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俄罗斯经济便陷入了困境，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更加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困境，不仅实现了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逐步恢复了其在世界经济的大国影响力。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反差?我们的观点认为正是普京的威权治国模式才使得俄罗斯经

关键词：威权治理；宪政治理；俄罗斯；经济转轨；威权主义；普京新政

作者简介：

(朱兴龙：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刘文革：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俄罗斯经济便陷入了困境，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更加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困境，不仅实现了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逐步恢复了其在世界经济的大国影响力。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反差?我们的观点认为正是普京的威权治国模式才使得俄罗斯经济重新崛起。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威权治理的成功经验，反衬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宪政治理的弊端与缺陷，从而得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必须保证国家的权威，即实行威权治理。而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必须适时由威权治理向宪政治理转轨。

　　[关键词] 威权治理；宪政治理；俄罗斯；经济转轨；威权主义；普京新政

　　[中图分类号] F151. 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3969/.j issn. 1003-7411. 2010. 04. 014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0)04-0105-(7)

　　[收稿日期] 2010-03-31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研究”(NCET-081-0854)

　　[作者简介] 朱兴龙(1981- )，男，黑龙江绥化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文革(1966- )，男，黑龙江龙江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引言：俄罗斯经济改革过程的梳理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改革阶段；第二阶段(1991~1998年)经济转型阶段；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经济稳定与恢复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使前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一是从计划向市场的经济制度转型，二是经济转型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三阶段是制度体系稳定与经济恢复阶段，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保证国家的权威性。这一时期实现了社会局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经济改革分别是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的，两位领导人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使经济达到预期的增长，反而造成了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经济的持续低迷。从戈尔巴乔夫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俄罗斯的经济便陷入了持续衰退的困境，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更加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直到普京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从1999~2007年连续9年持续快速增长，国家经济面貌焕然一新。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国家总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在1999~2007年的9年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了62. 6%，年均增长6. 9%，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平均4. 7%的增长速度[1]。在1999~2007年俄罗斯预算连年盈余，通货膨胀逐年下降，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截至2008年2月1日，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已达到4 845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另外，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国家财力的壮大，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失业率和贫困水平明显下降。苏联解体和“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经济改革使得俄罗斯居民收入平均下降了50% ~60%。按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估算，1992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0% ~70%。1999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居民收入逐年增长，2000~2007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150%。同时，失业率和贫困水平均下降了50%。

　　通过以上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轨迹的梳理，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疑问：同一个国家为什么在不同的领导人执政下经济发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是什么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失败，而使普京的改革能够走向成功，使经济走出困境，重新崛起?这就是本文所要解开的一个谜团。本文的中心论点：俄罗斯经济能够重新崛起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即普京新政的治国模式——从宪政治理转向威权治理。[3]

二、对“威权主义”的界定与分析

　　“威权主义”即威权政治，也称之为“权威主义”，英文均是authoritarianism，近年来，学术界都译成为“威权主义”。这主要是为了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相对应。[4]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沃格林(Eric Voegelin)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战后出现了研究现代化及威权主义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里，人们习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大类别：即民主政体、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5]

　　本文所谈到的“威权主义”的实质是政治上相对集权，但有别于“极权主义”，它不是专政也不是独裁。与很多学者所提出“可控民主”本质趋同。“可控民主”是一种威权主义导向的民主，其核心在于“威权”而不在于“民主”，是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例如俄罗斯《独立报》主编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认为，“可控民主”不是专政，不是独裁。它是一种威权主义的、原始民主主义的政权类型。[6]这和本文的看法相近，但笔者认为用“威权主义”更能体现普京新政的核心思想，普京的治国方略实质上就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治理模式。

三、威权治理的案例分析

　　在20世纪里几乎所有取得经济上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具有威权发展模式的特征，即国家的权威性保证了政府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打破贫困陷阱、启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都建立了威权发展模式，或者说有良好经济推动能力的威权政府。1997年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一书所确定并大加推崇的7个发展中“奇迹”经济体，都在其二战后的历史中表现出某种专制(Authoritarian)或“半专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点。例如，泰国在70年代中期的“民主开放”以前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军人统治。80年代出现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党制统治下，军人政治已演变为制度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自独立以来，其政治权力很长时间被垄断在一个政党(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或由一些党派构成的联合阵线(如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的手中。

　　发展中国家的威权治理模式一般都源于经济危机(包括经济发展停滞)及其引起的社会混乱。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般比较脆弱，需要快速而大规模地动用各种资源，威权治理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Adrian Leftwich(2005)指出，“民主和发展需要不同的，彼此难以兼容的制度条件：经济发展(积累与变革)和民主化(包容与妥协)所需要的制度特征显得南辕北辙，民主政体很难采取改善财富结构不平等状况的激进措施。”[7]此时威权治理更能满足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积累与变革。正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了新权威主义政权，推行威权治理模式，因此取得了经济的迅猛增长。

表1　推行威权治理的典型国家及时间

国别	推行威权治理的时间(年)
韩国	1961
阿根廷	1966；1976
智利	1973
乌拉圭	1973
秘鲁	1968
墨西哥	1930
巴西	1964
新加坡	1965
印度尼西亚	/
西班牙	1935
葡萄牙	1927

　　下面我们以韩国为例进行分析。纵观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韩国经济的崛起完全得益于国家的威权治理。在1910~1945年，韩国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后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带来了破坏和分裂。与拥有重工业和丰富自然资源的朝鲜相比，以农业为基础的韩国前途暗淡。韩国在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3美元，比当时的印度还低，失业人数近200万，占总劳动人口的20%。当时韩国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1961年，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上台。他的政权是典型的威权发展模式的政府，有强烈的在政府指导下刺激经济增长的愿望。他们建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发展战略集中在培养出口竞争力、争取外国贷款和引进技术上，韩国的工业化是在与朝鲜的严重对峙和对内民主压制下完成的，其特点是国家高度集权，保证了政府的权威性与有效性。通过高度的干预性政策，韩国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成为最成功的追赶者之一。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韩国并没有继续实行国家的威权治理政策，而是适时的采取了由威权治理向宪政治理的转轨。正是这种适时的转轨保证了经济发展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到1995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 500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0 000美元大关。而东亚许多威权主义经济体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步入发展瓶颈。Nguyen ThanhHuyen(2004)分析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过程。她认为，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动员”，从而产生了民主政治的两个必要驱动力：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威权治理带来的经济增长为民主化做好准备。这个过程可以用下图的逻辑结构进行描述。

　　资料来源：改编自Nguyen ThiThanhHuyen (2004)。

　　通过分析表1所列国家的特点可以发现，在实施威权治理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陷入困境，社会出现动荡。这时推行威权治理首先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性，国家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次国家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威整合现有的资源，在政府指导下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增长便会推动社会转型，其中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完善又进而推动了国家政治文化的趋同和社会结构的重构。政治文化的趋同是指有利于民主制度形成的社会形态的趋同，例如，公民对国家制度的妥协、公民的平等参与等。社会结构的重构则意味着权力从旧阶层向新阶层的转移，公民社会的崛起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为民主的建立和持续奠定了基础。从威权治理向民主制度成功过渡的这一逻辑过程在韩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很难有效引进民主，因为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也相当薄弱。然而，威权治理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进而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为80年代后期韩国适时退出威权治理，转向宪政民主治理奠定了基础。

四、普京新政——威权治理模式的表现

　　在苏联刚解体时，俄罗斯正处于经济持续衰退的困境，各个行业均呈现出混乱的状态。这时必须保证国家的权威，以使国家在各个领域能够充分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而俄罗斯却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国家的权威，进行制度移植，实施“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不仅没有使俄罗斯摆脱经济衰退的困扰，反而更加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普京上台后，采取了威权治理的治国模式，从而使俄罗斯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对比韩国与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轨迹，我们发现，他们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俄罗斯在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就放弃威权，推行宪政治理。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经济的持续衰退后，又转变国家治理模式，变宪政治理为威权治理，可以说俄罗斯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做的结果是，从1990年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不增反降，陷入经济持续衰退的困境。直到1999年普京上台以后，转变国家治理模式，变宪政治理为威权治理，俄罗斯的经济才重新崛起，其经济的“V”型增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见图1)。

图1　1990~2007年俄罗斯GDP折线图(单位：百万美元)

　　东亚经济的成功经验证明，威权治理模式是落后经济体赶超战略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俄罗斯也不应该例外。普京上台后转变国家治理模式，这不是普京个人意志的显现，而是符合俄罗斯历史、国情、民意的现实选择。我们可以通过普京采取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中，揭示出普京新政威权治理模式的表现形式。

　　1·加强中央集权

　　实施“威权治理”需要加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中央权力。普京上台以后，围绕“振兴俄罗斯”、“重塑强国”的目标推动联邦制度改革。普京政府通过总统令和立法的形式，加强联邦中央和总统集权，形成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空间，建立统一的国家垂直政权体系，通过中央集权，使俄罗斯联邦中央的权力协调能力和控制能力显著增强，政治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总统和政府的变化。

　　加强中央集权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调节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结构。普京认为，要复兴俄罗斯，必须加强联邦中央对联邦主体的控制。2000年5月，普京正式就任总统后，按照地域原则建立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成的7个边疆区，并在每一个边疆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即在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增加一个监督管理机构，通过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直接管理联邦区内事务，以此保障总统履行其宪法职能，提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效率，完善对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8]。

　　2·整肃寡头，结束寡头政治

　　普京上台之后，坚决打击了金融寡头扰政，加强了国家权力。金融寡头集团干预政治、操纵政府的做法是与普京建设强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思想和治国理念相违背的。普京坚决打压那些扰政的金融寡头，将他们从政治领域中清除出去。普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金融寡头的制约行动后，金融寡头们及其领导下的金融工业集团大都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国家权力得到了加强。1999年前的两年里，问任何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是谁在统治俄罗斯?就会得到几乎同样的答案：别列佐夫斯基和“寡头们”在“统治”着俄罗斯!而现在再提出相同的问题，答案就不同了。俄罗斯人会说。是他们的总统在统治俄罗斯[9]。

　　3·加大国家对战略性资源及重要经济部门

　　的控制，取得威权治理的强大物质基础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威，必须要保有对资源的控制，如果这些资源的配置全都市场化了，国家将失去维持“社会契约”①的必要手段。威权主义能够在东亚各国大行其道，实际上正是这种关系在发挥作用。

　　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使俄罗斯的大部分国有资产落到了金融寡头手中。到2004年，俄罗斯政府控制的石油公司仅占石油工业的7%，石油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15%。为了加大国家对战略性资源及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普京决定对石油、天然气等重要战略资源实施严格的控制。截至2008年初，在普京“威权治理”模式的运作下，国家已经掌握了俄罗斯能源产量的50%和石油产量的67%，并有效控制了所有石油公司。仅由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就掌握了全俄罗斯石油产量的1/3和天然气生产的90%。2006年俄罗斯国家控股的公司占29. 6%，在2007年年初这一比例达到35. 1%，2008年初这一比例已经增至40% ~45%，预计到2009年年底这一比例有可能还要增加9% ~10%。[10]俄罗斯政府在能源、军工、飞机制造、重型机械、汽车制造、核能、矿业开采、海洋运输、航空运输、银行、造船等几乎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起了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

　　4·培育强力集团

　　普京为了加强“威权治理”，不断培育强力集团②，正是强力集团经过重新的力量整合后，全力辅佐普京，才形成了普京对于其他势力集团的绝对优势地位，强力集团对于普京政权起着关键作用。普京为了扶植强力集团，逐年加大对强力部门的财力投入，同时不仅提拔了大量的有强力部门背景的人进入了高层领导层，而且对国家的重要企业也安插了许多强力集团的骨干进行控制。例如：“同2003年相比，在2004年的联邦预算非利息支出中，对强力部门的支出比重从30. 5%上升到31. 8%。2005年预算中强力部门的开支(国防、维护稳定和国家安全)达9 264亿卢布，超出所有社会性开支的一倍还多。”[11]

　　通过对强力集团的扶植，目前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核燃料、钻石、武器、航空以及运输等战略性企业均被强力集团所控制。正是因为强力集团构筑了普京新政的支撑点，普京的威权治理才能立稳脚跟。

　　5·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改革是普京威权治理的又一表现，普京认为，构筑高素质与高效能的行政体系是解决俄罗斯国家能力弱化的关键一环。具体措施包括：“(1)设立联邦区，用以强化总统对联邦主体的集中领导；(2)改变联邦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这可以使地方官员的影响力大大减弱，无法对中央决策的实施以及重要联邦法律的通过形成压力；(3)建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法律监督机制。”6·组建政党型组织

　　“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政党的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不安定”。[12]在转型的俄罗斯社会里，政党建设一直是政府中主导力量的薄弱环节。因此，组建具有影响力的政党是普京政府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在2007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由普京亲自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如愿获得议会2/3以上宪法多数席位，俄罗斯国家杜马中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最终被确立。强大政党的组建是普京威权治理模式表现的鲜明写照。

　　通过对普京新政特点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普京的治国模式定义为“威权治理”。③所谓“威权治理”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一个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在目前阶段这个控制者显然只能是普京。普京新政的一个核心就是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即从叶利钦时代的宪政治理转向普京时代的威权治理。

五、结论

　　对比普京的“威权治理”与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我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即在国家发展与改革中必须保证“国家权威”，保证国家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保证国家对战略性企业的控制权等。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法制的完善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长时期内，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是实现稳定过渡所必需的，否则就会发生政治混乱，制约经济发展。二战后东亚国家和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均是很好的例证。战后，东亚新独立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移植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希望尽快摆脱落后状态，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其中，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实行了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菲律宾实行了美国的总统制；韩国也先后实行过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但遗憾的是，这种民主却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它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政治动荡和混乱。解体后的俄罗斯经历了几乎同样的发展轨迹，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实施“休克疗法”，以期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结果同样造成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经济持续衰退。

　　通过对东亚“威权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及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教训，我们得出结论，在经济发展初期，必须保证国家的权威，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时候，如果放弃威权治理，而采取民主治理，常常会产生民粹倾向，④民粹倾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经济发展初期一定的威权可以克服这种民粹倾向，也可以增强决策和执行力，从而启动经济发展。东亚和拉美均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在俄罗斯，改革者在转型初期没有去加强和重建国家制度，而是将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置于重建国家能力目标之上。今天看起来，这几乎是一个与中国渐进改革相反的顺序。在中国，国家制度和政府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推行和维持财政分权的进程中，也意识到改善国家能力、加强中央权威对确保政治稳定和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与发展能力的必要性。正是这种国家治理模式上的差异导致了中俄转轨绩效的强烈反差。

　　“对于一个落后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要想发展经济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此项重任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13]

　　综上所述，普京之路和中国及东亚一些国家实行的治国之路是一样的，即“威权治理”。正是普京的威权治国之路使俄罗斯如涅槃重生，不仅实现了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逐步恢复了其在世界经济的大国影响力，成为举世瞩目的“金砖四国”之一。而俄罗斯最初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反其道而行之，它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率先建立了民主制，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严重的混乱。叶利钦时期的教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二战后的东亚国家及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也充分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权威的缺失会造成经济的混乱和衰败。李海英(2004)认为：“在中国近现代时期，国家权威明显的呈现出弱化状态。这种国家权威的缺失，使得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府无力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去专注投入早期经济发展的运作之中，从而造成中国早期经济衰败，延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14]

　　另一个结论是：威权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具有过渡性质。与民主制度不同，它不是所有国家都期望长期维持下去的体制，而是一个权宜之计。这个制度是特定国家在获得快速增长的关键历史时刻的工具，一旦达到预期的发展水平，就应该适时向宪政治理转轨。因此，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及东亚一些国家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必须考虑向宪政治理转轨，否则，威权治理这个体制就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东亚一些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逐渐走向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治理模式没有适时的从威权治理走向宪政治理。而韩国的成功经验则反向证明了这个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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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郭连成·普京时代俄罗斯转轨经济论析——兼论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发展走势[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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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许志新·当前普京“新政”的特点与走势[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2)·

　　[13]李海英·权威政治的缺失：中国早期现代化挫败之解析[J].社会科学论坛，2004，(7)·

　　注释：

　　①当国家不能再运用个人崇拜、意识形态等手段有效地动员、控制社会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成一种新的类型：政府和民众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各自向对方提供对方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也就是说，统治者向民众提供广泛稳定的福利，而民众因而同意支持统治者、现行制度及当局的政策。这样，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交换，一种双方公认的“契约”，把这种契约称作“社会契约”。

　　②这里所指的强力集团即是人们所熟知的“西罗维基”(俄语意为“强力集团”)，这个权力集团是以原克格勃成员为核心的政治团体。

　　③这个观点在学界可能没人提出，因为“威权治理”往往与“民主政体”形成对立面，出于各方面考虑，很多学者更喜欢用“可控民主”这个概念，但本文认为“威权治理”更能体现普京新政的强政府“特点。

　　④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不满。

　　〔责任编辑　赵东波〕

Adjustm ent to Direction ofRussian Econom ic Transition in Putin Time：
From ConstitutionalGovernance to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ZHU Xing-long1LIUWen-ge2

(1 Economics Schoo，l Nankai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2 Economics Schoo，l CentralUniversity of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SinceGorbachev reform，the Russian economy had been in trouble. Yeltsins' "shock therapy" even dragged the Russian economy into dire straits. AfterPutin，the Russian economy gradually wen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Russia not only achieve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argets，but also gradually restored its power in world economy. What is the cause for the huge gap? Our view is that it isPutins' Authority Governance pattern thatgivesbirth to theRussian economic resurgence. Thispaper takes the successfulexperience ofauthor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otherEastAsian countries as an example，in contrast to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ects of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Governance in Yeltsin 's Time，so as to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thatat the early stage of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mustbe ensured. That is，the implementation ofAuthorityGovernance. Whereasunder certain economic conditions，the timely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yGovernance to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is needed.

　　Key Words：Authority Governance；ConstitutionalGovernance；Russia；economic transition；Authoritarianism；Putin s'new 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