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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论析
2011年03月21日 20:54 来源:《欧洲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庞大鹏 字号

内容摘要: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 俄罗斯的转型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 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在俄罗斯政治转型即将20年之际, 有必要在一个研究项目中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 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剖析并对其发展脉络做出梳理。本文认为, 可以选取国家治理为研究主线,分析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对战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治理,转型,观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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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 俄罗斯的转型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 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在俄罗斯政治转型即将20年之际, 有必要在一个研究项目中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 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剖析并对其发展脉络做出梳理。本文认为, 可以选取国家治理为研究主线,分析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对战略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这能够揭示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从而厘清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俄罗斯发展的深层制约。本文概述了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缘起和内容。研究俄罗 斯的国家治理, 展现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分配变动, 探讨俄罗斯社会结构与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互动发展的进程, 对揭示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俄罗斯 国家治理 转型 观念 制度

  一般而言,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具备三大要素, 即体系、范畴(概念)和问题。对于转型政治学而言, 尤其是对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地区的政治转型而言, 体系是指以宪政制度的建立与演变为主线, 系统深入地探讨政治体制转轨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其特色是以俄罗斯以及东欧中亚各国转型为个案, 通过比较与综合分析, 探讨政治体制转轨的一般规律和挖掘相继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笔者以政治转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立法机构的重建为研究入径对此做过解析。体系基本构建后, 学科的基本范畴也同时得以论证。转型政治学的基本范畴至少包括议行合一、三权分立、立法权重建、立法与行政权限划分等一系列重要概念。至于基本问题则是在对转型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共性特色的提炼。具体到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地区, 其转型的基本问题至少包括精英政治、反腐败、多党制等。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研究同样遵循上述基本方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 俄罗斯的转型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 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在俄罗斯政治转型即将二十年之际, 有必要在一个研究项目中搭建起一个高屋建瓴的分析框架, 多角度、宽视野、大纵深地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其发展脉络做出梳理。

一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缘起

  (一)以国家治理为视角研究政治转型的可行性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彻底瓦解, 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纪之交的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 伴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逐步变化,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发展也出现剧烈变动, 最终诞生了一批新民族国家, 选择了全新的发展模式。继承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 保持了大国地位和足够的地区影响, 但也为建设新的国家体制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这种努力首先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结束了世界各国独立自主、互不相干的发展历程, 使彼此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竞争之中, 各国竞争正在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竞争转向国家治理和政策绩效的竞争。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转型都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作为转型后以制度安排和权力界定为核心的俄罗斯国家治理进程自然也离不开宏观的时代特征。

  时代的发展催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并于1992年起将年度报告称为《治理与发展》后, 治理[1]便成为国际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 成为多学科领域中的最新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如何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合作, 改善国家, 特别是地方、地区、公司、机关、学术机构等的治理结构, 提高效率, 增强民主。1990年代后, 治理和善治不仅是经济学的重要话语, 也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的重要话语。[2]

  1995年世界银行报告又首次提出有效的政府政策与合理资源配置的密切关系, 并在1997年报告中正式提出“国家治理”理念, 认为国家治理对于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至此,“国家治理”不仅是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范畴, 更成为对政治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概念。

  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假设为: 政府作为治理国家的公共机构, 它有权制定政策与战略并付诸实施, 这些政策和战略直接影响本国的发展。因此, 在各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 国家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界定 将会导致不同的治理绩效。

  也正是由于不同治理绩效的出现, 所以, 具有成熟民主制度基础的善治是国家治理的形态, 而在一些旧体制的痕迹还非常明显、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和实际内容并不完全相符的转型国家的“治理失败”或者“治理失灵”同样也是国家治理的形态。而且, 对这种治理失败或者失灵的分析与总结成为国家治理研究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因为国家治理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 以提高国家治理绩效为目的有效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思想, 深深影响了世界各主要大国尤其是转型国家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制定。可见, 国家治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并成为转型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径, 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它满足时代发展对理论的需求。俄罗斯的政治学研究亦不例外。

  (二)以俄罗斯国家治理为视角研究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必要性

  国家治理理论对于俄罗斯最为适用的一点是: 国家的作用对于国家治理非常重要。

  由于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缺席或软弱, 导致了许多国家治理状况的恶化。这里的原因, 当然在于对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过度崇拜。而就治理理论而言, 否定、忽视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是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 斯托克在他的治理定义中, 明确将政府看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另一位重要的治理理论家库伊曼指出, 治理不是一种固定的安排, 而是国家与社会, 还有市场以新方式互动, 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及其政策议题或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进一步说, 在治理体系中, 国家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等。杰索普认为, 与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一样, 治理也会失败。治理失败的风险来自于各种治理力量不能在谈判与反思过程中达成共同目标。基于这种风险, 杰索普提出了“元治理”概念。作为“治理的治理”, “元治理”旨在对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 修正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相对平衡,并且重新调整它们的相对分量, 重新组织和重新整合治理机制之间的复杂合作。它本身既没有制度固定性也没有固定边界性, 而是一种反思性策略追求。杰索普指出, 面对一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 国家首先要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因为国家既是更广泛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保证该社会的机构制度完整和社会凝聚力的责任承担者。国家担任元治理角色, 必须平衡地方、国家、地区、全球各层次的治理, 并相应的协调它们的行动。[3]

  俄罗斯在转型与国家治理过程中, 同样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及其 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 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 恰恰相反, 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 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4]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领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就政治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 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 国家虽然已向经济提供了动力, 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参与还是太少了。国家应当承担组织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俄罗斯经济还处于过渡时期, 希望所有发展问题通过强化纯市场机制就能解决是不现实的。国家在任何系统中都是不可替代的。它是规则公认的制定者, 所有经济因素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规则。[5]

  不仅如此, 国家治理理论还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 俄罗斯国家治理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俄罗斯历史上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但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处于“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中。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核心特点就是在国家政权软弱无力的条件下, 国家处于自发性的发展。[6]自发性不等于自主性。由于权力处于非正常转移的状态,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缘起是重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机构与构建新俄罗斯的观念, 俄罗斯国家能力因而 相对较低, 因此, 可以看到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巩固国家观念,强调国家能力建设和整顿政权秩序。

  国家担负改造社会的主要责任, 而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客观依据是公民制度的薄弱、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等。然而,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由于政策的失误, 实际上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一直处于治理危机的状态中。同时, 也正是在对不断积累的危机逐步有效反应的基础上, 俄罗斯国家自主性的观念产生了。俄罗斯国家自主性的形成与历史传统紧密相关, 俄罗斯在国家的层面上一直有实行有效统治的传统。即使是在正常的社会发展的条件下, 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当中, 国家自主性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与特点。政府本身的特点又主要涉及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政府机构的能力; 二是政府独立于社会中各利益群体的自主性程度。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是为了利益分配更有利于上层阶级, 还是较少受到金融寡头的左右, 促成了较公正的收入分配?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对市场经济中收入的调整和再分配不公的痼疾。

  总之, 俄罗斯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兴衰规律的总结, 它还是一个动态过程,从发展变化的角度, 需要探讨影响一个政治体系变迁的内部和外部社会、经济、 文化、政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以研究和说明政治的转变过程。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这种战略选择体现在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 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和谐互动, 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二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综述

  国内外研究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 笔者能做的仅仅是尽可能地研读所能搜集到的资料, 尽量介绍国内外学者的观点, 即使这样, 也难以做到十分全面和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 在“转型政治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 即体系、范畴与问题都已完备并深具共识之前, 很难说国内外在俄罗斯国家治理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特征鲜明的研究流派。研究流派刺激个性的聚集, 是个性结合的纽带, 但它建立在达成基本共识的具有内在相近的个性基础上。显然, 当前对于转型或者国家治理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更多的还是分散的个体探索, 但是, 这不影响很多转型研究的成果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 而且, 只有在这种研究更加立体化和动态化的基础上, 才能更好地出现成熟的研究流派和代表性人物, 并最终建立转型政治学。有鉴于此, 本文仅以研究议题为主线进行研究综述。

  (一)我国学者对于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 追踪研究俄罗斯转型和发展进程, 实际上涉及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以及如何融入当代世界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由于我国同俄罗斯过去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所以俄罗斯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此, 我国学者对俄罗斯二十年来的政治转型与社会发展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外交博弈、民族关系等视角展开, 内容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民族学等领域, 已经形成一系列观察俄罗斯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于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并促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重构。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大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进行系统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俄罗斯的制度改革进程以及秩序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给予深入解读, 有助于我们得出一些对转型国家的制度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7]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一度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有过积极作用,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其固有的弊端凸现出来。当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解体之后, 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就提上议事日程。虽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边际性调整, 但只有到普京执政以后, 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才取得显著成效。[8]

  另外, 我国学者探讨了苏联! 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国家形态, 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 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 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 “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 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 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9]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 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一些学者 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 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 对梅普组合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 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10]

  国内对于转型政治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与国家治理研究紧密相关。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伟大的社会实验, 其一是1917年十月革命肇始的社会主义实验, 其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转轨实验。由于东欧政局剧变及随后展开的转型涉及如何看待和应对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 以及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等重大问题, 因此, 以客观和理性的思维, 重新检视东欧政局剧变原因, 深入分析中东欧转型20年过程中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有助于人们拓展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前景等问题的认识视角。[11]

  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复杂问题, 主要有经济转轨最后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缘由; 出现严重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 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经济转轨的趋向。[12] 国内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 对“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进行评论, 认为其理论贡献在于强调了制度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性。产权、法治与责任政府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13]来自俄罗斯的转型经验证明, 以移植资本主义为转型路径的经济转轨, 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源之一。普京时期, 俄罗斯推行适合其国情的转型策略并加强国家治理,为俄罗斯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叠合开创了一条新路, 这是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4]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 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 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 第一, 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 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 第二, 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 “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 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15]

  此外, 从政治进程、政治思潮、政治文化、政治冲突、利益集团、社会分层等各个角度的一些研究也均对国家治理问题有不同程度的涉及,[16]很多俄罗斯问题的中文译著也对国家治理问题有所涉及。例如, 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集团总裁尼古拉?斯瓦尼热对梅德韦杰夫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 从梅德维杰夫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他成为总统。内容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 体现了梅德韦杰夫国家治理的政治倾向和治国思路。[17]

  (二)西方学者对于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

  西方学者较为关注俄罗斯的帝国思想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看来, 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帝国思想与民族思想、国家定位等深层次问题紧密相关。例如, 《俄罗斯寻找自己》[18]探讨了苏联解体后已经完成社会制度转型的俄罗斯的民族定位或民族认同问题。该书认为这一问题与俄罗斯如何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特别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外交发展战略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作者深刻分析了独立初期和普京第一任期内俄罗斯的新帝国的孤立主义思潮, 稍后出现的欧亚主义, 俄罗斯传统派的精神上的形而上学, 现代民主派的矛盾心态。

  西方学者还运用社会心理学, 对俄罗斯国家认同进行研究。通过追踪不同思想学派如何发展其国家诉求, 单一学派如何独自显现优势, 界定了当前俄罗斯国家“自我形象”, 系统地解释了为何普京的“中央集权发展主义”已经获得了成功。[19]西方学者认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俄罗斯新兴的民主改革已经让位于一种可能称为“沙皇主义”的政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由一个人以及他的势力强大的小圈子做出。普京从海外实力和国内政治的关系中创建了一套指导性的国家哲学。他称俄罗斯是“主权民主”, 这个词准确地囊括了俄罗斯回归大国地位, 摆脱西方的强加于人以及采取“ 东方 模式的民主这三种情况。[20]此外, 西方学者还认为, 在俄罗斯出现了一些既超越现实社会主义, 又超越当前的西方式资本主义的东西。俄罗斯传统的自给自足结构的衰落不是“动乱”的特征, 而是改革及私有化的结果。俄罗斯通过普京重新获得自尊。欧亚没有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 俄罗斯在亚欧间发挥着纽带和桥梁作用。俄罗斯的发展过程可以简单归结为解体、混乱、衰落。动乱时期、重新崛起为新的大国, 然后又陷入混乱状态和出现新的发展动力。

  西方学者关注俄罗斯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 为重振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丧失的国力, 俄罗斯精英再度选择倾向国家主义、威权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自由党派被扣上“西方代理人”帽子而受到压制。克里姆林宫通过严控民主发展, 大型重要工业收归国有, 大幅限制政治与经济自由等手段强化了统治, 但却损及俄罗斯的社会发展。

  西方学者还关注能源、军事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决策中的这三大目标彼此矛盾。在能源和军事政策的相互影响中, 最明显的矛盾一直在军事现代化与能源联合企业加大投资这两种需要之间。一方面要恢复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的伟大, 因此关键矛盾始终是优先考虑战略核力量和发展迅速部署能力之间的矛盾。在尽量扩大能源影响力和实现伟大这二者的相互关系中, 尽量扩大能源出口经济收益和利用特权供应商这一地位收获政治利益二 者也是一对矛盾。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计划受到现政权刻板运作方式的阻碍, 该政权对权力的垄断基于对能源出口收入的分配。[21]西方学者尤其关注对俄罗斯国家治理现状的分析, 并作为政府制订对俄政策的参考。例如, 西方学者注意分析国家治理对俄罗斯强国战略的影响, 认为虽然俄罗斯正在重返强国之列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俄罗斯远比人们普遍所认为的要虚弱得多。第一, 在军事力量上,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从冷战结束时的300万减少到100万, 而军费仍然严重不足, 其核能力也没有显著提高, 既难以阻吓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失败国家, 也不能转化成政治影响力; 第二, 从经济活力看, 俄罗斯经济复苏对能源的依赖非常大, 出口收入的一半来自油气出口, 这个“石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都围绕着能源开采, 这造成了扭曲的长期后果: 公共部门就业负担沉重、腐败猖獗、公共责任和民主遭到侵蚀; 第三, 就人力资本而言, 俄罗斯的状况也相当不好, 目前的1. 48亿人口预计将在2050年减少到1. 21亿, 而教育系统资金不足也严重影响着俄罗斯的竞争力; 第四, 考察软实力, 俄罗斯同样乏善可陈, 文化没能显示出更多的吸引力, 使用俄语的人也越来越少, 对车臣、格鲁吉亚等所采取的强硬政策也有损其形象。[22]再如, 西方学者研究油价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认为作为对高油价导致的繁荣的回报, 俄罗斯人接受了普京对自由的渐进式镇压, 接受了他重新树立克里姆林宫的权威, 接受了他在国际事务中更具民族主义的姿态。西方学者观察到亲西方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与油价成反比, 因而认为油价的下降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具亲和力的莫斯科。[23]

  国际组织职能的缺失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美国认为存在于独联体地区的国际组织当前没能有效促进其政治民主化发展。西方曾判断, 独联体各国认可将自身利益融入欧安组织的框架内。[24]但是, 当前没有覆盖整个独联体地区、能有效促进安全与发展的地区性组织却是影响独联体地区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独联体、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均在该地区出现职能缺失。[25]此外, 西方重点跟踪研究的领域是: 研究当今俄罗斯政治回归传统的问题[26],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变化问题[27], 民主转型问题,[28]等等。

  (三)俄罗斯学者对于国家治理的研究

  俄罗斯对于国家治理的研究有专门的教科书。[29]类似的著作都研究了如何运用权威维持秩序, 满足公众需要的国家治理问题。一般均介绍了与国家治理问题的相关机构、法律、程序等, 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 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俄罗斯学者也注意到观念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 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看, 1992—1999 年俄罗斯可以分为非意识形态化阶段(1992—1993年), 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西化特色, 1994—1995年是民主爱国主义时期,1996—1998年8月是寻找全民族思想的时期。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政策, 提出的加强国家作用的战略, 是构建国家参与的具有社会取向的市场, 这一战略曾经是符合社会期待的。[30]

  俄罗斯学者还从人口构成的角度诠释自我认同问题。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 一直在致力于解决“俄罗斯是谁”的问题。因为在苏联时期, 俄罗斯族是苏联人数最多的民族, 约占苏联总人口的50% 左右, 但由于苏联实行的是以民族为主体的联邦制度, 俄罗斯族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联邦境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俄罗斯族在苏联时期就全国范围而言还是相对少数的民族。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独立, 俄罗斯族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最大民族, 也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主体民族, 人口超过一亿, 占俄罗斯联邦人口的82% 。这种人口结构对于刚刚成为主权独立国家的俄罗斯联邦而言, 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俄罗斯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也就是俄罗斯的自我认同问题。普京总统在2007 年国情咨文中也指出: 对于俄罗斯的发展而言, 只有达到人民精神上的团结以及道德准则的一致才能明确国家正确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才能走向成功。俄罗斯学者认为, 自我认同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就原则性问题而言已经得到回答。自我认同问题非常重要, 这涉及到普京时期垂直权力体系的建立、联邦主体的合并、车臣问题等一系列俄罗斯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金融危机带给俄罗斯的冲击不仅仅是对发展道路的反思, 还对俄罗斯国家身份的认同带来强烈冲击。相比于其他方面, 这更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高等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及外交学院院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 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再次给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 俄罗斯与欧洲以及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关系。[31]

  此外, 从政治社会学方向来研究国家治理问题较为普遍。[32]公民社会问题[33]、现代化问题[34]、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变化[35]以及社会经济[36]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表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这两个问题依然是俄罗斯的研究热点。此外,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37]; 探讨俄罗斯发展外部环境, 研究当代世界秩序与俄罗斯的关系[38], 对普京时代的总结与反思[39], 研究中央和地方的国家结构问题[40], 民族问题[41], 政治文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42], 探讨欧美思想对转轨国家的影响并分析转轨时期的政治思想[43], 研究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民族性格[44], 研究俄罗斯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相关发展问题[45], 研究后普京时代能否避免颜色革命的问题[46], 上述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

三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内容

  在充分借鉴和吸纳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笔者认为“观念演变—制度变迁—政治绩效”可以作为俄罗斯国家治理的分析路径。这里的“观念”尤其指俄罗斯的治国理念, 即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对国家发展的指导原则, 包括精英阶层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 是关于俄罗斯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概括。本文对于“观念 的界定有别于社会建构主义或制度经济学中的概念意义。

  对于俄罗斯国家治理的观念演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论述。

  第一, 叶利钦时代、普京执政以来, 以及“梅普组合”时期的国家治理进程,“国家性”和“国家自主性”分别构成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核心观念, 是指社会和一般的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过程。

  第二, 在叶利钦时代, “国家性”观念体现在政治精英阶层提出了巩固国家和全民族国家思想。在普京八年及“梅普组合”时期, “国家自主性”观念体现在政治精英阶层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思想以及俄罗斯保守主义。这又可以视为是俄罗斯治国理念的具体演变, 主要指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对国家发展的指导原则。

  第三, 伴随着治国理念不同, 俄罗斯经历了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机构的重新建立、巩固国家机构、构建新俄罗斯的国家观念、强国战略、发展道路继承性以及普京计划、新政治战略等八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不同治理阶段。

  通过上述对俄罗斯国家治理观念演变的层层剥离, 可以论证由于观念演变引起的制度变迁和战略选择, 即俄罗斯的国家治理经历了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建设、整顿政权秩序、提出国家振兴战略、形成政治单一性结构以及确立国家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历史进程。形势变化孕育观念演变, 观念变化又深刻影响了制度变迁。在对以观念演变为视角的俄罗斯国家治理基本历程的研究基础上可以分析国家治理的内在动力问题, 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 以及民主与集中的对立统一。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包括国家结构形式的调整完善(联邦制度)、最严峻的内政问题(车臣问题)、政治利益分配格局的发展变化(政党制度)、隐性权力结构的发展历程(精英政治)、最高权力结构的动态(梅普组合)、系统性政治矛盾的治理(反腐败) , 以及现代化的心理基础(国民心态)等七大问题。如果说观念演变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 那么上述七大问题构成了俄罗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一经俄罗斯国家治理观念的影响, 其发展变化深具俄罗斯特色。俄罗斯国家治理观念也正是借由上述七大基本要素的载体, 完成了俄罗斯的制度变迁, 并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是要探索适合俄罗斯自身特色的发展之道。

  就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独特逻辑而言, 首先, 国家治理以及政治转型研究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深入分析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是否适合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政治体制乃至政治发展道路对俄罗斯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是否是正叠加的促进作用。当代俄罗斯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在于此。可以从拥有强大执行权力机构的总统制、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体制、总统集中管理模式的控制本质及其影响,以及俄罗斯官僚集权特征的挑战四个方面分析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开放和灵活是俄罗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只有政治体制具 有更加复杂的内部结构, 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灵活多变、透明而又多维的社会结构, 满足自由、富足、富有批判精神和自信的人民的政治文化需求, 才能实现国家、社会与民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可见, 政治改革取得成效是俄罗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前提条件。

  其次, 可以从俄罗斯的视角和全球的视角对俄罗斯国家治理的道路选择进行解读。对俄罗斯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回答已经超越了世界史上已有的对人类大转型时期制度变迁路径的总结。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属于大国治理类型。大国治理问题是俄罗斯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作为原苏东地区政 治转轨的大国, 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的社会, 如何寻求符合俄罗斯历史与现实的制度模式, 确保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 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 是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核心与关键。

  以国家治理为主线研究俄罗斯政治转型与发展是俄罗斯政治学学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为了全景式的展现俄罗斯的转型, 可以选取国家治理为研究主线, 分析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对战略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这能够揭示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从而厘清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俄罗斯发展的深层制约。因此, 研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 展现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分配变动, 探讨俄罗斯社会结构与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互动发展的进程, 揭示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 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转型尚未结束, 历史还未沉淀。要想在国家治理的研究框架内穷尽俄罗斯之谜的解答显然是不现实的。尽管这样, 国家治理的研究应该实现对俄罗斯政治历程考察的主体性和具体性相结合; 对俄罗斯发展未来分析的现实性和预见性相结合; 对国家治理问题研究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总之, 以一个新的视角——国家治理的角度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和客观的分析 是深具学术增长点的研究议程。

  (作者简介: 庞大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海洋)


[1]英语中的“治理”( 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 原意主要指控制、指导或操纵, 与“government”的含义交叉。长期以来, “governance”一词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 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治理”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 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际治理等都开始大行其道, 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参见[英]鲍勃.杰索普: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 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 1999年第1 期。
[2]参见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郁建兴: 《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 年第1期。
[4]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ия нп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http://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ium.html.
[5]Николай Шмелев, С лишком мал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 11-12, 2 апреля 2007 года.
[6]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 И. В., Ман В. А., Вели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От кромвеля до Путина. М., 2001 г., с 313.
[7]张慧君: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年版。
[8]景维民、许源丰: “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
[9]杨光斌、郑伟铭: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4期。
[10]景维民、张慧君: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 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3期。
[11]朱晓中: “转型九问: 写在中东欧转型20年之际”,《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6 期。
[12]陆南泉: “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
[13]孔田平: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 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 《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
[14]田春生: “关于俄罗斯制度移植的评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 年第4期。
[15]田春生: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2期。
[16]主要著作有《俄罗斯十年》、《重新崛起之路: 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俄罗斯转型时代丛书》、《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等。
[17][俄]尼古拉?斯瓦尼热:《大国思维: 梅德韦杰夫总统访谈录》, 高飞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其他主要译著还有《权力的公式: 从叶利钦到普京》、《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俄罗斯现代化之路: 为何如此曲折》、《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
会分层》等。
[18]Jam es H. B illington, Ru ssia in S earch of I tself, Woodrow W ilson C enter Press, 2004.
[19]Anne L. C lunan, The S oc ia l C onstruc tion of Ru ssia, s R esurgence: A spira tions, Id en tity, and Secu“rity In terests, The John s H opk ins Un ivers ity Press, 2009.
[20]Robert Kagan, “ The End of the End of H istory: W hy the Tw en ty- f irst C entury w ill Look like the N ineteen th , Th e N ew R epu bl ic, 23 Apri,l 2008.
[21]Pavel K. Baev, Ru ssian E nergy P olicy and M ili tary P ow er: Pu tin , s Qu est f or Greatness, Rou t“ledge, 2008.
[22]Rajan M enon and A lexander J. M oty,l “ Th e M yth of Russ ian Resurgen ce , The Am erican In ter“est, M arch- Ap ri,l 2007.
[23]Anders As lund and Andrew Kuch ins, Th e Ru ssia Ba lance S heet, Peterson Inst 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24]By M r. Bron is“aw G erem ek, Ch airm an - in - Off ice of the OSCE, M in ister of Fore ign Af fairs of the Repub lic of Poland, at Y erevan S tate Un iversity, Yerevan, N ovem ber 24, 1998, http: / /www. m sz. gov.pl/ files / file_ lib rary/31/9811 _307. doc.
[25]S. Frederick S tarr, “A Partn ersh ip for C entral As ia , F oreign Affairs, July- August 2005.
[26]Waller M ichae,l Ru ssian P olitics Today: The R eturn of a Trad ition, M 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C am eron Ross, F ed erali sm and Dem ocra tisa tion in R ussia, M anchester U n ivers ity Press, 2002; Elizab eth Pasca,l D ef in ing Russian F edera lism, W estport, Conn. : Praeger, 2003; G raem e G il,l P olitics in the Russian R eg ion s, Rout ledge, 2007; Jeffrey Kahn, F ed era lism, Dem ocra tiza tion, and the Ru le of Law in Russia, OxfordUn ivers ity Press, 2002; Jorge M art inez- Vazqu ez, Ru ssia, s Tran sition to a N ew Federa lism, World B ank Pub licat ions, 2001; M. Donald H an cock and John Logu e ed. , Tran si tion s to Capi ta lism and Democracy in Ru ssia and C en tral Europe: A ch iev em ents, P roblem s, P rospects, W estport, Conn. : Praeger, 2000; Peter Reddaw ay and Robert W. O rttung, T he Dynam ics of R ussian P oli tics: Pu tin, s R ef orm of Federal- reg ional R elation s, Rowman L itt lef ield Pub lications, 2005.
[28]See Gab riel Badescu and E ric M. Us laner, Socia l C api ta l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 ocra cy,Rou tledge, 2003.
[29]Е. В. Охо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2008 г.
[30]Проблема разработки нов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в России, http://www.socioline .ru/seminar/prednet/soc_cult_3.doc.
[31]Sergei Karaganov, “ Russia and Eu rope Need to Move Closer , The Gua rdian, 27 December 2009.
[32]См., например: Стребков А.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еро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СПб., 2000 г.; Горшков М. К.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усбовиях траноформац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 2000 г.; Плешаков А. П. Социаль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равосозна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аратов: Сарат. юридин - т МВД России, 2001 г.
[33]См., например: Холодков К. Г., Дилигенский Г. Г., Перегудов С. П. И др.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ознание. М., 1998
[34] См., например: Манченко А. П. Социаль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2000 г.
[35] См., например: Голенкова З. Т., Витюк В. В., Черных А. И. и др.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сслоение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мобильность. М., 1999.
[36] См., например: Ежова О. М., Одинцова А.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ку: Сб. Ст. М., 1991
[37]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1990-х гг. :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 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елезнева, 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2003 г.
[38]В. А. Михайл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опорядок и Россия, М., 2004 г.
[39]Иванов В. Н., Кузнецов В. Н., Россия на старте века, 2000-2004, М., 2004 г.
[40]См., например: Иванов В. В., Яровой О. 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федерал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М., 2001 г.
[41]См., например: Сахарова А. Н., Михайлова В. А. Россия в ХХ век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ц отношений. М., 1999 г.
[42]См., например: Назаров М.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91-1995 гг.: опыт социолок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1998 г.
[43]См., напирмер: Согрин В. В., Патрушев А. И., Токарева Е. С., Фадеева Т. М. Либерализм Запада ⅩⅤⅡ-ⅩⅩ века. М., 1995,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 Н.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нализм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 1998 г.
[44]Семевский 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ссия и русские, ВНИИ агрохимии имени Д. Н. Прянишникова 2005 г.
[45]Сафонов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ссия в 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ой процесс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а 2005 г.
[46]Делягин Михаил Геннадьевич,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Путина: незсбежна ли в России "оранжевозеле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ече, 2005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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