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订，使延续多年的中俄划界谈判终于画上句号，两国边界全线划定。这给中俄两国边民带来了福音，也为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中方在谈判中作了重大让步，表现出极大诚意。部分俄罗斯学者曲解条约，歪曲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的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煽动对划界的不

关键词：中俄关系 边界尼布楚条约 补充协定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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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订，使延续多年的中俄划界谈判终于画上句号，两国边界全线划定。这给中俄两国边民带来了福音，也为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中方在谈判中作了重大让步，表现出极大诚意。部分俄罗斯学者曲解条约，歪曲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的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煽动对划界的不满情绪，既不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与历史事实相悖。

　　[关键词]中俄关系 边界尼布楚条约 补充协定再探讨[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3-0058-08中俄关系走过了大约四百年的路程，其间两国关于边界的斗争与交涉持续了三个世纪还多。2004年10月14日， 《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订使延续了四十余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俄)划界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两国边界至此全线划定。

　　正如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岩下明裕教授在其2006年于莫斯科出版的《4000公里俄中边界问题》 一书中所说，现在，这条“20年前还曾是两国对抗前沿的边界”[1]，正在成为两大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互补的纽带。

　　岩下明裕教授的上述著作系统记述了历史上中俄两国东部边境地区包括划界交涉在内的一系列史实的演变过程，实事求是地说，岩下明裕教授在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

　　但是，由于该书的俄文版读者主要是俄罗斯人，因此出版者请颇有名气的俄罗斯学者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小华克生)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长长的俄文版前言。显然是为了给俄罗斯读者打预防针，沃斯克列先斯基从中俄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的新形势出发，以新的文字和新的口气，讲述了中俄东段边界的形成史，虽然没有了论战式的语言，然而其史料和论据仍是陈旧的，只不过贴上了“新观点”的标签。

　　沃斯克列先斯基在这篇长达30多页的题为《岩下明裕教授著作中的历史漩涡》的前言中，首先对于中俄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他指出，新的俄中边界协定(即2004年10月14日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订， “与其说是俄罗斯外交的失败，不如说是俄罗斯外交的胜利”[2]。但他同时又对中俄两国边界的形成史作了新瓶装旧酒的阐述，例如断言1689年《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在满洲军队(心理和和肉体双重)压力下”签订的，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不能说是不平等的”[3]。

　　不仅如此，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在该前言中还明确指责岩下明裕教授在他的《4000公里俄中边界问题》一书中“精心筛选了一些事实，却故意回避了另一些事实”。他写道， “岩下明裕教授之所以会这样做，一方面是受到了那种无须对深奥的历史和‘枯燥乏味’的详情细节进行过细研究的低俗作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中，或者缺少近年来某些最重要的俄文文献，或者没有对于俄罗斯学者深入研究过的那些史料予以特别的重视”[4]。为此，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向读者推荐了一大批俄罗斯著名学者(如弗·斯·米亚斯尼科夫、B．H．特卡钦科等)的著作[5]。殊不知，这些书对中俄边界形成史的论述同样是片面的。

　　不过，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的如下提议笔者倒是并不反对： “今后，有关边界形成史问题的争论和有关俄中关系史问题的意见分歧，应淡出国家间交往的领域。这些问题应成为科学分析和学术研讨的对象。”[6]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就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问题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便与俄罗斯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讨论。

　　一、中俄两国是如何成为邻居的?

　　中俄两国领土的靠近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当时，俄国哥萨克在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后，继续迅速向东推进，到17世纪中叶，势力已达鄂霍茨克海和黑龙江。从此，中俄两国成了邻居。

　　但是，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认为，只是“由于明朝(1368—1644年)领土归并于新兴的满洲统治者控制下的满洲，以及后来部分蒙古王公被兼并”， “清帝国(1644～1911年)的边界才越出了通常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北部传统社会文化边界的长城之外”。进而，他断言， “正是在这些兼并之后，清帝国才不得不与俄国建立联系，以便确认自己的边界，并试图与俄国这个北方邻邦在国家关系方面建立平衡机制”[7]。也就是说，在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看来，中俄两国领土的接壤，并不是俄国哥萨克侵略的结果，而是清帝国向北扩张的结果。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已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明清时期，满洲人和蒙古人都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黑龙江两岸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保持着紧密的政治与经济联系。早在公元3世纪，生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地区的肃慎一挹娄部族就曾遣使到中原王朝进贡。史料记载，北魏统治时期，挹娄多次向皇帝进献“楛矢石砮”[8]。至迟从唐代起，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就已经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唐王朝敕封白山黑水间的地方首领为“渤海郡王”；明王朝在黑龙江下游建立“奴尔干都指挥使司”，向当地居民征收猎鹰和貂皮贡赋[9]可见，当俄罗斯人(所谓的“新土地发现者”)出现的时候，这里归入中国版图已有千年之久。

　　事实上，那些所谓的“新土地发现者”不过是一群肆意破坏别人生活的强盗，他们所发现的“新土地”，根本就不是“无主”的。他们到处强行劫掠，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干尽了坏事。苏联和俄罗斯的许多历史学家，如K．A．哈尔恩斯基、B．FI．萨文、C．B．巴赫鲁申等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过这些人的罪行。

　　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俄国哥萨克对黑龙江地区的侵扰活动，恶化了中俄关系，导致黑龙江地区持续数十年的武装冲突。中俄两国领土的毗连，是由于俄国哥萨克的远征形成的。清王朝多次要求俄方停止军事行动，并主动倡议举行划界谈判。显而易见，清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龙兴之地”免受侵扰。正如日本学者岩下明裕教授在其著作中说，“哈巴罗夫斯克城市名称的由来，给两国人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对俄罗斯人来说，17世纪极地探险的哈巴罗夫是英雄。而在中国人眼中，该人则是杀戮当地人的始作俑者”[10]。

　　二、关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及其历史评价

　　众所周知，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间的第一个双边条约，其主要内容是划界。 《尼布楚条约》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这是当时两国唯一都可以接受的划界方案，该条约使缔约双方都感到满意，并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此后直至19世纪中叶中俄关系相对平静的交往模式。

　　《尼布楚条约》规定，“将下游流入石勒喀河、左岸靠近绰尔纳河的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

　　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两国以此为界。凡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凡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沙皇陛下国家所有。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一切土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沙皇划分此土地之旨意，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11]。可见，1689年《尼布楚条约》关于黑龙江地区主权归属的规定是平等的，合情合理的。

　　但是，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根据《涅尔琴斯克条约》 (即《尼布楚条约》——引者注)，俄罗斯人在满洲军队(心理和和肉体双重)压力下，被迫交出了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引者注)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注)上、中游直至布列亚河两岸己被开发的土地”，而“《涅尔琴斯克条约》欲构建的平衡状态，对俄罗斯是不利的，因为俄罗斯延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丧失了俄罗斯人普遍认为无主的土地和早己被俄国哥萨克部分开发的领土”[12]。

　　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的这一结论其实不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学者观点的另一种表述而己，是毫无道理的。

　　第一， 《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签订的。谈判的地点是在俄国谈判使团的驻地，即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谈判的过程始终是正常和友好的，充满了和平气氛。某些俄罗斯学者借口“边界上的俄中双方军力相差悬殊”，试图否定《尼布楚条约》的平等性。实际上，当时边界上中俄双方的兵力相差并不很大。因为清朝使团的人员结构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随从人员，其中包括使臣的护卫、用人、厨师、役夫等等。

　　第二，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妥协的结果，换一句话说，双方是在各自作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了彼此可以接受的条款。不过，应当指出，谈判中清政府的让步要远远大于俄方的让步。因为，中方不但同意让出整个本来属于中国的尼布楚地区，而且承诺向俄方提供巨大的贸易优惠；而俄方只是交出了其从中国占去的一部分土地而己。

　　第三，当时的沙皇政府没有对《尼布楚条约》的边界条款提出任何异议，俄方谈判全权大使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并没有被罢官治罪，也没有受到降职处分，相反，倒是受到了嘉奖。这证明， 《尼布楚条约》并不是沙皇政府“被迫”签订的。那种签订条约“对俄国不利”的论调不值一驳。事实上，在缔结《尼布楚条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沙皇政府都不是要毁约，而是担心中国破坏条约。

　　甚至在苏联时期也有许多俄罗斯学者始终秉持比较公允的观点。例如，H．H．沙斯季娜把《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称之为俄罗斯外交的胜利[13]。T．雅科夫列娃评价《尼布楚条约》具有互利的性质[14]。

　　B．E谢宾科夫认为，从国际法观点看， 《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15]。而以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俄罗斯学者执意坚持相反的观点，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企图以此为伏笔，来为19世纪中叶来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回归”俄国的“合理性”作论证。

　　三、关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

　　到19世纪中叶时，中俄两国拥有《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共同法定边界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但是，1858～1860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彻底结束了两国平等交往的历史，改变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这两个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日本学者岩下明裕教授在他的i4000公里俄中边界问题》一书中公正地写道，黑河地区早在17世纪的清代就修建了专门防备俄军的军事砦堡。这个地方当时被称为瑗珲，而在19世纪被俄罗斯夺走，于是成了中国屈辱的见证[16]。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太平天国起义和几乎席卷全国的国内战争使得清帝国极度虚弱。就在此时，西方列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沙皇政府趁火打劫，软硬兼施强加给中 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正如岩下明裕教授所说，现时的中俄边境是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不断衰败的清王朝通过缔结《瑷珲条约》、 《北京条约》等条约所造成的， “中国方面一直申明，这些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它们使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17]。

　　但是，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故意回避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在前言中写道， “至于1858年《瑷珲条约》的基本意义，可以说，所有俄国历史文献都指出，该条约使俄国得以收回了阿穆尔河左岸地带，因为这一地区是，俄国当时在军事因素的作用下，根据《涅尔琴斯克条约》的条款而放弃的”[18]。而关于1860年京条约》，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则强调指出， “《北京条约》的边界条款不能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俄国只是收回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带，同时合并了那些重新划界前属于共管、无汉人居住、并不处于清帝国行政管辖之下的地区”[19]。

　　事实当然绝非如此。沙皇政府武力逼签《瑷珲条约》，又以“调停”为名逼签《北京条约》，铁证如山，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学者都不会得出另外的结论。

　　1853年，沙皇政府看透了清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单方面宣布在黑龙江下游与清王朝分界，并为此向北京发出择期树立界碑的照会。随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多次派遣武装船队闯入黑龙江。当地中国官员担心引发战争，被迫同意举行谈判。1855年，中俄新的划界谈判在黑龙江口附近的俄军驻地马林斯克堡举行。谈判中，俄方提出以黑龙江直至乌苏里江江口一线划界，中方官员以无授权为由予以拒绝。

　　从1856年起，穆拉维约夫开始大规模武装航行黑龙江，并在黑龙江左岸沿江建立哥萨克哨所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双方都在调兵遣将。但是，武装冲突并没有发生。原因是，清政府不敢、也无力与俄国对抗。1857年末，穆拉维约夫受命继续向黑龙江沿岸地区移民，并着手与中国当局就划界问题举行谈判。不久，双方选定瑷珲城为两国代表会面的地点。1858年5月，经过6天的谈判，穆拉维约夫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双方签订了《瑷珲条约》。

　　但是，清朝政府很快意识到了《瑷珲条约》的危害性，于是拒绝承认这个在穆拉维约夫武力威胁下签订的条约，包括奕山在内的所有签订《瑷珲条约》的官员都受到了惩处。1859年，咸丰皇帝谕令，将黑龙江将军奕山革职留任，将瑷珲副都统吉拉明阿孥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同时，接连发布谕旨，禁止俄人进入乌苏里地方勘察。

　　然而，1860年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清王朝。清军在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又遭受了严重失败，清朝政府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寻求“调停”。负有外交使命的俄国“军事援助团”团长H．H．伊格纳季耶夫“相当巧妙地利用了英国和法国之间随着事件接近结局而逐渐加深的种种矛盾”，公开表示“反对武装干涉者的劫掠和暴行，反对英国的商业扩张”，从而“博得了中国居民和当局对他的信任[20]。其实正是他极力怂恿英法联军加大打击力度，并为其提供各种军事情报，以便从中渔利。而作为回报，愚昧的清政府同意在边界问 题上向俄方作出让步。1860年末，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并互换了中俄《北京条约》。

　　这样，沙皇政府乘人之危，从中国获得了比英法联军多得多的好处。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款规定， “为确认和解释1858年5月16日(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于瑷珲城所订条约的第一条”[21]，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于是，不仅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1858年瑷珲条约所规定的“共管”地区——也成了俄国领土的一部分。沙皇俄国通过1858—1860年的中俄《瑗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不仅如此，沙皇政府在后来勘界的过程中，玩弄各种手腕，又额外夺占了不少中国领土。

　　或许，正是由于的确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论证《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平等性”， 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在他的前言中即将结束时反倒呼吁学者们淡化这个问题。对此，他是这样表述的： “关于俄中领土划界历史问题的争论，应当注重分析问题的其他方面，而不是拘泥于弄清究竟是‘不平等’ (如岩下明裕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还是‘平等’ (如俄罗斯史学界所认为的那样)的性质”[22]。

　　四、关于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在不正常条件下和不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新中国没有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谈判和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时，有理由不遵循不平等条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这些条约是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条件下被强加于中国的，仍然准备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问题是，苏联时期也经常发生蚕食中国领土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单方面占据了界河上靠近中国一侧的大部分岛屿，使得中苏边界线实际上是沿着中国河岸行进的。苏联无视条约规定，非法地夺占了不少中国领土。

　　为此，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应当由中苏两国政府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谈判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首先必须仔细审查相应的中俄边界条约。

　　1964年，中国与苏联开始了现代的首轮划界谈判。但是，众所周知，由于苏方缺少诚意，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俄罗斯外交家兼学者IO．M．加列诺维奇曾经指出，那时的每一方都只想说，而不想听；那是一个“聋子的时代”，是聋子和聋子的对话[23]。

　　然而，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在他的前 言中，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毛泽东及其政策。他写道， “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引者注)和札兰纳什科利地区军事冲突的升级只能怪罪毛泽东，是他利用复杂的边境问题，不惜牺牲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生命，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24]。显然，在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眼里，苏方对于边境局势和中苏关系的恶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这是不公正的。

　　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中苏边境谈判才开始走出困局。1991年5月16日，作为长达近三十年谈判的结果，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协定的第一款规定： “缔约双方同意，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并根据中苏边界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并明确和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走向。 ”不久，协定分别得到了两国立法机构的批准。

　　在俄罗斯，批准该协定的已是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时间是1992年2月13日。表决结果：170票赞成，无反对票，6票弃权[25]。1992年3月，经批准的协定文本在北京互换。1994年9月，中俄两国首脑签署联合宣言，双方再次承诺将严格遵守1991年协定。这表明，两国的最高领导机关及大 多数政治家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处理采取了明智和富有远见的态度。

　　但是，某些俄罗斯学者却对该协定的签署表达了不满甚至否定的态度。例如，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在他的上述前言中写道， “1991年协定签订得过于匆忙”， “该协定在俄罗斯的酝酿，既没有考虑独立的(不属于各部门官员的)专家的意见，也没有考虑社会舆论，特别是远东居民的意见。该协定违背了国家的民主规范，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向民众讲清这个协定的政治意义，然而该协定甚至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却得到了批准并且生效了”[26]。

　　更有甚者，一些俄罗斯学者对1991年协定的签署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例如，那个曾被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推荐给读者的俄罗斯远东学者B．H．特卡钦科，就曾在1999年呼吁“废除”1991年协定。他宣称，俄罗斯把大片本来依法属于自己的领土让给了中国。他还在其题为《黑白颠倒的外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根据1991年协定，中国将从俄罗斯得到300769公顷领土(其中后一数字包括460公顷耕地)，而俄罗斯同时将从中国得到90～299公顷土地(其中后一数字土地上建有房舍、场地、道路和电线杆)。可见，俄罗斯丧失了210—470公顷的领土。”[27]为了达到停止执行1991年协定的目的，B．H．特卡钦科甚至要求“在滨海地区举行全民公决，以便滨海地区居民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于向中国出让滨海地区土地的态度”[28]。

　　特卡钦科等人的意见是荒谬的。许多俄罗斯有识之士明确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俄方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特派员、特命全权大使F．B．吉列耶夫曾经严肃地批驳特卡钦科的言论，他特别指出， “B．H．特卡钦科或者是不懂国际法关于签订条约的现代规范，或者是有意歪曲现实的情况，而这会使他的主观臆测更具危险性”[29]。

　　事实上，1991年协定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而且能够促进中俄边境甚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中俄两国人民大多对1991年协定的签订持欢迎态度。1991年协定签订后，两国边境地区的秩序比以前好多了，严重破坏边境秩序的事件大大减少。 “中方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打击边境秩序的破坏者——从巨额罚款直至逐出边境居民点。”[30]应当指出，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性的、公正的。1997年3月31日，一批著名的俄罗斯学者和历年中苏、中俄边界谈判的参加者，联名给当时的俄罗斯领导人写了一封信[31]。

　　信中写道：“俄中东段边界是经过极大的努力才从法律上得以形成的。1991年协定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件。这是我们远东边境稳定与安宁的保证。”接着，信件的作者们批驳了B．H．特卡钦科等人(看来也应包括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在内)的观点： “协定的反对者们天真地以为，协定的制定没有经过权威专家的仔细论证，没有征得相关部门和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州区领导的同意。我们可以证实参与制定同中国划界问题决策的人，完全掌握这个问题的相关情况……不言而喻，他们是在符合我国利益的基础上尽力找到解决边境问题的办法。”很明显，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是两国代表本着互谅互让原则，平等协商的结果。中国表现了巨大的耐心和诚意，作出了重大让步。协定的签订并没有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五、关于2004年《中俄界东段补充协定》问题

　　1991年协定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大约占两国边界线总长98％的东段边界的走向。同时，协定的第三款规定：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本协定第一条的规定，继续谈判解决中苏国界东段边界线从第七界点至第八界点和从第十界点至第十一界点的走向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法律继承者继续进行中俄边界谈判，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首脑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200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批准了该项协定。这样，2004年的补充协定与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1994年9月3日签订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合在一起，完整地确定了中俄两国4300多千米国境上全部边界线的走向。

　　顾名思义，2004年的补充协定是对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补充。补充协定确定了签订1991年协定时遗留下来的、占中俄边界线总长2％界段边界线的走向。补充协定规定，将总面积约为375平方千米的未定领土，即额尔古纳河上游的阿巴该图洲渚(俄方称“大岛”)和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于岛(俄方称“大乌苏里岛”)、银龙岛(俄方称“塔拉巴罗夫岛”)，由双方平分。

　　应该说，这是解决复杂的中俄边界问题的一个相对合理的办法。1991年协定和2004年补充协定构成了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统一的国际法基础。数百年的中俄划界史上，两国的边界线头一次不仅包括江湖上的水面划分线，也有了岛屿上的陆地分割线。2004年10月1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指出， “两国就中俄边境两块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达成协议，是政治双赢的均衡合理的方案”。

　　但是，某些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似乎不愿意看到中俄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例如，俄罗斯议会议员(国家杜马代表)伊万·日达卡耶夫在2005年6月国家杜马辩论时断言，俄罗斯把“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境地段”让给了中国。

　　他认为，其他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势必会仿效中国，他们将向俄罗斯“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他还声称，他的议会党团不支持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并呼吁国家杜马不要批准这个协定。

　　甚至某些俄罗斯学者也在故意散布谣言，似乎中国正在把俄罗斯远东视为“下一代中国人的‘北 大荒’，企图利用俄罗斯远东的资源解决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问题”。

　　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在阐述黑瞎子岛和银龙岛的归属问题时，也表达了对于平分黑瞎子岛的不满情绪，他写道： “在现有的地图中，包括最早的《北京条约》附图，都把边界标在紧靠阿穆尔河右岸(中国一侧江岸)的地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岛屿属于俄罗斯。”言外之意，似乎补充条款使俄罗斯吃亏了。其实，这种推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一，众所周知， 《北京条约》附图上的红线完全是俄方一手炮制的，并非是双方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共同绘制的。而且，附图的比例尺小于百万 分之一，红线只是粗略地表示两国以该江河为界，并没有标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俄方同中国谈判的总统特别代表维塔利·沃罗比约夫承认，在国际边界条约中，只有条约正文才是最根本的表述，“地图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不能与条约正文发生歧义，更不能改变条约的内容”。地图只有解释和说明条约正文的功用，因此，那条“红线”不能成为划界的依据。有鉴于此，维塔利·沃罗比约夫指出，“地图上红线的意思不在于标示边界线的具体走向，而是标示作为边界线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大体位置”。

　　第二，1860年《北京条约》只是规定了两国东段边界线水界部分的基本走向——沿黑龙江下行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然后沿乌苏里江上行至兴凯湖，并没有提及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上岛屿的归属。既然条约中没有明确这些岛屿究竟是属于俄罗斯，还是属于中国，现在重新确定这些岛屿的归属，也就不存在俄方向中方领土让步的问题。俄总统特别代表维塔利·沃罗比约夫在回应所谓平分黑瞎子岛是俄罗斯把自己的一部分领土让给了中国的质问时，明确表示， “从法律意义上说，俄罗斯在签订补充协定时没作任何让步或者交出自己的领土的事”。

　　第三，毫无疑问，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是现代国际法中最通行的原则。况且，这一原则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划界谈判时就已经得到双方的认同。补充协定第三款规定，中俄国界线在通航河流沿主航道中心线而行，在非通航河流则沿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而行。黑瞎子岛位于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汇合处西南侧。按道理，整个黑瞎子岛都应该归还中国。但是中国在尊重历史的同时，照顾到现实，同意平分该岛，俄方应当感到满意。同样，中国也对得以收回70年前就被苏联独占至今的黑瞎子岛的一半感到部分满意。这 是一种双赢。但是双赢并不意味着赢得一样多。其实要说让步，那也是中方的让步更大，何来俄罗斯吃亏一说?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岩下明裕教授作为“局外人”，他的观点是相当犀利的，也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他在(4000公里俄中边界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 “俄罗斯在划界谈判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俄罗斯的确向中国转交了数百个有争议的地方。毫无疑问，如果俄罗斯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有更充分的理由，就不会这样做。”[32]总之，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订，表现了中方最大的诚意，为世界上解决边界 争端树立了一个样板。尽管各界对这一模式的是非仍有争议，但该协定至少给现时中俄两国边民带来了福音，为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层面边界问题的解决，绝不意味着我们从此无须再去关注中俄边形成的历史真相的探究。

　　(责任编辑姜振军)

　　

　　

　　 AnlnnvestigaHOnAgainontheHiStoryOfEasteFaSeCUonFormadonOfSino·RussianBorderSUFenglinAbstract：Asupplemental agreement was concluded On the eastern section Ofthe Sino-Russian border in 2004，making the many-year Sino-Russian demarcationnegotiations come tO the endat last and delimiting their entirecommonborder．This brought gladtidings forthe people living On the frontiers and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peaceandstabilityOfthelocalareaandeventhewholeworld．Inthetalks，Chinesepartymadem叫Ofconcessionsand showedanutmost sincerity．Some Russian scholars distortedthe agreement，twistedthehistory Ofthe easternsection formation Ofthe Sino-Russianborder since theTreaty OfNerchinskin 1689 and stiredup discontent overthe demarcation．n does not accord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the Chinese people andRussianpeople andrunscountertOthehistoricalfacts．Keywords：Sino-Russianrelations；border；TreatyofNerchinsk；supplementalagreement；investigationagain

作者简介]宿丰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所研究员。

[1]акихиро ивасита．4000 K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блем：российскоKитайская граица．пер．М ГГорфукель ．МАст：Востка Запад,a，2006．В последней странице обложки．рофдссораАкихиро Ивасита См．：Акихиро Ивасита．4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блем．российско китайска граница пре с яп М Г горфукельМ АСУ：Всток Запад ,2006,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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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自岩下明裕教授{4000公里俄中边界问题》日文版《作者前言》第1页。但在该书俄文版中，包括这段话在内的整个《作者前言》被俄 译者删去了。
[11]《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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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Там же．C．307．
[31]这封信上的签名者包括：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中友协名誉主席、1969～1970年中苏边界谈判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CJI．齐赫文斯基；边防军中将、1987—1991年中苏边界谈判苏联政府代表团副团长IO．A．涅舒莫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69～1978年中苏边界谈判苏联政府代表团专家B．C．米亚斯尼科夫：外交公使、1987—1991年中苏边界谈判苏联政府
代表团成员E．H．维列夏金；外交公使、1969—1978年中苏边界谈判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JI．A．库巴索夫：上校工程师、1969～1991年中苏边界谈判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B‘E．马希布罗达等。
[32]Акихиро Ивасита Укз соч，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