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发展道路”本身也是俄罗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有鉴于此，对俄罗斯“发展道路”概念的演变过程及本质涵义进行辨析，有助于加强中俄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

关键词：俄罗斯，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2009年6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金砖四国”已从一个经济学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力量。在当前形势下，四国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应该把握历史机遇，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于四国下一步合作，胡主席提出四点建议，其中第四点“提倡经验互鉴”尤其引人关注。胡主席认为：“我们四国都在实践中摸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发展经 验，彼此借鉴发展模式，在自愿基础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

　　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胡主席两次提到“发展道路”，并把相互交流发展经验作为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建议，这在正式的外交文献中尚属首次。落实这一重要思想，毫无疑问，首先应该明确“发展道路”概念本身的政治涵义，然后才能加强沟通与交流同时，“发展道路”本身也是俄罗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有鉴于此，对俄罗斯“发展道路”概念的演变过程及本质涵义进行辨析，有助于加强中俄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

苏联时期

　　苏联时期，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证是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基础。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谋求快速发展的理想主义是苏联剧变的政治根源之一，同时也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确立发展道路时引以为鉴的教训。

　　苏联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和历届苏共重大会议的文件及著名学者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都进行过多次划分和表述。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基本形成，所以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苏联不存在“发展道路”问题，而是需要确定“发展阶段”。而苏共正是对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估计错误，[1]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目标，使得发展的长远规划会变成空洞的口号，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和损失。这是苏联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2]

　　与“发展阶段”概念密切相连，苏联时期影响发展道路方向的重大理论前提是“时代”概念的确立。“时代”这个概念在苏共的政治辞典里占有特殊地位。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特点的阶段。苏共认为，弄清所处时代的特征，即弄清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对比、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这是执政党制定战略和重大政策的依据。苏共一直认为，苏联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资本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则是时代理论的具体化和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总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席卷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而且席卷了“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关系的各个方面”。与此相联系，苏联在对外政策上长期闭关锁国，在国内政策上则一直处于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中。长期以来，苏共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会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这直接导致苏联闭关锁国，拒绝对外开放，延误了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

　　有鉴于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认为自己走上了一条和平的、民主的、非帝国的发展道路。俄罗斯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社会进行武装对峙，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3]可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理论演变，使发展道路问题成为俄罗斯独立以后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核心政治问题。

叶利钦时代

　　叶利钦时代，“发展道路”是内涵复杂的政治概念，它与“政治转轨”的制度变迁及“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紧密相联。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导致俄罗斯发展道路 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俄罗斯存在于苏联国家框架内时，尚未完成独立的国家权力体制的构建。苏联解体后，政治转轨已经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启动的俄罗斯必须尽快建立完整而有效的国家政权体系来实现前所未有的自我管理。这种体系的构建受到苏维埃制度向三权分立宪政制度转轨的内在约束，有其独特的政治转轨规律。而这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

　　与此同时，政治转轨过程中伴随着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权限划分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治国理念和寻找不同发展道路的诉求。因此，伴随着这场叶利钦时代历史性大变革的是席卷全国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俄罗斯选择 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从更深的层次看，这场辩论还围绕俄罗斯民族国家属性和文明的归属问题而展开，即俄罗斯究竟应该纳人西方文明还是纳入东方文明，抑或俄罗斯应该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所有这些辩论归根到底集中为一个焦点：“俄罗斯究竟走向哪里?”即俄罗斯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应该选择哪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这些争论又或多或少地同俄罗斯历史上即19世纪中期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欧亚派有内在的联系。[4]

　　叶利钦时代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和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使得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充满了挑战。叶利钦自己也承认：“鉴于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和领土及资源的规模，俄罗斯不能不从全球角度、历史使命和对文明的作用来考虑问题。历史命运本身使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而且还要想到全世界，想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他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认定更多地还是从全球角度来考虑：“俄罗斯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仍是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积累发展民主的好经验。俄罗斯不仅将对此负责，而且还要按照新的文明秩序的要求不断变化，以便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5]

普京八年

　　普京八年，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俄罗斯加强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架构，并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发展道路”概念被赋予了明确的涵义。

　　叶利钦为普京八年留下了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基本框架：以中央与地方条约分权为主的联邦制度、以多党制为运作特点的政党制度、以议会党团为运行方式的议会制度、以全民普选为主的选举制度、以宪法法院为宪法审查机构的违宪审查制度、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体制。俄罗斯宪政制度改变了苏联时期“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然而，由于叶利钦时代的一系列政策失误，普京执政之初面临严峻的形势，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面临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普京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有步骤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俄罗斯从危机到复兴，从稳定到发展的成功跨越。普京政治发展道路的突出特点是加强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权威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是：普京的总统垂直权力体系基本确立，确保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以普京为首的政治团队，精英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基本形成；权力和资本的政治主从关系发生变化，国家政权与私人资本之间的政治互动方式基本明确，但潜在危险犹存；恢复国家作用与强化俄罗斯官僚制度之间呈现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政治局面。普京自己认为，他执政八年间，俄罗斯都在为建立稳固而有效的政治体系而努力，最终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国、一个不容忽视并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并以此面貌重返世界舞台。[6]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普京八年的治理绩效直接影响了民意的发展变化。俄罗斯民众和精英普遍认为，普京的方针路线适合俄罗斯国情，俄罗斯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 实现重新崛起的发展道路。2007年12月31日，普京发表新年贺辞明确表示，坚信俄罗斯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通向成功的正确道路。2008年2月8日，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2020年前远景战略，实际上是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个选择对全社会都至关重要。俄罗斯面临为国家发展的下一个全新阶段有效运用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资金的任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唯一现实的选择。[7]普京赋予了俄罗斯发展道路明确的涵义，这就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2008年5月7日，普京在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再次明确表示：现在对于俄罗斯而言，极其重要的是继续奉行已经采取并且证明是正确的国家发展方针。对于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捍卫并继续维护国家统一，继续保持发展战略与民族精神的统一至关重要。

“梅普组合”时期

　　“梅普组合”时期，普京八年形成的发展道路得到了继承。“发展道路的继承性”是发展道路概念的外延性表现。

　　普京执政八年中俄罗斯形成的发展道路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普京本人也认为俄罗斯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实现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发展道路。因此，普京将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与2008年总统选举的战略性任务定位为继承这条发展道路。“继承性”的要求促使了“普京计划”的诞生。在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纲领——“普京计划”对该党大获全胜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继续对俄罗斯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普京计划”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俄罗斯中期历史发展前景内的治国理念与战略规划，也标志着普京道路的延续。

　　2008年的俄格战争及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产生了不利影响。“梅普组合”对此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全力确保民生，同时强调发展目标不变。在2008年11月20日的“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梅普组合”已经为治理金融危机定下了基本的政策基调。普京表示，一方面，尽管俄罗斯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俄罗斯发展绝不会放弃既定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普京指出，“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前景，直接取决于现在如何解决国家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通过“梅普组合”的努力，俄罗斯尽管在初期应对金融危机时出现了政策失误，但随后所采取的消除不利影响的基本政治策略取得了积极效果，鼓舞了民众的信心，并积极谋求到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在梅德韦杰夫总统2009年5月12日批准的《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 斯自信地宣称：“在俄罗斯已克服20世纪末系统性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后果。遏制了俄罗斯公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下降，战胜了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进攻，防止了对宪法制度的损害，维护了主权和领土完整，恢复了增强自身竞争力并作为形成中的多极国家关系的一个关键主体捍卫国际利益的能力。国家现行的国防、国家和公共安全及俄罗斯持续发展政策与内外部条件相符，为巩固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创造了前提条件，法制得到加强。经济领域的当务之急已得到解决，国民经济的投资吸引力增强。”俄罗斯创新发展道路的基本目标依然不变，发展道路的继承性也得到了机制保障。

　　综上所述，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处在复杂的历史性过渡时期：一方面它要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要从原来苏联境内的一个最大的行政区域过渡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前者要求俄罗斯尽快从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向新的模式过渡，后者要求俄罗斯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更好地融人国际社会。经过近20年的艰难探索，俄罗斯较好地完成了上述两大历史任务，走上了一条重新复兴与崛起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栋)

　　注释：

　　[1]刘克明、吴仁彰：《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2][俄]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3]李静杰、郑羽：《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4]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4 июня, 1996 г.

　　[5]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до 2020 года》, 8 февраля 2008 г., 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118/02/08/1542_type63374type63378type82634_159528.shtml.

　　[6]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до 2020 года》, 8 февраля 2008 г., 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118/02/08/1542_type63374type63378type82634_1595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