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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俄罗斯新政权一再陷入危机状态。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中央执行权力机构因积极推行激进改革政策，承受着来自议会、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的强烈谴责，尚未发育健全的俄罗斯民主政治机制则加剧了议会同政府的对立。我认为，1992年俄罗斯政治危机就是政策危机，确切地说，是政府经济改革政策危机在政治上的表现。

　　年初，俄罗斯政府以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为先导，采取“休克疗法”而全面放开物价的经济改革政策，造成了俄罗斯经济难以遏制的更加严重衰退。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治上的巨大反弹。围绕着继续实施或修正政府改革政策等问题，俄罗斯民主力量联盟分兵对垒，爆发了两次激烈的政治冲突。4月召开的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掀起了俄罗斯第一次政治危机的高潮。在这次人代会上，叶利钦一盖达尔的政府改革方针，遭到了曾是叶利钦政治盟友的、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 科伊为代表的议会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反对派指贵政府所奉行的改革政策“给俄罗斯带来了无以形容的灾难”，要求政府对现行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同时，反对派提出，俄罗斯第5次人代会所赋与总统的特别补充权限，其中包括总统有组阁、任命政府总理、部长和制订并监督执行内外方针政策的权力同俄罗斯宪法有悖，要求取消俄罗斯总统的这一特权。支持总统和政府力量针锋相对，表示坚持其经济改革政策的立场决不动摇，并认为在俄罗斯面临危机时刻，总统有必要在不要议会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行使管理政府和推行经济改革的特殊权力。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双方达成妥协，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支持俄罗斯联邦经济改革的宣言》和《俄罗斯新宪法草案的基本构想》，政府激进的改革政策在作了些许的调整之后被保留下来。“草案构想”则对总统和议会的权限划分作出了折中的、含混的解释，规定总统有权组阁，但任命总理和内阁部长需经议会同意；政府总理要向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解除不称职的内阁部长等。

　　4月的人代会说明了什么?如果说在苏联解体以前，俄罗斯国内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话，那么，在“民主”派执掌了政权以后，俄罗斯新政权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的焦点则是“政策之争”。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已成为影响俄罗斯政治局势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凌月人代会上出现的对政府改革政策和褒贬不一，议会同总统的权力争斗和相互的政治攻许，表明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大大激化了俄罗斯新政权的内部矛盾，曾经团结在叶利钦周围的民主力量联盟因“政策之争”开始瓦解。而且，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俄罗斯民主政治机制的缺陷也是引发俄罗斯政治冲突的一大隐患。议会与总统在权力问题上的喧嚷，从表面看，似乎充溢着一种民主气氛，但实质上却说明俄罗斯民主政治机制的屠弱：宪法与现存国家体制的矛盾、议会与总统权力结构的失衡和二者相互协调机制运转的失灵等等。民主政治机制的不健全势必会促使正在形成的利益集团对权力进行角逐。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所谓议会与总统的权力之争无非反映了对立双方“政策之争”的进一步加深。无论是强调总统特别补充权限的必要性，还是强调议会对政府控制的合法性，都意味着双方力图控制国家政策的决策与执行权力，进而能够对国家政策的取向施加各自的影响。

　　4月人代会以后，俄罗斯第一次政治危机以反对派退居守势的妥协方式很旗息鼓。然而在改革的政 策和政权治理形式上的分歧并未弥合。因此，俄罗斯在政治上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夏季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螺旋下降，政治危机在秋冬季节再次进发。

　　这一次政治危机无疑是春天危机的延续：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再度成为政治力量对抗的起因，对立双方的立场、斗争方式以及危机的发展过程同春天危机相比并无二致。但这次危机也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持激进的和温和立场的反对派组织同政府派形成势均力敌之势。阵容较强的反对派组织当属新崛起的、由自由俄罗斯人民党、俄 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民主党以及“民主中心”议会联盟等一些有影响的议会党团和青年组织组成的公民联盟。公民联盟的政治能量在于，它不仅在议会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它代表的是俄罗斯庞大的军工集团和国营大型工业企业的利益。对政府的改革政策，公民联盟采取温和的、“建设性”的反对立场、步步紧逼的进攻策略，今激进改革派频频寮额。而在议会中，坚定支持政府改革政策的力量只有，’民主俄罗斯”和“激进民主派”等为代表的、人数较少的议员党团。第二，对立双方的政策立场径谓分明。在春天 的危机中，反对派除了对政府改革政策进行批评外，没有提出相应的、系统而又明确的替代方案。这也是反对派退守的主要原因之一。从9月份开始，主要反对派力量公民联盟便积极酝酿策划自己的改革纲领。11月6日，公民联盟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反危机纲领”。该纲领提出了包括投资结构、信贷、银行和税收、私有化和社会以及对外关系的改革政策。其要旨是：把改革政策的熏心转向提高生产，对国营经济和非国营经济采取严格区别的态度，主张国家对陷入困顿的国营企业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实行倾斜性投资政策，冻结有关商品和能源的价格；恢复和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 能。公民联盟的纲领同政府实施的、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集中垄断，通过紧缩银根，控制对经营不善的国家企业的信贷投资，放开物价，快速地向并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政策有着原则的不同。公民联盟领导人强调，如果总统和政府不接受该“纲领”，那么在12月人代会上将失去公民联盟的支持。尽管叶利钦曾称政府的政策同公民联盟的纲领没有重大分歧，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巧妙地捍卫政府政策的手段而已。盖达尔则公然表示，在公民联盟的纲领中，某些论点是‘极其危险的”，政府不能接受。显然，在改革政策的基本的、原则 性问题上双方已难殆成共识。第三，危机的规模有所扩大。进入9月份翔后，俄罗斯的几个大城市不断出现反对或支持政府经济政策的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一些持各种立场的政治组织也加紧活动。比如，10月24日成立的、旋即被宣布取缔的“教国阵线”要求现政府下台，“民主俄罗斯”就解散人代会筹措征集签名活动……

　　12月，在反对派力主按期召开的第7次人代会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支持政府改革力量同议会反对派在总理人选问题上一度出现强烈的对抗，为此，会议形成了两项重要结果：政府总理易人，人 代会决定在1993年4月11日就新宪法基本原则举行全民公决。这项结果的产生既为俄罗斯担翔兑目前困境提供了契札又使俄罗斯社会仍然处于危机的阴影之中。俄罗斯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上台伊始，便提出对盖达尔的改革政策要进行“调整和补充”，这为俄罗斯走出“沼泽”的确带来了希望。不过这一契机因素的作用不能夸大。俄罗斯新政府政策的调整幅度有多大、能否奏效，仍然是个未知数。况且，诱发俄罗斯危机的诸多要素并未消除。这首先是指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并发症”几乎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痊愈。俄罗斯副总理绍欣称，俄罗斯摆脱危机的进程要持续到1995年。实际上由子国内财力的衰竭、货币体制的崩溃、生产的严重滑坡和经济机制的全面紊乱，以及西方援助的大部分无望兑现，实现新总理提出的在一年内稳定经济的目标非常困难。其次，头系到国内政局稳定的“修宪”问题被推迟到下次人代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冲突的隐患被暂时“冷冻”。在此期间，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势必会在这个问题上加紧准备展开新的一轮角逐。最后，持续已久的“政策之争”并未因新总理的上台而完结。某些政治力量对新总理已表明了各自的立场：一贯支持总统和政府方针的“民主俄罗斯”，认为新总理“是停止改革的象征”，表示将成为总统的反对派，持激进立场的“救国阵线”也反对新任总理，因为“他拥护政府的政策”，公民联盟则对新总理表示满意。因此，政治力量在政策问题上已出现重新组合的迹象，“政策之争”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有可能加剧。

　　因此，1993年俄罗斯政治危机将会再现。但危机过程不会长久地循环下去：俄罗斯政权要么在政治上经历若干冲突一妥协的危机过程后，对改革政策作出正确的抉择，从而摆脱困境，要么陷入“政策和权力之争”的旋涡，有限的经济能量和政治资源—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与期望、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与忍耐被消耗殆尽，那时，俄罗斯政治危机将会以非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