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近30年内，俄罗斯经历了非常重大的政治变迁，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到实行相对自由的政党制度；从行政与立法权的分离和制衡，到联邦制框架下的地方分权；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严格控制，到允许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真正的主权独立。就其政治变迁的方向和结果而言，俄罗斯的政治变迁既是最彻底的但又是最保守的；若以西

关键词：世界政治，俄罗斯，政治变迁，西方化，本土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在近30年内，俄罗斯经历了非常重大的政治变迁，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到实行相对自由的政党制度；从行政与立法权的分离和制衡，到联邦制框架下的地方分权；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严格控制，到允许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真正的主权独立。就其政治变迁的方向和结果而言，俄罗斯的政治变迁既是最彻底的但又是最保守的；若以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较量，或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为变迁主线的话，在两极之间摇摆是其基本特征，也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

　　【关键词】　世界政治　俄罗斯　政治变迁　西方化　本土主义

　　【作者简介】　关贵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 100871)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算起的20多年中，俄罗斯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它从马列主义统帅下的一党执政国家，变成了一个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多党制国家，并能通过定期的选举选择官员和议会；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被改造为基于市场和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它从东欧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平地撤出驻军，使后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对曾经势不两立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将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对准它们的好战对手，而是一个愿意在裁军、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内战等方面进行合作的伙伴。另一方面，也有人 把冷战后的俄罗斯看成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是混乱、动荡、衰落和穷困的象征，[1]或者依旧把俄罗斯视为政治独裁加对外推行霸权的帝国。

　　应该说，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矛盾看法也反映出俄罗斯政治变迁进程的内在矛盾性。因为从政治变迁的幅度和速度来看，俄罗斯在20世纪世界各国中恐怕是位列前茅的；若以最近30年为时界的话，则俄罗斯堪称无可争议的榜首。但就其政治变迁的方向和结果而言，俄罗斯最近30年的政治变迁尽管是最彻底的但却又是最保守的；若以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较量，或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为变迁主线的话，在两极之间摇摆是其基本特征。

　　为说明这种摇摆性，需要把俄罗斯政治变迁的时态分辨清楚，以认定何时为西方化，何时求本土化；与此同时，更需要把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规律性讲明白，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的所有政治变迁都始于激进，终于保守；高举起西方大旗，落脚在本土根基。

　　本文从俄罗斯政治变迁的历史和思想基础入手，梳理和总结其30年的政治发展。

一、俄罗斯政治变迁的历史基础

　　(一)俄罗斯西方化的历史轨迹

　　俄罗斯是政治和文化认同最复杂的欧洲国家，因为尽管它的民族、语言、国家和宗教均起源于欧洲，但又是最不被欧洲认可的成员。[2]

　　由于民族和国家形成历史较短(肇始于公元6世纪东斯拉夫人与西、南斯拉夫人的分离)，加上不断遭受外部力量特别是匈奴等侵袭，俄罗斯与欧洲几近隔绝，直到公元9世纪初，因为从瑞典请来了充当政治仲裁的大公留里克而开始走近欧洲。

　　从文化上讲，俄罗斯能够具备欧洲属性，缘自988年的罗斯受洗，即接受基督教。俄罗斯从东方的多神教进入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其宗教理念来自拜占庭的政教合一、君权神授说，与西欧的政教对立完全不同；俄国的宗教信条与礼仪很不合基督教的通行规范，有大量的多神教痕迹。俄国接受基督教有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希腊裔的基里尔兄弟在传教过程中天才般地创造出一种由希腊字母改造成的欧洲语言，即今天的俄语；二是由于代表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迎娶了安娜公主，成为强大的拜占庭王朝的乘龙快婿，俄罗斯开始迈入欧洲国际关系的大门。

　　然而，由于王室权力纷争导致分裂和鞑靼蒙古的入侵，从12世纪到16世纪中期，俄国再次与欧洲隔绝，因此错过了文艺复兴带来的欧洲科学启蒙阶段。

　　在俄国走向西方的进程中，作用最大的沙皇是彼得一世(1689—1725年在位)和叶卡婕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前者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改革，把西欧的军事、科学、教育、新闻、历法等体制引进到俄国，并把首都从相对封闭的莫斯科迁移到邻近欧洲的圣彼得堡。[3]后者则大力推行所谓“开明专制”，不仅虔诚地聆听伏尔泰和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教诲，甚至提出要在俄国实行三权分立、陪审团等西方制度设计。但由于内部权力斗争和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东方化的绝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农奴制被进一步强化，尽管通过军事扩张占据的领土和海域离欧洲越来越近，但俄国与欧洲的发展方向相去渐远。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拿破仑战争使俄国社会精英深受震动。凭借爱国主义狂 热精神，俄英结盟，借口抗御拿破仑大举进军中东欧，但在政治上，革命、改良和守旧力量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使彼得一世以来的西方化进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因此， 19世纪的俄罗斯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不已，但其思想和制度参照物均出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十二月党人起义、民粹派运动等)。与此同时，以标榜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斯拉夫主义同样经久不衰。

　　以欧洲激进政治理念——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再一次把俄罗斯同欧洲隔离开来。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试图重建俄罗斯的欧洲形象，成为欧洲体系的核心，但由于其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传统令欧洲唯恐避之不及，加上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其围堵，俄罗斯又不得不站在了欧洲大厦的墙外。因此，它错过了战后科技革命的宝贵发展时机。

　　当代的西方化进程始于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年)。从他主张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共同的欧洲大厦”，到叶利钦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型方案，都是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蓝本的。由官方主导的西方化进程一直延续到1996年，转折的标志是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被解职，取代他的是出身于克格勃高层、在东方国家享有广泛影响的普里马科夫。从此，俄罗斯重新要求西方承认其大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以显示它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历史继承关系。但从俄罗斯社会精英和推动改革的政治力量来说，仍未放弃西方化的发展道路。

　　由古至今，西方化主要是以俄罗斯国家体制、发展道路的激进选择方案出现的，其内在逻辑的主体部分未因时而异，有几点主张一直被传承下来：

　　第一，坚信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并且属于基督教文明。用俄罗斯著名智库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卡拉加诺夫的话来表述，“没有可以替代在社会和政治上与欧洲接近的选择方案，欧洲是我们的文明中最良好部分的摇篮、社会现代化的发源地，没有欧洲的我们因失去自己的民族认同而不复为俄罗斯人。”[4]

　　第二，认为俄罗斯应该有美好的前途，而且必须复制西方的制度模式，其中弱政府强社会、个人主义高于集体主义等基本原则应不折不扣地加以照搬。[5]

　　第三，俄罗斯不应该与东方过于亲近，因为东方和西方是永远不能走到一起的。[6]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与东方的差异是根本性的，特别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更因为东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落后和愚昧的，不可能有什么前途可言。

　　当代俄罗斯的西方化势力比其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世界格局的性质与走向。总体而言，西方化势力否认世界多极化，认为当今世界是由三个同心 圆构成的，中心地带是七国集团，俄罗斯在工业化国家的第二圈，最外围的是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必须而且只能向中心地带靠拢，加入七国集团是其不可动摇的目标。[7]

　　俄罗斯推行西方化转型战略和政策产生的后果是：

　　1.出现了民主社会的某些理念和机制，如全民普选国家元首、按党派比例选举国家杜马，容许大众媒体发表批评当局的言论，承认并从法律上保障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等。

　　2.社会在财富所有权重组的过程中迅速分化，下层社会的经济贫困化日益加深，新的富有阶层的理念和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去道德化倾向。

　　3.昔日世界超级大国的尊严丧失殆尽，俄罗斯几乎沦落成一个二、三流国家。

　　当然，所有了解俄罗斯历史传统的人都不会相信它能常忍此辱，用斯拉夫化的旗帜来呼唤人们的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进而重塑其大国地位的尊严和形象，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二)俄罗斯与斯拉夫化

　　自近代起，在俄罗斯大力接受欧洲文明的同时，其本土化或叫斯拉夫化的倾向并未减弱，甚至在某些转折时期还会被特别强化。

　　事实上，俄罗斯的斯拉夫化倾向源自基督教世界的分裂(1054年)。当时，俄罗斯与拜占庭一道，与罗马公教会分道扬镳，并力图宣示自身的基督教正统性。1453年，拜占庭王朝覆灭后，俄罗斯修道士费洛菲依宣称，继承了基督教正统的莫斯科将成为“第三罗马”，也就是基督徒最后的避难所，以拯救被日耳曼人玷污的基督教，斯拉夫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随之不断上升。[8]

　　17世纪中叶，莫斯科的尼康大主教在沙皇米哈依洛维奇的支持下进行宗教改革，本意是统一俄罗斯的宗教礼仪，整肃宗教队伍，以树立东正教在基督教世界的权威。然而，改革却造成了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形成了“新礼教派”和“旧礼教派”，后者拒不接受按照欧洲通行的宗教礼仪和规范改造自己，并援引了15世纪东正教会议做出的不得修改本国宗教信条的规定。这是本土化对抗西方化斗争的序曲，埋下了以后思想论争的种子。

　　当彼得一世倾力学习的西欧自身完全无力抵御拿破仑的进攻，甚至不得不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整顿欧洲大陆国际秩序的时候，一部分俄国人开始反思全盘西化对俄自身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消极影响，进而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论战双方被称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主张遵循世界发展的共同规律，学习西欧的发展经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斯拉夫派则坚持俄国自身的历史特色，强调俄国农村公社传统的独特价值，主张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历史上，斯拉夫派思想的逻辑是： (1)俄罗斯不同于其他欧洲民族，有与拜占庭人、鞑靼蒙古人、土耳其人的复杂姻缘； (2)俄罗斯是没有被西方(邪教、市侩)污染的国家，始终坚守着道德和信仰高于物质的信条； (3)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传统注定了它是最独特、最伟大的民族； (4)俄罗斯是上帝选中的民族，它的使命是通过找到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而拯救整个人类。

　　思想论战时期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俄国历史上最专制和保守的统治者，因而论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西方派引入西欧进步思想和体制的呼声并没有中 断，所以后来才会出现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运动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信奉斯拉夫主义的政治力量通常坚持如下逻辑：

　　1.反对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和文化，强调俄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俄罗斯民众依赖国家的庇护、俄罗斯地理和气候条件不允许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竞争逻辑，等等。安·帕尔舍夫在《为什么俄罗斯不是美国？》一书中指出，俄罗斯的严寒气候和巨大的空间距离决定了它的成本构成必然是最高的，不可能赢得完全竞争的优势，也不可能完全对外开放。因此，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只能导致俄罗 斯的毁灭。[9]

　　2.注重传统和宗教因素，特别激烈批评外来语对俄语纯洁性的玷污，要求禁止在政府文件中使用外来语替代传统俄语中的相应词汇；主张在中小学开设有关东正教方面的课程。

　　3.主张恢复东斯拉夫民族(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统一。该主张与恢复苏联、强化俄罗斯帝国思想、欧亚主义等论点一起，共同扮演着对抗西方势力的主要思想依据的角色。其中，索尔仁尼琴是各方均接受的主要精神领袖。[10]

　　(三)西方化与斯拉夫化在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较量

　　1·1996年以前，西方化占上风

　　以“休克疗法”为标牌的社会经济转型模式，是俄奉行西方化路线的集中体现。该模式几乎完全照搬了芝加哥学派的学说和治理拉美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法。俄版“休克疗法”包括四方面内容：全面私有化、一次性大幅度放开物价、紧缩的财政政策、贸易自由化。其核心逻辑就是必须通过产权关系的重新界定来形成实体所有者(私有者)，再通过其利益诉求推动投资和生产而实现经济增长。该逻辑的起点就是激进改革派所认同的西方价值：弱政府强社会、强私有弱集体。

　　从单一的国家结构向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结构转变是俄西方化的另一重要步骤。美国的联邦制模式是西方派心目中的最佳选择。1992年3月，联邦中央与各个联邦主体分别签署联邦条约，给予地方实质性的自主权乃至在资源开发、税收分配和对外经济联系等方面的主权，在21个非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共和国，甚至出现了总统、总理、宪法等体制。1993年12月全民公决通过的俄联邦宪法虽然从法理上削弱了地方的主权地位，但仍没有根本改变国家的分离倾向，各种形式的地方分立实践屡见不鲜，如“鞑靼模式”和车臣战争、许多地方法律与联邦中央法律严重冲突等。地方行政领导人和议会的直接选举及其在联邦议会上院的代表 权，强化了其合法性，使中央政权难以制约他们。

　　坚决反对苏共形成的一党制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倡导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是俄罗斯西方派的另一个重要主张。俄曾有过2200多个政党和政治运动，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明确的执政党，当选的联邦总统也必须退出支持他的政党。受此影响， 20世纪90年代俄举行的三次议会选举结果均非常分散，进入议会的党派得票率最高也不超过25%。

　　打破苏联时期的新闻舆论管制，鼓励舆论自由化也是俄西方派所积极主张的变革目标。为此，俄罗斯的主要媒体的产权均从国家转移到私人财团手中，主要电子和平面媒体均被大财团控制。媒体均具鲜明的批评导向，对当局和反对派都不留情面。特别强调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现场感，如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全过程被俄中央二台直播。俄媒体的传播方式更大众化，如独立电视台的每周综述、政治木偶剧等。[11]

　　2·1996年以后，打着欧亚主义旗号的斯拉夫化倾向获得强势地位

　　首先，从重民主机制转向依靠个人权威和强力部门。由于激进改革措施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引起了民众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叶利钦疾病缠身难理朝政及西方派阵营内部的纷争，使西方派的政治威信急剧下降，对社会进程的控制力严重减弱。俄罗斯不得不试图借助某些威权的手段，并强调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自1997年起，俄官方多次提出讨论“国家思想”的动议，而普京时期则直接提出了“强国思想”，意在回归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突出自身价值。

　　其次，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从追随转向一定程度上的对抗。由于北约东扩的趋势日渐明显，北约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完全违背俄的意愿，在伊朗核能利用问题上无视俄的利益诉求，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与其自身在西方化转型模式问题上的疑虑形成了一种相互推动的联系，加速了俄罗斯本土主义倾向的崛起进程。

　　在前苏联空间内，俄罗斯开始从甩包袱的思想转向积极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政策。其中，俄最重视的是与白俄罗斯的一体化。1996年，两国宣布建立俄白联盟， 1999年成立联盟国家，两国之间形成了统一的海关、边防和防空体系。在构建共同西部防线以回应北约东扩的逻辑背后，还隐含着重建东斯拉夫民族联合的意图。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俄乌关系也迅速得到改善。

　　第三，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在俄罗斯国内恶性膨胀。俄著名智囊人物米·德里亚金的《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一书是俄孤立主义情绪的鲜明写照，类似书刊在俄比比皆是。针对中亚人、中国人、非洲人等在俄外籍人员的极端行为频发，在每年4月希特勒生日前后尤甚。排外行为的直接参与者多为青少年，又因其体貌、服装和组织方式，被称为“光头党”，但在背后操控他们的是有资金、有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并得到俄社会及强力部门的同情和纵容。在排外的倾向中还有很强的反对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声音，称其为“傻瓜们的坟墓”。[12]

　　斯拉夫化的核心目标是要恢复俄罗斯自我循环的历史传统，试图保持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即使因此丧失搭乘全球化快车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时机也在所不惜。

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与强人政治

　　(一)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西方化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以直接选举、言论自由、立法与行政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叶利钦时期达到了制度化的高度，以总统制宪法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主要表现在：

　　第一，选举制日趋完善。按照1993年宪法，俄总统、国家杜马、联邦主体的议会和行政长官、基层区市县行政长官均由直接、普遍和差额选举产生，各有一套比较严密的选举程序和规则。1997年还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公民选举权与参加全民公决权基本保障法》。有意思的是，在2003年“统一俄罗斯”党三大上发表讲话以 后，普京立即招致了舆论的批评。因为按照该法律的规定，国家权力机关不得参与竞选宣传。而此次大会就是要确定参加当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的该党议员候选名单和竞选策略，因此，会上的发言就是竞选，而普京当然属国家权力机关的第一代表人物。评论家们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普京总统的违法倾向。

　　第二，多党制基本形成。作为对苏联时期一党制的反动， 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禁止把任何意识形态变成最高信仰、由某个政党垄断政治权力，政党不得干预政府的工作，议会选举中党派席位比例不与政府成员的党派比例挂钩等。

　　第三，宪法至上的地位得以确立。俄罗斯宪法规定，俄国内任何层级、部门的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违；任何人或组织的违宪言行都必须受到惩处；对宪法的解释和维护只能通过宪法法院。

　　第四，独特的总统制。俄选举实行差额制，限定候选人年龄下限。严格执行任期制，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因此叶利钦和普京均未能谋求连任三届。另外，有明确的权限划分，政治犯的大赦权属国家杜马，政府总理、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等核心职务人选由总统提名但须经国家杜马或联邦委员会批准。宪法还明确规定了议会有权以犯罪的理由对总统进行弹劾，并在程序上有详细规定。[13]1999年，国家杜马中的俄共议员团在205人签名支持的情况下启动了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程序，但未能获得国家杜马的2/3议员支持而中止了弹劾。

　　第五，混合型联邦制。俄宪法体现联邦制原则的规定有：联邦主体有自己的宪法(或称基本法)，各主体无论面积、人口和经济实力而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地方权力机关最高长官须经直接选举产生，联邦主体的机构设置与名称具有国家色彩(总统、总理、部长等等)。体现混合型的特征包括：联邦宪法与联邦中央与主体个别签订的条约并存(1994年，鞑靼共和国)，设七个联邦区和总统全权代表(2000年)、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提名经地方议会批准(2004年)，等等。更准确地讲，俄罗斯目前是带有某些联邦制特征的单一制国家。

　　俄国斯政治制度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首先，俄罗斯基本实现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权力关系的法制化。按照新宪法，议会两院(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与总统、政府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分权关系，特别是议会对行政权力发挥了相当的制约作用，并在诸如1998年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1999年弹劾总统进程和1994年、1999年议会上院两次否决总统提议的总检察长辞职议案等事例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以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为代表的司法机构获得了相对的独立，例如， 1999年宪法法院裁定叶利钦没有资格再次竞选俄罗斯总统并谋求连任等等。

　　其次，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保障。新宪法对俄罗斯公民在信仰、舆论、结社等方面的权利予以了明确保证，而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是法律中有关公民选举权的内容。

　　再次，新闻自由得到体现。1991年12月通过的《大众新闻媒体法》确认了大众新闻自由和禁止新闻出版检查的原则，包括禁止强迫新闻记者传播或拒绝传播新闻。1995年，为了从经济上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制度，俄颁布了《国家支持俄罗斯联邦大众新闻媒体和图书出版社法》，并被俄罗斯主要媒体评价为“俄罗斯最基本 的民主成果之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2002年10月莫斯科人质事件之后，由于社会上对俄媒体在事件期间与恐怖分子发生联系并直播其讲话的行为提出了各种严重置疑，俄罗斯新闻管理部门曾试图修改新闻法规，对危机时期媒体的行为进行严格规定，但修正案被普京断然否决。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制度化难题与缺陷：

　　第一，法律冲突严重，特别是地方随意抵制联邦法律或命令。据普京总统的估计，大约有1/5的地方法律与联邦法律相抵触，特别是21个少数民族共和国中的一部分甚至在自己的宪法中规定拥有主权，并按照主权国家的模式来组织权力机构。

　　第二，执行法律和法规的机制不够健全。例如，宪法法院对联邦主体通过与联邦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行为做出相应裁决之后，没有机制保证去实施。普京曾试图建立联邦区并派驻总统全权代表，以监督联邦主体的立法和执法行为。但是，宪法里并没有明确联邦区的划分及其代表的权限界定。就连普京自己也承认，总统全权代表必须运用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和拿出令人信服的论据，也就等于说，他们不是在借助明确的执行机制，而是靠经验和关系。

　　第三，政治制度化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当权者干预立法过程现象严重。按照新宪法规定，俄总统和政府都有立法动议权，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不仅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而且叶利钦本人也是朝令夕改，许多规章总是没完没了地变动，使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难以真正确立。

　　第四，恐怖、暗杀事件屡禁不绝，公民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真正保障自己的安全。

　　虽然俄罗斯颁布了新的刑法典，普京上台后对内务部、检察院和联邦安全局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更多关注，赋予了一定的特别权力，但俄国内的安全状况并未见好转，甚至呈恶化趋势。例如，国家杜马议员、银行行长、著名电视主持人等被暗杀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鲜有抓获凶手的结局。由于感到警匪勾结的情况严重，在出现 危难和纠纷时，人们更倾向于直接寻求黑社会组织的“帮助”。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俄罗斯政治制度化还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及执行机制等方面的保证，最终仍然不得不仰仗领袖的政治威望和政治意志。

　　(二)俄罗斯强人政治的表现和特征

　　俄罗斯的强人政治是指国家最高政治领袖在制度化规定付诸实践时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力，或者说超然于制度规定之上的政治意志。从法理上和实践上均具备这种影响力或政治意志的人物是俄联邦总统。

　　首先， 1993年宪法赋予了俄总统强大权力：总统有隶属自己的联邦安全会议，功能相当于苏联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由于宪法未明确规定其组成原则与职能范围，遂为总统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间：总统自己决定其成员、议题、机构设置等，他可以影响几乎所有重大决策；总统对总理及其他政府成员的命运有绝对控制权，可随时取代总理主持政府会议，向议会提议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总统有强力杠杆。宪法规定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实行对武装力量实行直接领导，如少将以上军衔须经其批准和授予，国防部、总参谋部、内务部、边防总局、安全局、对外情报局等强力部门的领导直接对他负责；总统有权解散国家杜马，举行全民公决，提出立法动议，批准或否决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文件，以总统令的方式自行推出法律文件等。

　　其次，在重大事件和危机时刻，总统表现为具有强硬意志： (1)对车臣叛匪的战争决心坚定。俄罗斯人都清晰记得普京“语录”中的两句：“侮辱俄罗斯的人活不过三天”，“若在厕所里逮到恐怖分子，我们就把他塞进马桶!”[14](2)打击寡头不手软。普京对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斩草除根，不理会前任总统叶利钦“家族”成员的各种劝阻； (3)与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大打出手。俄军曾逼近格鲁吉亚首都，炸毁了其主要空军基地，封锁了其主要港口。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宣称“俄罗斯不怕冷战”，并在国家杜马通过关于建议承认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议案后的第二天，就正式承认了两地的独立。

　　上述举措均超出了俄罗斯人及国际社会的普遍预期，也不完全符合某些程序和法律的规定，表明俄领导人具有足够强硬的政治意志和强大的政治行为能力。

　　第三，总统还有可以具有超越宪法限制的自由空间： (1)改革联邦制。俄罗斯宪法对联邦制的规定特别是权力分割的规定欠具体，总统因此有很大发挥余地。上文提到的俄总统有权设立联邦区并任命总统全权代表，由其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解散地方议会等做法，都属于所谓的“法律之外的空间”； (2)改革政党制度。俄宪法规定了多党制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大原则，但并未明确可以有几个党或得票多少的党可以进入议会，最大的党只能获得多少议席，最小的党必须拥有多少党员和地方支部等。于是，俄总统便可从容地通过《政党法》及其修订案，把政党人数和地区支部数指标(5万人、45个支部)和党派进入议会的得票门槛调高(从5%到7% )，结果是总统认可的、以地方官僚为主体的统一俄罗斯党独大。更有甚者，普京竟能以非党员身份出任该党主席； (3)改变新闻体制。公开批评总统 的媒体要被治罪，这就迫使媒体变更股权，由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等国有控股企业代表政府并购有影响的、特别是与当局不和的媒体。

　　由于存在上述超越宪法限制的自由空间，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在强人政治面前不可能不黯然失色。

　　(三)俄罗斯政治制度化难题与缺陷的原因分析

　　出现上述制度化难题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在于：

　　首先，现实政治斗争的因素不容忽视。制度转型中的冲突主要反映在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上，而地方的分权倾向是叶利钦战胜戈尔巴乔夫和最高苏维埃时所依靠的关键力量。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后，想要收回下放的权力无疑 有很大的难度。更何况俄标榜自己是严守宪法原则的民主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而被接纳到欧洲委员会(1995年)，那么也就难以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对联邦主体施加实质性的约束。

　　其次，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始终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虽然快速私有化使绝大多数原国有企业被少数金融寡头瓜分，尽管普京在位时反复强调不会重新评价私有化的结果，但可以确信，寡头们的命运没有定数。决定他们命运的既不是其财产数量、也不是界定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而是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与克里姆林宫主人关系亲疏的程度。

　　再次，俄罗斯历史上有牢固的君主专制传统，民众崇尚权威，且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因此，民众对国家机器所持的是要么无所谓、要么完全排斥的态度。因此，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缺乏热情和创造力，结果是掌握着权力的君主控制国家时更多不是依靠严格的法律体系，而是借助领袖的权威、暴力和强制。在俄罗斯历史上，粗暴的警察制度、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残忍的暗杀等暴力和极端行为屡见不鲜。改革派沙皇亚力山大二世、著名革命家托洛茨基都是遇刺身亡的。

　　(四)强人政治和政治制度化的共生前景

　　2003年10月，普京下令逮捕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他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 在2003年、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均获得了绝对的宪法多数，引起西方恐慌，觉得“一党统治”卷土重来，独裁现象复活。此判断明显过于偏颇。不能想当然地把统一俄罗斯党的高得票率作为选举不公正的证据，毕竟在普京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支持普京的党不获得好票数才是令人惊讶的事。

　　总体说来，在俄罗斯，政治强人也在尽力通过制度化途径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决策，而政治制度化更需依靠强人的政治威望为依托和保障。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两股力量发生激烈对抗从而力量对比迅速变化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的是两股力量共生。不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危机和重大事件时期，强人政治会占上风；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制度化倾向会抬头。

　　从政治分层的角度看，在精英阶层和体制内部，会更在意制度化，因为毕竟对公开规则的遵循易于对潜规则的默守，且透明的机制更利于政权及其决策合法性的确立；在普通民众心中，强人政治的魅力远大于制度化，制度化是枯燥的、灰色的、机械的，而强人政治更能激发民众的政治认同、政治热情和参与积极性。

三、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潮

　　俄罗斯人是一个国家观念和哲学意识浓厚的民族，对本国发展道路及其应担当的历史使命的思考，是俄思想发展史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苏联解体后，关于俄国家发展方向的争论从未休止。争论观点可归纳为三大类，即自由主义、本土主义和社会主义。需要说明的是，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非常严格，时有相互渗透、交叉的现象。此外，在每一类思路中又都有不同的具体看法。

　　(一)自由主义一马当先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在苏联解体后决然地选择了自由主义方针，并有意识地摧毁了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即把原国有资产迅速地、大规模地进行了私有化。俄私有化运动的主力丘拜斯直言不讳地讲：“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而且是要在几个突击性的年份中完成世界其他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作。”[15]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派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可谓风头尽出。尽管自由主义没有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方针，但当时掌权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事实上是把它看成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从人数上讲他们在俄罗斯不占多数，却自负地以为可以代表国家表态，强迫社会各阶层接受他们选择的发展模式。自由派经济模式的主要运行者、俄罗斯前经济部长亚辛曾宣称：“俄罗斯已经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在有效的资本主义、无效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16]

　　确切地讲，自由主义派其实更多是照搬美国与西方的模式，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甚至从戈尔巴乔夫时代起，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就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弱化国家的职能，使之仅仅成为强大市场的附属品，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俄罗斯的自由主义阵营内，也存在着其他的思想主张。例如，“雅博卢”集团就认为，民主和市场不能丢，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市场。此外，该派强调改革的目标首先是必须建立法制国家，确立法律高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地位。不过，该派反对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俄罗斯必须全力融入欧洲，通过接受欧洲价值和原则来完成自身转型。[17]

　　不难发现，自由主义派的主张之所以在叶利钦执政初期比其他主张更有影响力，除了叶利钦的支持和国内巨大新闻资源支撑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自由主义者是拿现实的资本主义“天堂”做标本，因此，在缺乏理性、具有轻信倾向的俄罗斯民众面前，其学说具有最初的吸引力和新鲜感。1990年的社会调查显示，当问及俄应以哪国为榜样时，选美国和日本的各占32%，德国是17%，瑞典是11%，中国仅占4%。[18]第二，俄罗斯民族具有相当的忍耐力和宽容心，对前景诱人的自 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经济困难，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态度。第三，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非建设性与自由主义模式发展的初期特征有相近之处。在外部的严格控制被抛弃、却还没有建立起法制和公民社会的条件下，人们可以为所欲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虽然在叶利钦执政后期，自由主义方针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但在普京登台之后，又出现了继续实行自由主义方针的迹象，普京的亲信、经济发展部部长格列夫制定的经济纲领是其集中表现。按照该纲领，私有化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措施 不仅不能收缩，反而应该加强；俄罗斯的富人将更加富有，而穷人则更加贫穷。明确支持该纲领的自由派政治力量指出，俄罗斯“年轻的资本主义还很不讨人喜欢，很不完善，但它侥幸地避开了共产党反对改革的危险，现在要做的仅仅是把它引上文明的道路，为此就必须进行新的自由主义的改革。”[19]

　　显然，明确否定国家的作用、否认本民族独特性的自由主义方针，与普京执政后兴起的“强国思想”并不十分统一。因此，对它的部分扬弃是必然的。但同时必须注意，俄罗斯的执政阶层不会真正放弃自由主义方针，一是因为它体现着对苏联时期民主化进程的继承性，二是因为它是俄罗斯政权在西方世界眼里拥有合法性的关键要素。

　　(二)本土主义稳扎稳打

　　与自由资本主义主张不同的是，本土主义者则希望在俄罗斯建立以社会为取向的资本主义。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和切尔诺梅尔金等人更倾向于这样的发展道路。切尔诺梅尔金曾说过，“俄罗斯既不会有社会主义，也不会有资本主义，我们可以没有任何‘主义’”。[20]

　　该派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要求恢复俄罗斯国家传统和民族心理的主体地位。“俄罗斯无论如何都不能拒绝融入世界文明的想法，但是以平等伙伴身份，而非从属的一员”[21]，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如果这样，俄罗斯就会越来越落后；也不能走自发的道路——今天俄罗斯已不能再像过去的欧洲和美国那样还有多余的二百年时间来让资本主义自发地发展；俄罗斯需要俄罗斯模式的资本主义，正像中国需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一样，因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如果不是以本国发展传统为依托，那是没有生命力的。该派代表人物之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博戈莫洛夫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抉择既艰难又过于简单化，因为正在诞生的俄罗斯社会，将兼具两种社会的特征，也就是说属于混合型的、趋同化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思想还在许多俄罗斯人的心理上产生着作用，人们仍旧相信会有一种社会，其间既无剥削和大规模失业，收入分配体系也让人能够接受，国家能够扶持劳动技能低下和贫困的人群等。[22]

　　观点之二是主张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提出了“可调节市场”、“可控民主”等提法。值得注意的是，该派提出的国家作用不是简单地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而是力图使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更加文明、有效和实用。如强调实行符合俄罗斯国情的货币、金融和海关政策，不能放任自流；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国家的资源配置作用，扶持那些有前途、有效益和有战略意义的部门、行业和企业，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复苏。此外，他们还强调，国家政权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和不同发达程度之间的差异，不能一刀切。[23]

　　由于本土主义的主张兼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许多分析家倾向于淡化其独特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正是该派的政策主张最稳健，最能被广泛接受和实施，甚至可以说1999年底以来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势头里，他们的贡献更大，但因其对国家权威、爱国主义传统和强国意识的强调，常常被扣上“历史倒退派”、“帝国复活论”等帽子。

　　该派的极端部分强调俄大国地位和特权、渲染种族歧视、排外，认为俄罗斯的一切问题缘自外国破坏或掠夺；主张恢复俄大国的尊严，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特别强调保护俄自然资源。西方媒体遂据此将主张自然资源收归国有、严格限制外国资本控制俄战略资源的普京政权称为极端民族主义。

　　(三)社会主义力求生机再现

　　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趋于边缘化但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左翼力量——俄共及其政治盟友主张建立以利用科技进步成果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该派认为，苏联时期非客观的经济机制阻碍了科技进步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它是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在避免恢复苏联模式并引发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对该派而言，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现行经济模式是俄计划市场经济的参照物，从中俄罗斯最应学习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措施和扶持科学教育事业的政策。该派还主张，根据俄罗斯气候寒冷、地域辽阔、贪污和犯罪严重等情况，应该把自然资源和土地、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和主要社会基础设施、国防工业、金融部门以及烟酒的生产和销售，均收归国有，为科学和技术进步奠定物质基础。

　　为了科技进步成果的转化，必须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部门，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业等。在这些部门中，应该建立劳动集体监督管理企业的机制，使每个员工既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又是自己劳动创造成果的所有者。该派认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经验证明，建立在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和劳动集体自主管理基础上的企业，要比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4]

　　在主张社会主义取向的派别中，也有一种极端倾向，认为俄罗斯目前建立的是一种带有犯罪倾向的经济，其目的不是发展国内生产，而是出卖一切能够向国外出卖的东西。因此，它要求恢复苏联式的非市场经济。持该观点的多是激进的左翼政治组织和政治家，他们对俄罗斯现实政治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尽管该派主张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有其相当的合理成分，但在目前俄罗斯的政治框架内，它缺乏现实可行性，因为俄共代表的左翼力量缺乏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有力杠杆。当然，也不难发现，当前的俄罗斯执政当局为了争取全面的社会支持，也在暗中借用其构想中的某些要素，也就是说，该派的客观作用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此外，无论是极左、中左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反感西方，有的反对全球化，有的反对全盘私有化，但都基本上与传统的马列主义无关。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俄罗斯人围绕发展道路问题争论不休，但也不难发现自由主义、本土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交错的倾向。例如，几乎所有的政治流派都已开始强调国家的作用，甚至使人有一种错觉，似乎俄罗斯人对强国道路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对此，需要加以分析。

　　首先，这种所谓的趋同现象与俄罗斯民众的意识有关。他们在体尝过“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国家”带来的民主的“甜头”之后，本能地怀念起苏联时期的集权体制的好处，觉得当时起码保证了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秩序。在实行选举政治的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然而，也应当看到，即使普京上台后大谈强国思想，也未必就意味着他完全背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这至少是因为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虽然都强调国家的作用、社会的导向，但是他们对国家和国家的作用，对社会群体及其利益，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解。

　　其次，俄罗斯国内对发展模式的争论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政治派别和及其领袖人物坚持某种发展道路，未必是基于其明确的认识，而更多是出于拉拢选民、争取选票和力求赢得政治斗争胜利的需要。一旦获得权力，昔日的旗帜、主张，均将让位于平衡关系、安抚利益集团的需要而被束之高阁。这是在观察俄罗斯国内各种思想主张时必须注意到的问题。例如，叶利钦在遇到来自政治对手的激烈反抗时，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某些自由主义的主张，转而回到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思路上来，如依靠“铁腕”、借助父权传统等。

　　但是，俄罗斯新闻媒体的主体是亲自由主义的，它和处于少数地位的自由主义者一道，死守住舆论阵地，尖锐批评执政当局对自由主义方针的个别修正，誓死不让国家作用被顺利地强化。也正是清楚意识到自己对自由派媒体和资本的依赖，叶利钦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最终又选择了以丘拜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而抛弃了自己曾经青睐的、以当时的第一副总理索斯科维茨[25]所代表的国家主义势力。

　　尽管俄罗斯左翼力量强烈呼吁学习中国成功的改革经验，但可以看到，俄罗斯民众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虽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交口称赞，却坚决反对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为样板。例如， 2001年6月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主张俄罗斯应以中国为样板的约占40%，而反对者则占约60%。[26]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结论：第一，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当今状况不满，怀念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斯大林时期的稳定和保障，但又坚决不希望回到以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第二，他们认为改变当今不满状况的最好途径是实行渐进的改革政策；第三，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又不能干涉个人的生活，还要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新闻自由。

四、结语：俄罗斯向何处去？

　　在西方化和斯拉夫化之间摇摆的俄罗斯最终将走向何方，不是本文能够回答的问题，对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预期同样困扰着国内外研究者。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官僚政治的管理体系和对经济的政治化干预是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严重障碍。那里的乐观派预期俄罗斯的民主竞争会增加，将出现一个更加强势的公民社会；悲观派则预测，俄罗斯将在冠冕堂皇的民主程序的掩盖下，加速滑向一个由安全部门 的官员操纵的独裁政体。同时，也有更理性的分析认为，在20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政治秩序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一党专政已让位给了普选民主。曾经权力巨大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再将异见者送进劳动集中营。现在他们为了争夺议会的席位而参加竞选。尽管新闻出版业还要为抵制严重的政治干预而抗争，但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躁动的宣传机器相比，要更加专业化和具有独立性。

　　在基本同意上述观点的前提下，本文认为俄罗斯未来将出现以下两种情形之一。

　　(一)走向更加极端的政治模式

　　在国内政治方面，进一步强化强人政治，或按照西方的说法，叫领袖独裁；通过统一俄罗斯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全方位的控制，恢复事实上的一党制；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推行资源民族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对经济事务实行更深层次的国家垄断。

　　在对外政策方面，以自身独特的安全观、格局观和利益观为指导，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不惜全面对抗，或者陷入新的“冷战”；积极寻求各种类型的非西方盟友(中国、委内瑞拉、印度、叙利亚等)，以求打破西方世界对其制约和挤压；加大对独联体的统合力度，关键时不惜使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制裁手段(例如，白俄罗斯的奶制品风波、乌克兰的天然气争端等)，用斯拉夫化的理念来重建帝国。

　　显然，这种情形成真的几率不大，原因有三：一是现实利益考虑，俄罗斯还没有放弃通过经济发展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战略安排，与西方的全面对垒对此有百害而无一益；二是俄罗斯已经有过西方自由主义制度模式的一些实践经历，因此，要求民众放弃已经获得的自由和权利，要求地方如数上交已经分割了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有相当巨大的阻力。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国情咨文中提出要由地方议会选举得票最多的党派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就是最好的例证；三是俄罗斯已经确立 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分权为基本原则、以选举制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民主制度框架，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均没有放弃这些西方民主制度原则的意图。

　　(二)选择中间道路

　　在国内政治方面，使国家权力能够相对集中，以求制度体系的正常和有效的运转，维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稳定和秩序，但竭力避免走向领袖独裁和一党专政；在适当控制大众传媒导向的同时，允许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抗议性力量和舆论的存在，保证民意的通达；国家力求掌控重要战略资源，以保证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对中下层民众的倾斜，但同时适当引入内部竞争机制。

　　在对外政策方面，既要谋求大国地位目标、遵循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核心原则，又要尽可能避免与西方的全面对抗；既要强调俄自身价值体系的独特性，又不失时机地展示俄与西方在基督教文明、欧洲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联系，但绝不是彻底地寻求与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融合。

　　俄罗斯思想界几乎都承认，俄罗斯人不是一个很理性的民族，但又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民族，感性鼓动他们走向一个极端，知识又把他们引导回来。结果，他们站到了中间。

　　注释：

　　[1]例如,哈佛大学的安德雷·舒雷佛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丹尼尔·德雷斯曼副教授在《外交》杂志2004年3—4月刊上发表题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文章,评述了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各种议论,否认俄罗斯经历了经济灾难和政治倒退。在该文作者看来,与处于类似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更显得是一个正常国家,而不是一个例外。参见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Treisman,“A Normal Countr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4.

　　[2]VladimirBaranovsky,“Russia: A Part ofEurope orApartFrom Europe?”InternationalAffairs,Vo.l 76,No. 3, July 2000, pp. 443-444.

　　[3]圣彼得堡于1703年开始建城, 1713年正式将首都迁至此, 1918年3月又迁回莫斯科,因此,两地一直有“北都”和“首都”的平行叫法。

　　[4]〔俄〕谢·卡拉加诺夫:《向亚洲进军?》,《俄罗斯报》2008年7月22日,参见http: //www. rg. ru/2008 /07 /22 /karaganov. html。

　　[5]〔俄〕叶·盖达尔:《国家与演变》,莫斯科:欧亚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李静杰、郑羽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6]同上。

　　[7]〔俄〕安·扎科尔斯基、阿·兹罗宾、谢·萨拉多夫尼克、马·赫鲁斯塔廖夫:《新世界中的俄罗斯》,〔俄〕《国际生活》1992年第5期,第5—13页。

　　[8]贺允宜:《俄国史》,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14—115页。

　　[9]А.П.ПаршевПочемуРоссиянеАмерика.—М.:АСТ,Астрель, 2006.

　　[10]索尔仁尼琴(1918—2008)是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因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揭露苏联社会阴暗面的作品而被定罪后驱逐出境,并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古拉格群岛》是其作品中流传最广的。1994年5月,他乘火车从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受到包括俄总统叶利钦在内的社会各界隆重的欢迎。

　　[11]这些事件和现象均系笔者在俄留学期间(1993—1998年)的亲眼所见。

　　[12]〔俄〕米·德里亚金:《俄罗斯人的俄罗斯》,莫斯科:Алгоритм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13]〔俄〕尤·尼斯涅维奇:《当代俄罗斯国家政权》,莫斯科:АспектПресс出版社2008年俄文版,第58—62页。

　　[14]参见普京1999年9月24日就俄军轰炸格罗兹尼机场发表的声明。Гдебытеррористын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Мыбудемпреследоватьтеррористоввезде...Значит,выужменяизвините,втуалете поймаем,мыивсортиреихзамочим,вконцеконцов.ТВ, 24сентября1999.

　　[15]〔俄〕《独立报》, 1997年9月11日。

　　[16]〔俄〕《真理报》, 1995年10月5日。

　　[17]参见ChristopherMarsh,Unparalleled Reforms: China s Rise, Russia s Fall, and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ransi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18]〔俄〕《消息报》, 1995年10月13日。

　　[19]〔俄〕叶·盖达尔:《失败与胜利的日子》,莫斯科:欧亚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20]http: //gubin. narod. ru/GAZ3-19.HTM.

　　[21]〔俄〕奥·博戈莫洛夫:《为什么自由主义改革没有成功?》,《俄罗斯:道路的选择》(论文集),莫斯科:学术典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22]〔俄〕奥·博戈莫洛夫:《为什么自由主义改革没有成功?》,第103页。

　　[23]〔俄〕奥·博戈莫洛夫:《为什么自由主义改革没有成功?》,第174—175页。

　　[24]李京洲编写:《俄罗斯左翼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25]奥列格·索斯科维茨(1949—),被称为俄罗斯大型工业企业的代言人, 1993—1996年间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现为俄罗斯联邦金融业协会主席。

　　[26]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www. fom. ru/virtual/, 200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