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构建合理的政府与大型企业关系是事关企业健康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问题,然而在经济转型国家中往往容易出现政企关系失衡的现象。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初期,制度的缺失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的非制度化作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公平与行政权力的健康。2000年后俄罗斯政府对受损行政权力进行修复,建立了相对稳

关键词：俄罗斯，政企关系，模式演变，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构建合理的政府与大型企业关系是事关企业健康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问题,然而在经济转型国家中往往容易出现政企关系失衡的现象。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初期,制度的缺失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的非制度化作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公平与行政权力的健康。2000年后俄罗斯政府对受损行政权力进行修复,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企关系。如何防范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掠夺,使平等博弈的利益分配机制得到保障,成为俄罗斯政治经济能否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　俄罗斯　政企关系　模式演变

　　【作者简介】　张永刚,197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政治学博士;方振邦,196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如何处理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如何驾驭复杂的政商关系,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关系到企业发展的方向和战略,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发展。通过对俄罗斯政府与企业关系近20年演变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伴随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1991~2009年俄罗斯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了三次重要变化。这三次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1年至1994年,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权力被逐步削弱及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至1999年,是寡头政治发展的全盛时期,政府权力被严重挤压;第三阶段自2000年至今,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体系的修复及对商业秩序的有力管理。俄罗斯企业与政府关系模式的演变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为研究转型国家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行了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之后,加之受到复杂国际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不断下滑。至80年代末,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苏联在没有建立有效运行的新经济体制之前,摧毁了相对成熟和有效的资源分配制度,削弱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将其快速过渡到全面经济核算制和独立运营管理模式中,国家实力大幅衰退,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之后,由于国力衰减、政局不稳,俄罗斯联邦中央对社会经济的管制能力逐步衰弱,社会秩序被不断破坏。此时的俄罗斯政府冒险推动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改革中的政府高层官员扮演了国有资产分配者的角色,决定了国家财富的流向和私有化进程利益的分配。缺少有效监管的私有化使国家经济的根基(即大型国有企业)被彻底削弱,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使少数得利者的私人财富迅速膨胀,俄罗斯社会快速产生了众多大型私营企业。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它们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变革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要素,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快速成长的重要参与者。

　　大规模私有化改革之后,虽然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能力在不断下降,但中央政府在税收优惠、贷款发放、商业银行的审批、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出口配额的分配等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于是寻找合适的渠道来接近行政权力的源头,通过建立与政府高层官员的私人关系,间接参与制定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及控制规则的执行,对资源配置施加影响进而获取超常的利益份额,成为这一时期企业获取利益的最佳渠道。随着个人财富和欲望的扩张,部分精英集团甚至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试图消除国家制度对个人和集团获取特殊利益仅剩的制约,从而在这一团体中产生了强烈的摧毁国家管理体系的动力。虽然行政机构在不断的权力衰退中,仍然本能地试图对私营经济及企业主保持并施加影响,但是这种行动遇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全面抵制,这种国家财富被私人集团迅速整合,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急速衰减的状况使俄罗斯社会迅速形成了弱势政府的态势[1]。

　　这一阶段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个人财富的膨胀,并没有使国家财政收入得到同步增长,伴随着官员的“有意识失察”,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995年俄罗斯联邦政府不得不向私营公司出售大型国企的股份,以换取它们在财政上对政府的支持。到1996年,政府在仅仅取得约10亿美元出让收益的情况下,通过非公开的程序,出售了13家大型石油开采及有色金属冶炼等具有重要价值企业的股份。股份拍卖的结果,加强了金融寡头的实力,削弱了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使商业精英开始有能力在较高层级影响甚至左右政府决策。有学者认为,这次国有资产拍卖是1996年叶利钦总统为赢得大选向寡头们支付的酬劳[2]。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列夫认为,旧政治经济体系的崩溃,为经济精英建立新的、有利的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在1990年代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大型企业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两种相互关系的模式,即“侵蚀”与“分离”模式。这一阶段俄罗斯企业与政府关系战略的实践,反映了苏联解体之初政府与企业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见表1)。

表1　1990年代俄罗斯企业与政府关系战略的实践[3]

与政府相互作用的层级	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资源	商业战略选择	较成功的或者有影响力的领域
联邦政府	转型寻租(贷款资源、出口许可、贸易税收优惠、国有资产转让)	与国家机构紧密联系(侵占国家资源)	金融信贷领域(工业出口领域影响较少)
大城市及能源采集地区的地方政府	基本建设发展,人力资本,高支付能力的项目(有效利用国内外能源市场价格差异)	与政府保持距离	销售领域(与进口相关的领域)
一般地方政府	缺乏明显的依托资源	缺乏明确的战略选择	传统工业(机器制造及其他领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企业规模、层级和行业特性,决定了其与政府关系不同战略模式的选择。侵蚀模式,因其涉及巨额财富的分配,多数情况下发生在联邦层面,表现为企业集团对政府决策中心施加影响、为特定商业集团的特殊利益进行游说。这一时期,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总统办公厅以及其他一些掌握实际权力的部门成为企业重点关注的目标。与这些权力部门保持紧密联系,保证了相关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下获得通过正常经营无法得到的巨大利益。可以说,1990年代俄罗斯大型企业的利益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邦权力部门带有倾向性的决策。

　　地区性大型私营企业通过采取保持与地方政府适当距离的战略,规避因官僚腐败带来的损失,这种关系模式我们称之为“分离模式”。但是,这种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在地区的具体特点:这一地区必须具备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例如相对规范的行政管理制度,发达的交通、商业(进口环节尤为重要)及电信基础设施,居民有较强的消费能力等。对于能源采集地区的企业,较高的货币供应量抵消了对上述条件的要求,相对稳定的刚性需求使企业可以根据企业战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价格政策,保持较高利润,而不是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获利。在以上两种状态下,企业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政府关系战略,具有采取与政府保持距离独立运营的可能。一般地区的企业因为相对规模较小,受地域条件或领导人性格等方面限制更多,通常没有明晰的政府关系战略,不包括在两种主流关系模式之中。

　　也就是说,在1990年代初期俄罗斯国家行政权力衰退的背景下,俄罗斯商界产生了两种商业发展战略,即与政府紧密联系或保持适当距离的战略和与此相对应的两种关系模式:“侵蚀模式”及“分离模式”。当然,上述战略和与其相关的政企关系模式被理论假设所概括,在现实环境中某种纯粹的单一模式并不一定会得到清晰的展现,更多地表现为不同模式的组合[4]。

　　以1995年大型国企股份拍卖为界,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对国家资产的掠夺性占有,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与大型企业的关系模式开始进入新的阶段。1997~2000年,在对国有企业资产侵吞基本结束之后,新兴寡头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联系更加紧密的团体,他们利用自己接近政治权力核心的优势为实现小团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他们在“捍卫”自己财富的同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政府战略决策层面,开始试图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已经超出了利益集团概念的范畴,形成了所谓的“压力集团”[5]。如果说利益集团是一种自发的组织,一种为了保护自我利益,在不同集团之间与政府代表进行对话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工会、商会、企业联合会、民族联合会、宗教和人民团体等),那么压力集团则是一个结合更加紧密的组织,他们通过游说等手段直接对议会立法过程施加影响,试图支持或者干扰国家机关宏观决策[6]。此时的俄罗斯,拥有政治影响力成为私人财富快速增长的源头,金融工业寡头左右政治决策的能力在不断加强,势力不断膨胀,俄罗斯政府与大型企业的关系逐步形成了寡头模式的雏形。这里所说的寡头模式,是指国家行政等公共权力被寡头家族部分掌控或被其深度操纵,官僚体系与私人资本高度融合,行政官员的行动被少数金融工业寡头掌控和影响。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表现为社会财富流失到少数个人手中,国家制度在较高层级上被家族集团势力私有化,并试图最终完全取代政府对国家体系的管理。这种模式之下的政府,处于被寡头全面挤压的环境中,几乎没有能力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

　　这一时期,商业寡头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政府的影响。例如,别列佐夫斯基与叶利钦家族紧密的交往,古辛斯基通过对传媒的经营和控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除此之外,寡头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困境,财政预算不足和官僚腐败等因素加强了寡头对政府行政的制约[7]。寡头群体在这个时期,甚至尝试突破与政府组织及官员之间异常紧密的私人联系,将自己的势力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发展,发生在官僚制度与非公开准则的冲突中,逐步侵蚀了正常的政府决策体系,削弱了官僚专制制度的程序合法性。现实的非正式规则使得官员的决策与传统势力(种族或亲属关系)、精英特权、个人偏好等因素相结合,这一时期的政治进程直接导致了政府的深度腐败及混乱[8]。总统叶利钦在其执政的10年间14次更换总理,总理任期最短的只有3个月[9]。在这样多种政治力量竞争和金融寡头深度参与政府人事决策的情况下,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使俄罗斯这一时期的法律及政府本身没有能力去影响及规范政府行政被寡头左右的低效结构模式,无法将寡头的影响从政治实践中剔除,但这种无序蔓延的寡头力量已经开始引起行政权力反弹的意识。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1990年代末期,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速度,超越了它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政治改革没有与相应的文化及社会改革同步[10]。寡头对政府行为的干涉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能够触及的角落。通过对这一时期社会现象的反思,有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个所谓的民主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国家需要的不是多元化的民主,而是一个坚定的甚至是强硬的管理者”[11]。可以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寡头对政治的大量干预,在国家层面上俄罗斯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寡头模式;而在基层政府层面上,政府官员与企业利益相互交织,形成了关系多元化发展的模式。

　　随着叶利钦总统卸任,普京出任新一届总统,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000年5月,普京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彻底重组。新政府确立了对经济进行有力管理的战略。普京认为,要振兴国家必须保持社会稳定,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他认为在俄罗斯,国家及其行政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普京强调,国家复兴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富有行政效率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12]。

　　总统普京为了消除一段时间以来政府从属于寡头的现象,特别指出政府与商业组织需要保持“合理的距离”。在2000年7月28日与大企业家的会见中,普京清晰地表明,叶利钦时代寡头们所拥有的豁免权将不复存在,政府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13]。大企业主必须遵守一切政府指令及法规,保持自己与政府之间合理的距离。普京开始扭转1990年代“商业与社会”这种“体制外体系”。新的政府战略明确表示,商人不应参与政治,他们将被剔除在社会转型的主导者之外[14]。

　　石油资产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因此新政府从能源领域入手,运用各种手段将能源资产收归国有,使俄罗斯经济的生命线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能源企业国有化的行动,提高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重新获得了国家经济管理的主导地位。在政治方面,普京政府通过建立国家权力垂直管理体系、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制度、改组议会上院、废除与中央冲突的地方法律法规等手段,拉开了政府同利益集团的距离,俄罗斯10年来第一次实现了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相互合作,政治上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态势[15]。从这时起,政府行政部门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寡头在尽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他们曾经拥有的特权正在被逐步削弱。

　　面对政府的行动,俄罗斯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表达了对新秩序的不满,从而受到来自政府严厉的制裁。2000年,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接受瑞士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的新政策将导致俄罗斯商业环境恶化。他说,他“看不到躲避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借口下的,遭受执法机构打击的可能性,而且感到自己没有任何自卫能力”[16]。之后的尤科斯事件清晰地表明俄罗斯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从此之后,大部分商业精英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和自己新的地位[17]。俄罗斯著名学者别列古达夫对这段历史评价说,“寡头时代公开的私有化拍卖已经走到了尽头,俄罗斯社会开始了声名狼藉的行政资源时代”[18]。

　　2003年6月,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普京继续强调绝不允许一部分商业利益的代表为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之后,俄罗斯政治力量不断削弱大型商业集团的社会地位,消除他们拥有的政治影响力[19]。

　　2005年,大量俄罗斯国家资本开始进入经济领域。首先,政府收购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50%加一股的股份。随后,政府又从俄罗斯大亨阿布拉莫维奇手中收购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通过复杂的运作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了重要的航空、军工、汽车制造企业。这使人们认识到,政府不仅仅只是参与某些特定经济领域,而是全面地介入俄罗斯经济的各个角落[20]。国家政权的稳定限制了大企业主的行为边际、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所有新颁布的规则都极大地降低了大企业主在俄罗斯政治进程中的影响。

　　从2006年开始,俄罗斯政府确立了建立国家商业集团的理念。在这一年,政府掌控经济领域的战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或者通过法律程序(尤科斯模式),或者通过中间人收购(西伯利亚石油模式)这两种模式使政府完成了对关键经济目标的掌控。这一时期,俄罗斯宏观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发展以及政府对经济组织积极的干预,成为俄罗斯国家政策顺利推行的基石[21]。

　　时至今日,俄罗斯政府对于私营企业资产国有化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形成公开和明确的意见。政府公开的政策向外界表明,政府的行为仅仅停留在对国有资产进行修复。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基本延续了普京时代的做法,维持了政府在与企业关系中的强势地位。通过对以往企业国有化的案例进行梳理,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对大型企业国有化的动机和原因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确保国家在传统战略领域的控制,例如石油天然气、核能、航空制造及军工企业;

　　第二,救助陷于困境、需要国家扶持的公司企业,例如“古达银行”、“拉达汽车制造厂”,“动力设备制造厂”;

　　第三,因涉及复杂政治及社会原因国有化的企业。例如“尤甘斯克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22]。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当前俄罗斯政治经济秩序的特性,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23]。俄罗斯政治学家努烈夫指出,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标志着国家在经济领域全方位的干预、行政中央强化对资源分配的控制、企业主拥有有限的自由空间及对投资的控制(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国家及地方各个层面)、国家有限的经济开放及在特定领域投资的高速增长[24]。俄罗斯官方否认国家资本主义是政府高层预定的方针,但事实上政府承认国有公司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具有重要作用[25]。我们认为,俄罗斯当前的发展现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混合经济模式。政府与国有公司、政府与执政党、执政党与大型私营企业之间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现阶段俄罗斯政府与大型企业相互作用的状况,表现为政府对权力越界寡头有力反击之后进行的行政权力修复,目标是削弱俄罗斯商业力量对行政权力的侵蚀,建立一个顺服和易于控制的商业社会,表现为商业组织的零散联合及政府组织在经济领域系统参与的特性。在这一阶段,官僚势力的加强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寡头集团在国家中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了政府与公司间关系的官僚模式。

　　俄罗斯学者认为,2000年之后,大企业主已经被“解除武装”,成为官员序列中的一个层级,他们与政府的相互作用关系完全遵循政府划定的框架,并将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谨慎添加到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中。国家在努力重建可控的大型国有集团,众多私营企业可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状况在逐步消失。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成为石油等自然资源领域的商业大亨。包括俄罗斯航空公司“Аэрофлот”、钻石采集企业“Алмаз-Антей”及“Алроса”、俄罗斯第二大银行“对外贸易银行”以及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铁路和俄罗斯最大的电力企业“俄电”等在内的企业集团重新回归政府的掌控。这次变革的结果,使普京时代产生了新一代的经济精英,同时开始了一次新的财富分配。布京、马尔科夫等俄罗斯学者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垂直的权利”和“管理下的民主”[26]。在新关系模式下,商业精英对政府机构仅剩两个请求:保留私有财产的承诺和最小限度保留对私人商业领域的管理影响。

　　俄罗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动荡之后,政府与社会逐渐重新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管理和大型国有企业对当前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性。俄罗斯学者将大型国有企业的特性总结为:

　　1.它们是国民经济的火车头,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

　　2.它们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领袖;

　　3.它们是大量劳动力的吸纳者,在就业层面、劳动力价格以及社会劳动关系体系中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

　　4.它们是塑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声望的重要因素[27]。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企业与政府相互作用模式及双方战略,在俄罗斯私有化改革至今的近20年里发生了几次比较明显的变化,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对于社会发展进程、政府管理方式都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作用和影响。1990年代的十年间,随着旧的国家行政体系的崩溃,通过对国家财富的侵蚀及在典型计划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竞争中对国有资产的掠夺性利用,俄罗斯新商业精英的实力得到了迅速膨胀。凭借与行政资源的紧密联系,企业主们得到了来自权力机构的有力帮助,行政权力被用来解决商业活动中遇到的经济问题。企业主凭借与政府官员建立牢固的私人关系,不仅在国家的经济层面,还在政治层面取得了相应的影响力。大企业主获得了接近国家权力中心的捷径,并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展示了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这种关系格局从主观上加剧了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性[28]。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积累了原始资本的企业主来说,大企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模式,主要表现为“侵蚀”和“寡头”两种模式。在地方中小企业层面,“分离”模式比较恰当地反映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状态。中小企业相对独立的经营,减少与政府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规避权力腐败的有效手段。

　　20世纪90年代,大企业与政府保持紧密关系的直观体现就是能够直接参与或者迫使政府接受重要的政治决策,拥有无条件的商业优惠。

　　2000年之后,由于自由政治竞争结构的缺失及对民主主义更加严格的控制,国家进入了与官僚模式相匹配的政府机构凌驾于商业组织之上的进程[29]。对于当代俄罗斯,“官僚”模式相对于之前的“寡头”模式更加符合当前形势。政府公开的“忽视”私人企业的特殊利益要求,开始推行自己的游戏规则,并运用各种法律、经济手段使规则得到遵守,尤科斯事件成为寡头时代终结的标志[30]。

　　我们把近20年来俄罗斯政府与大型企业相互关系模式的演变简单归纳如下(见图1)。

　　基于俄罗斯大型私营企业形成、发展的规律及其与政府关系模式的确立,我们能够发现,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新商业阶层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旧官僚和苏共干部的地位大幅降低。大部图1:俄罗斯政府与大企业相互关系模式的演变分新兴资产阶级恰恰来自于苏共及政府的官僚团体本身,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当代俄罗斯社会巨额财富的所有者(例如:阿里克别洛夫,前石油部副部长现卢克石油公司总裁;维亚希列夫,前天然气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由旧官员转型的企业家,因为具有在政府长期工作形成的工作特质,及通过积累形成的行政资源(与不同层级国家机构人员私人的、非官方的“友谊”),促使大型企业的经营战略极易产生明显的亲近权力的倾向。在特殊时期这种与行政权力结盟的战略常常成为企业对外关系战略的主导。第二,俄罗斯的资产阶级产生于权力与资本的交换过程中。大量与原苏联官员联系紧密的人员,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中获取转型利益的群体。可以将他们称为“权力的追随者”,即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对行政权力拥有者进行攀附,从而间接掌控权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施加影响,逐步形成了政府之外的另一种隐形政治力量。但当政府逐渐恢复行政能力之后,这个群体组织上的脆弱及依附性特征又很快显现出来,表现为对政治权利的敬畏与服从。

　　俄罗斯政府与大企业之间保留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使企业主比较容易通过与政府职能机构的非官方接触,实现其凭借经济实力向获取政治影响力延伸的战略。企业对于政府非官方联系的建立,在加强政府与商业阶层的沟通与接触之外,其明显的负面影响及外部特征表现为对官员的行贿,或是在慈善及赞助名义下进行的捐赠。各种“捐助”成为权钱交易最体面的掩饰工具,成为企业主及官员应对监督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对政府而言,正常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对于所有的企业及经营活动具有唯一的行为规范。而两者非正式关系的发展,不仅导致商业环境的恶化,增加商业活动中的非经济影响因素,而且最易滋生助长官员的贪腐行为,继而危害政府的公信力及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状态下官员对财富的获取,通常表现为在正常行为框架下运用“合法”的侵占手段获取超额私利(如在公共建筑建设、环境治理、购买公共设施等领域)或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换取利益、向企业索取回报等。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使特权阶层和官僚精英居于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使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作为稀缺资本,实行权钱交易,使权力和资本迅速结合[31]。通过简单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企业主主动行贿抑或官员的贪索,都与政企间非官方关系的深入发展及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有着密切联系。

　　尽管目前俄罗斯的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体系仍然在不断调整之中,与理想的模式仍然相去甚远,但俄罗斯的改革者阶层在努力摸索和尝试,创建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建立规范的自由关系模式。

　　(责任编辑　张红侠)

注释：

[1]БёмФ.Свободаконкуренцииисвободакартелей//Концепция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порядка/Общ.ред.К.Херрманна-Пиллата.М.:Фонд“За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грамотность”, 1997.С.219.
[2]ДжианниЗ.СодействиеРоссиивпереходек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аязадача2003г.Всемирныйбанк.С.83.
[3]См.:ЯковлевА.А.Эволюциястратегий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бизнесаивластивроссийскойэкономике//Российскийжурнал менеджмента, 2005,Том3,№1.
[4]Там е.
[5]ПерегудовС.П.Корпоративныйкапиталв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Полис, 2000,№4.
[6]ЗолотареваЕ.В.Группыинтересоввполитике//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Се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1999,№1.
[7]ПаппэЯ.“Олигарх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хроника, 1992~2000.М., 2001.С.6.
[8]ЯсинЕ.Бремягосударства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политика//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 2002,№11.
[9]崔健:《俄罗斯大部制改革及其评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2期。
[10]ПастуховВ.Б.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как“чернаядыра”русскойистории//Полис, 2007,№3.
[11]ПерегудовС.П.Конвергенцияпо-российски:“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илиостановканаполпути? //Полис. 2008.№1.
[12]左凤荣:《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与普京的强国战略》,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13]ЗудинА.“Олигархия”как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проблем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а//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9,№1.
[14]ЛейниковА.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дизайн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российскогобизнеса//Власть, 2007,№10.
[15]庞大鹏:《俄罗斯政治进入新时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
[16]ГлаваЮКОСаМихаилХодорковскийговорит,чтон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Кремля,прикоторойниктоиз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не чувствуетсебяв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станетпричинойсущественного
ухудшениябизнес-среды? http:www.polit.ru/news/2000/07 /26/550813.html
[17]ПастуховВ.Б.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как“чернаядыра” русскойистории.
[18]ПерегудовС.П.Крупнаяроссийскаякорпорацияв системевласти//Полис, 2001,№3.
[19]ПерегудовС.Бизнесибюрократия:особенностисимбиоз //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 10марта2006г.
[20]См.:ЛопатниковЛ.И.Перевал:к15 -летию рыночныхреформвРоссии.М-СПб.,Норма. 2006.
[21]МауВ.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политика2006года:напутик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муросту//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 2007,№2.
[22]ПаппэЯ.Ш.,ГалухинаЯ.С.Российскийкрупный бизнес:событияитенденциив2005г.Обзор№23.Центр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анализаи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го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http:// www.forecast.ru
[23]См.:РадугинА.Россияв2000~2004годах:напути 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капитализму? //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 2004,№4.
[24]Нуреев Р.М.Стратегия и так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 свете концепци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ыноч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http:// www.ecsocman.edu.ru
[25]Сохранитьэффектив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в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границах?С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президентаРоссии Дмитрием Медведевымбеседуетглавныйредактор журнала 《Эксперт》ВалерийФадеев//Эксперт, 2005,№13(460).
[26]ПерегудовС.П.Корпоративныйкапиталиинституты власти:ктовдомехозяин? //Полис, 2002,№5.
[27]КиселевВ.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крупногокапитала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власти(зарубежный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теории ипрактикиуправления, 2004,№1.
[28]См.:ЗудинА.Стратегиивластивотношенияхс группами давления бизнеса//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 1996,№5.
[29]ЯковлевА.А.Эволюциястратегий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бизнесаивластивроссийскойэкономике.
[30]РадугинА.Россияв2000 ~ 2004годах:напут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капитализму?
[31]唐朱昌:《经济转型与社会公平的悖论:来自俄罗斯的启示》,载《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