指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当局之间的 固定联系”；说强有力的政权体系希望有强劲的对手，“只有通过政治竞争，才能就我国的发展进行严肃的对话”；称俄“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他提出起草政党和政党活动法的必要性业已成熟，要求国家杜马更加积极地加快这部法律的制定。

　　普京对俄共采取借重与遏制并举的政策，与俄共有条件合作，又逐渐弱化俄共。俄共仍是国家杜马第一大议会党团，实属不易；但已不再能左右局面。俄共反对照搬西方模式，同时也不再坚持原先苏联模式，据此进行 了政策调整。俄罗斯内外不乏指责俄共社会民主党化的声音，其实有失公允。列宁说得好：“判断一个政党，决不能根据它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的行动。”(《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7页)右翼势力将俄共与当年的苏共等量齐观，极“左”势力则谴责俄共政策变异，致使俄共两面受压，且内部逐渐分化。普京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增加退休养老金，又在一些方面采取与俄共合作态度，甚至将俄共的一些合理主张拿去，结果在总统选举中从俄共候选人那里夺走了10—15%的选票。今后，普京当局工作愈有成效，俄共处境就愈被动，这样下去， 俄共的社会基础可能还要受到削弱。我们不能以是否马上赢得政权来衡量俄共的成败。只要俄共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行事，讲究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必定还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五、普京对俄经济呈现好转原因，持较为审慎态度。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比前一年增长3·2%，工业生产增长8·1%。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7·3%，初步估计全年增幅将在5·5%的水平上。对此，普京态度冷静。他在国情咨文中说，乍看上去，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错，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投资和税收都在增长，但是就像1997年的复苏一样，经济增长还处在危险的边缘。目前的增长与经济机制改革关系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良好的国际市场行情造成的。国内许多企业主要靠卢布贬值、能源费降低、拖欠及易货而生存。经济侧重于原料生产的特点依然存在。预算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源价格的变化。普京还忧心忡忡地表示，俄“将在越来越面向新技术、新经济及知识和技术经济的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可见，普京对俄经济复苏并未盲目乐观。俄经济欲达到持续增长，需解决诸多老大难问题，普京的说法是“高税收、官僚胡作非为及犯罪猖獗是阻碍经济增长 的主要因素”，看来要在加速结构调整、消灭影子经济、加强银行和税收改革、制止资本外流、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克服金融和工业寡头势力干扰、增强独联体经济协作等方面下大力气。

　　六、普京批准的俄罗斯外交重点排序，体现其政策的实用主义。俄喜欢用“优先地位”之类的措辞来形容它的外交重点。其实，“优先”说泛了，等于无重点。俄外交构想中对外关系的排列次序是：独联体(首先是白俄罗斯)、欧洲国家(首先是英、德、意、法)、美国、亚洲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接着列举的是日本、东南亚、伊朗、朝鲜半岛、阿富汗等)、中东、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鉴于“欧洲情结”深厚，俄的外交重点仍在欧洲，与欧美关系中的欧洲因素亦在上升。俄称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其平衡性”，说“这是由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要求最合理地分配各个方面的努力”。这的确是事实。看来，这种外交“平衡”含有几个层次，实践起来就有相对性。欧亚相比，突出欧洲，兼顾亚洲，后者分量由以往过弱变成现在有所加重，从而适当保持平衡。“双头鹰”朝向欧洲的眼睛总是要睁得大些。在亚洲，又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保持平衡。在朝鲜半岛，与朝韩的关系逐渐摆平。俄外交政策构想中强调指 出，亚洲局势健康化对俄“具有原则性意义”，宣称工作重点是“确保俄罗斯平等参加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有的报刊渲染“西方担心普京谋求恢复反西方集团，建立俄、中、印轴心”，纯属编造。

　　七、普京将外交构想变成现实，最大难点在俄美关系。普京提出的外交政策新原则，“新”在反复强调的“内部的目标高于外部的目标”。所谓内部目标，主要是发展经济。在他看来，俄“一个严重问题仍是经济上衰弱”，“俄罗斯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将我们推入第三世界的行列”。他提出，俄“惟一现实的选择是 做一个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这里面矛盾困难重重。既要重振大国地位，又只能量力参与国际事务；既要把切实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经济利益，确定为俄外交家的法则，又不能不在西方压力之下以必要的政治让步换取经济好处；既要谋求进取，即所谓“那些被其他国家称为至关重要的利益范围的地区，对俄罗斯有同样的意义”，又缺乏足够的实力后盾。普京频频出访，为的是扩大影响、增强地位、塑造形象，主要着眼于经济，寻求理解、支持与合作。他一方面反问道：“如果我们的顺利发展要一次次地依靠国际贷款和世界经济领袖们的恩典， 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存在下去呢?”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指望西方大国提供资金。普京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会晤，争取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大国”，意在经济上增益，但此次未达目的。西方大国对俄的条件是“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遵循民主准则”。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一贯采取“弱化”和“挤压”方针，即弱化其综合国力，挤压其战略空间。对此，大国自尊心极强的俄新领导人非抵制不可，但经济上又有求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矛盾状况和复杂心理，决定了普京今后在同美国等西方大国打交道中，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对策，抗争不容过头，妥协不失体面。美国总统推迟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与俄的抗争有关。普京还在联合国千年峰会期间与克林顿就实施战略稳定合作倡议发表联合声明。俄有的报刊笼统宣称“俄罗斯进入反西方时期”，并不确切。

　　八、普京对华政策日趋务实，两国关系大跨度发展需征服一定难度。普京上台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发展，两国领导人保持接触的机制在顺利运行。中俄两国平等相待、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政治关系，堪称大国关系的榜样。俄外交构想中称，俄中“对国际政治的关键问题原则性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地区稳定和全球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俄将努力发展与中国在各方面的互利合作，“主要任务仍是进行与政治关系水平相符的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可见，普京对华政策的务实标志是加强经贸关系。双方都在谋求这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经贸关系直接影响政治关系，两国关系发展和任何滞缓，从战略上讲对双方都不利。普京和俄当局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与我国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反对单极世界、推进世界多极化，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等，这些对于加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针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俄外交构想中采用“新形式”的外部侵略这一措辞，比较恰当。我国报刊上有时出现“新霸权主义”概念，这在理论上不够严谨。霸权主义实质未变，表现形式可以翻新。

　　九、普京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但称“普京时代”为时尚早。普京在俄转折时期上台，执政方数月，许多事情还有待观察。国内不少报刊称谓“普京时代”，这是与“叶利钦时代”相比较而言，也体现了对俄新一代领导人的厚望，合乎情理，但总不及“普京新时期”提法为妥。也有文章说，普京“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过渡性人物”，理由是他面临车臣问题、经济问题以及与西方关系问题的挑战，在劫难逃，“摆脱叶利钦同样命运的可能性很小”。此说固属新鲜，但值得商榷。如果说“昙花一现”指普京在任期内被迫下台，那除非俄罗斯像苏联一样解体，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从4年后换届不再连任总统这个意义上界定，那么谁都可能算作“过渡性人物”。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经历的过程大致可用“破、乱、治、兴”四个字概括。叶利钦“破”了原先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尽管也有他的成功之处，但造成了延续8年的“乱”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普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治”，在他任期4年内，要办的大事就是治理，尽管“治”中有“兴”。如果普京在2004年连任总统，甚至将任期改为7年，那么这个“兴”便有望在普京手里逐步兑现，从而形成一个使俄罗斯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普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