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后冷战时期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对长期存在的许多威权主义政体提出了挑战。国际环境之民主化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式。民主理念和制度并没有在全球得以均衡地传播，相反却因地缘和文化的接近而带有许多偶然性。在俄罗斯，无论是与西方的联系还是西方的影响，都是相对程度较低的，外部民主化压力的影响也是十分有
关键词：宪制变革；国际维度；西方影响力；西方关联度；俄罗斯；民主化；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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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冷战时期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对长期存在的许多威权主义政体提出了挑战。国际环境之民主化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式。民主理念和制度并没有在全球得以均衡地传播，相反却因地缘和文化的接近而带有许多偶然性。在俄罗斯，无论是与西方的联系还是西方的影响，都是相对程度较低的，外部民主化压力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通过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研究，以丰富和完善当下的民主理论。
[关键词] 宪制变革；国际维度；西方影响力；西方关联度；俄罗斯；民主化；实证考察
[中图分类号] D751·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 issn.1003-7411.2009.04.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09)04-0038-(08)
[收稿日期] 2009-03-10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行政管理”(J504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宪主义与东盟一体化相关性研究”(07CGJ008)
[作者简介] 赵银亮(1970- )，男，河南新郑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
一、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关于宪政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主化的“国际维度”。[1]然而，对于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与制度后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相关性这一核心议题，仍有待于深入探讨。近期研究表明，关于国际影响因素研究的诸多形式，譬如研究外部条件制约性、美国的政策对一国的民主进程影响、西方国家的民主援助项目等，都未能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持续的、一贯的推动作用。同时，需强调的是，上述所谓的国际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大相径庭。例如，相对于非洲、东亚和前苏联地区，这些国际影响要素和形式在中欧和拉丁美洲的表现更为显著。
基于此，需要对制度变迁的国际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并尝试拟定新的分析框架，这将有助于解释某些传统的分析模式所无法回答的理论困境。在新的分析框架中，对于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变迁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西方国家或力量对民主化的影响。或者说，一国政府对外部的民主化压力的可承受程度；其二，涉及这些国家或地区与西方的关联度。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西方相互关联的密集程度(包括经济、政治、外交、社会和组织诸多方面)以及某一特定国家与美国、欧盟和西方主导的多边制度之间的跨国流动等(贸易和投资、民众交流)。[2]
对于影响一国民主化的跨国变量因素进行研究，能够取得怎样的预期成果，则取决于在全球不同地区范围内，西方影响力以及与西方关联度之间程度的差异。那些与西方联系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如多数中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其来自国际上压力及影响是强烈的，也是持久的，不可否认，这有助于推动上述地区民主化进程。甚至在那些国内情势不太适合西方民主化传播的国家，这种外在的压力也有助于推进民主化进程。
在特定情势下，那些与西方关联度较低的国家，或许能够催生颇具包容性的国内环境和制度。那些与西方联系较为匮乏、而西方影响力也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东、前苏联地区和东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承受外部压力的程度和有效性都是有限的。其最终结果是，在这些国家的宪政制度建设进程中，国内因素占有支配地位。在那些与西方的联系程度较低，但西方的影响力较大的地区，如非洲次撒哈拉沙漠的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是断断续续的，而且这种国际压力对民主化进程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或许这种压力能够削弱威权主义体制，但对于推进民主化进程则收效甚微。
在那些具有竞争性特征的权威主义政体中，民主制度不仅广泛存在，而且这种制度的存在具有深远意义。在这样的体制中，民主制度被看做是取得政权的主要途径。但国内政客的权谋、其对国内民主的压制以及对权力的滥用，都严重侵蚀着政治的运作环境。[3]自冷战结束以后，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的运行轨迹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那些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地区，如中欧和美洲，几乎所有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都推进了民主化进程。在那些与西方联系不太紧密的地区，如非洲、东亚和前苏联地区的多数国家，实施民主化的则少之甚少。
而在俄罗斯，无论是与西方的联系还是西方的影响，都是相对程度较低的，外部民主化压力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对威权主义规则的外部监管措施。这一案例虽然不能构成对上述命题进行论证的全部检验工具，但在实践中，将有助于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运行机制进行阐释。
二、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和民主化：外部影响的范围和局限
后冷战时期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对长期存在的许多威权主义政体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目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某种范围来看，这种环境的变化也激励着民主化的发展。对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前苏联的解体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对于原本在前苏联或美国支持下的独裁政府而言，两极格局的坍塌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即在于大国所提供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急剧减少，许多国家的政权受到严重削弱。后冷战时期权力结构的重新排列，客观上推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传播。从国际层面而言，随着合法性制度选择的消失，再加上西方国家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催生了相当规模的主张采用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精英力量。[4]
前苏联威胁的消失，也提升了推进西方民主在西方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地位。西方力量开始努力通过外交措施，并辅之以军事压力的手段来推进民主。无论是政府还是多边组织，都开始借口推进选举和尊重人权，以提供有条件的贷款和援助。[5]这些新的政治条件，对于创造持久的合法框架的努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补充。这些政治条件的实施，旨在形成对民主的集体防御。欧盟实施严格的成员入盟门槛限制，美洲国家组织日益萌芽的集体授权机制等，都做出了有力的注解。[6]
需要强调的是，自冷战结束以后，大量跨国界的组织框架和网络，包括国际组织、政党联盟、选举监管机构以及方兴未艾的非政府组织共同体等，已经蓬勃涌现。这些制度框架和国际组织致力于推进所谓的人权和民主。[7]在这些网络和组织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对权力的滥用都将会吞下“自酿的苦果”(boomerang effect)。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对权力的滥用都会被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广泛披露，并招致惩罚性措施。[8]某些实例揭示，针对国内宪政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国际舆论的批评将不断发酵，并产生“螺旋式效应”(spiral effect)。在这种效用的影响下，那些违反规则的国家和政府将被迫向民主妥协，专权者也往往招致惩罚或制裁。[9]
然而，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民主化效应也不应被夸大。在前苏联解体20年以后，世界上大多数的政体仍然是非民主的。[10]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结果的产生，可以解释为国内缺乏强有力推进民主的力量，但国际民主力量的发展不断受到多重因素的掣肘，也是问题的重要方面。首先，在欧盟以外的国家以及其潜在成员国，在推进西方民主方面也是反复多变的。政治条件的采用，也以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进行，其旨在针对那些贫困的、对外依赖性较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西方的战略目标和经济利益不能同时兼顾。[11]第二，同样与非欧盟国家有关，民主的推进带有强烈的“选举主义者”的特征，在这些国家，西方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对多党选举的控制，而对国内民主的自由则轻描淡写。[12]事实上，西方的压力往往在选举后即偃旗息鼓，甚至在没有看到民主曙光的时候也是如此(例如，90年代的肯尼亚、秘鲁、津巴布韦等国)。选举主义及其实践，也因监管过程和操作实施等问题而臭名昭著。尽管对于选举监管、诸如选票统计等某一单个环节而言，外部压力或许是有效的，但在维持国内民众自由和政治生态等层面，则收效甚微。在欧盟以外的地区，对于整个民主的实现的国际监管和实施机制，大部分是缺失的。即使在某些存在国际组织监管的选举中，当权者通常也能够压制反对派、垄断舆论，并操纵选举结果。
许多实践证明，自从冷战结束以后，外部压力在推进民主方面是一个相对迟钝的工具。尽管威权主义者公然的倒退行动(如军事政变、取消选举等)经常招致严重的国际批评，但对权力的滥用，包括操纵选举、对媒体和反对力量进行镇压等，通常都不被注意。其结果是，与选举相伴而生的、程度不一的专制和对权力的滥用等现象继续存在，而披着选举外衣的非民主政体和制度则根深蒂固。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之民主化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式。民主理念和制度并没有在全球得以均衡地传播，相反却因地缘和文化的接近而带有许多偶然性。[13]因而，较之非洲、东亚和前苏联地区，民主的扩散在中欧和美洲更为广泛和深刻。新的信息技术和跨国人权组织网络的影响也因地区而异：无论是因特网还是人权组织，从其扩散速度和发挥影响等方面，中欧和拉美比其他的发展中地区速度更快、规模更大。[14]在推进西方民主方面，地区差异性也体现得很明显。90年代，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积极地、一贯地在美洲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地区推进民主不同的是，在中东和东亚地区，比起民主来说，经济发展和安全的目标通常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在非洲，美国的政策明显地呈现“漠视和忽略”的特征。[15]
总之，尽管在弱化威权主义政体方面，外部的压力起主要的作用，但其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依然存在诸多限制。而且，这种民主化的国际维度在一些地区(如中欧和拉美)，比起其他一些地区(如非洲、前苏联地区)则显得宽泛(thicker)。
三、西方的影响力和及其关联度：概念的界定
为分析对国际因素对一国内部民主的影响，我们需要研究某些可供选择的分析框架，这些框架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并解释外部压力对民主化的诸多变量。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着重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西方的影响力；二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西方的关联度。无论是西方的影响力还是与西方的关联度，都增加了专制者滥用权力的成本。但这两方面的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均表现出特殊的形式，并呈现截然不同的效果。
(一)西方的影响力：概念的解释
西方影响力指的是一国当权者对外部民主化压力的脆弱程度。这些压力或许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施行，包括消极的条件限制(如欧盟的成员国资格)、惩罚性的制裁(取消援助、贸易制裁等)、外交游说和军事力量等。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影响力发挥，主要基于国家的大小、政府力量的强弱和经济力量等因素。弱小国家的政府，因其虚弱的经济状况、依靠外来援助的经济体制等(如次撒哈拉沙漠的多数非洲国家等)情况，比起那些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而言，在外来压力面前更显脆弱。
西方的影响力发挥，可能受到两个其他因素的限制：其一，是某一个地区力量的存在，这个地区力量能够为某些弱小国家提供经济、军事和外交援助。在东南亚(如中国和日本)、前苏联(俄罗斯)以及次撒哈拉的非洲(如南非、法国)等地区，这些地区力量能够给临近的专制国家提供重要的金融、军事和外交支持，显然，这将大大削弱西方力量的影响。相比较，90年代的中欧和拉美，并没有可以替代强国的地区力量存在。其二，西方的影响力会受到不同外交政策目标的制约。在那些与西方大国经济和安全利益攸关的国家，威权政府可以通过对某些利益的调整，以规避来自于外部的民主压力——并保持体制的稳定——并通过最好的形式来保护那些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民主议题方面的争执或矛盾，将有可能分化西方大国的力量，从而制约其采取有效惩罚性措施的能力。[16]
西方影响力的存在，增加了威权主义滥用权力的成本。在后冷战时期，处于虚弱之中的专制政府，急需金融援助。而那些尚未处于战略重要地位的国家，其成为西方民主化目标的可能性较大。在许多实例中，那些不服从西方利益的国家都招致了激烈的报复性行动(如海地和肯尼亚)，并因此承受了严重的后果。[17]
然而，西方影响力所带来的、比较充分的民主化影响是有限的。在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间断性地发挥其影响力，使得许多专制者能够逃脱惩罚。而且，由于国际监管和惩罚机制并未严格地推进民主的一体化进程，使得专制者通常能够侥幸地避免哪怕是最基本的改革，这些都凸显了民主的不完善及不适应。事实上，1990年一项关于民主政治条件的研究表明，在选取研究的29件案例中，仅有两例能够证明，西方影响力在推进民主方面起到了“意义深远的作用”。[18]即使在对外部的依赖脆弱性最高的次撒哈拉的非洲地区，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在推进民主的政治条件因素与实际民主效果方面，并没有揭示出令人鼓舞的相关性。[19]
(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西方的关联度及其局限
关联度可以被作如下定义，即某一特定国家与美国、欧盟和西方主导的多边制度之间的联系程度及跨国流动。[20]这种关联度可以被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关联度，这一领域包括贸易、投资、信用以及双边和多边的金融流动。二是地缘政治关联度，其中包括与西方政府的联系以及在西方领导的联盟、条约和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三是社会关联度，或者说是跨国界的人员流动，这一领域不仅包括对在西方受教育的精英，也包括对移民、旅游、难民和离散的群体等的研究。四是信息流动，主要包括跨国界的通讯、互联网联结和西方电台、电视台渗透与覆盖的范围。五是跨国的市民社会之间的联结，也包括与以西方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宗教集团和政党组织等的联系。
与西方关联度最重要的资源在于地理上的相邻。地理位置与美国和欧盟相近的国家，如拉美和中欧等地，相对于那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如次撒哈拉的非洲和前苏联地区，更倾向于与美欧保持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保持更为广泛的政府间交往，更高层次的跨国界的人员、组织和信息的流动。然而，某些关联性可能是殖民遗产、军事占领，或者牢固的地缘联盟的派生物，而且，这种关联性将会由于民族和文化的接近而得以加强。当然，这种关联性也将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加强，这种发展能够增加跨边界的经济行为，促进信息交流和旅游的发展。与西方的关联性催生了威权主义压力的某些根源。
首先，它增强了一国范围内专制者滥用权力的国际特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强大渗透力、人员和信息的密集流动以及更为广泛的精英间的联系，都增加了某种可能性，即专制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将被西方当成“新闻”事件认真对待。广泛的媒体覆盖和网络提供的跨国界的行动，都会产生放大效应，并能将一则滥用权力的报道转化为国际抗议的声音。其结果是，即使是最轻微的犯法行为(如选举的不规范，或者对新闻工作者的压制)，都会在西方引起极大的关注。事实上，90年代，在西方媒体和相关政策性的文章中，对墨西哥、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都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而在那些与西方联系较少的国家，如柬埔寨、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即使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并未受到如此重视。
其次，与西方的关联性也增加了下述可能性，即西方政府将采取行动以回应对权力的滥用行为。更广泛的媒体覆盖以及由非政府组织、遭流放团体和西方盟友的游说等，也对西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行动。例如，在1994年，由于受到来自海地流亡组织、人权组织和大国民会议干部会议等，美国国会成功地推动了克林顿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以推翻海地的军事政权。[21]相比而言，基于以西方为基础的非洲游说集团的孱弱，西方政府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国内的压力，从而也未能采取行动来反对某些地区残害人权的行为。[22]在那些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地区，西方政府也有可能采取行动，而且它们更有可能认识到，这些地区对西方利益攸关。因而，在加勒比湾和中南欧(如欧盟成员国)等地，这些因不稳定(如难民流动)而带来的潜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比起次撒哈拉沙漠等不稳定地区则大得多。
再次，这种与西方的关联性，也通过增加国内利益攸关者——持国际立场的力量——的数量，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转移国内优先发展方向，转而热衷于民主和宪政的实践。在那些与西方联系广泛的国家，大量的私营企业、公司和组织等，都与西方保持着人员、金融和专业技术方面的联系。考虑到如果孤立于西方的民主共同体之外，就将会在技术高端市场、投资流动、风险担保和就业前景以及声誉等方面冒很大的风险，这些日益强大的国内新兴行为体对政府的政策决策都将保持谨慎态度，以防止不利后果的出现。这样，因为经济的联系增加了亲西方公司的数量，这些公司在贸易或者投资流动方面突然的转向，或许会付出不少代价，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商界精英通常会产生加强与地区民主规则协调的兴趣。[23]
同样地，与西方的这种关联性也增加了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数量，他们中的许多人与西方的大学和国际组织保持联系，对于那些与破坏规则的政府保持联系的人而言，未来将会在专业技术领域付出很大代价。当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精英意识到，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将使他们遭受损失的时候，这些精英力量将努力切断他们与专制体制的联盟关系。例如，当总统选举政变威胁到秘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时，科技精英和商业联盟都努力说服总统藤森，要求他放弃独裁计划，并呼呼尽早举行选举。[24]
最后，在专制体制内，与西方的关联性也重新塑造了国内力量的平衡。比如，墨西哥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一方面，在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允许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墨西哥大规模存在，这有助于保护脆弱的反对派免受政权的镇压。反对派与西方政府、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密切联系，也使其获得了至关重要的金融和组织资源的支持。再譬如，在2000年的塞尔维亚，美国和欧盟对反对派进行的经济援助，在资金方面支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且给予反对派行动经费，以发动大规模的“促使人们去选举”(get-out-the votecampaign)运动，打造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舞台。[25]与西方的关联能够增强的国内对民主力量广泛的支持。
因而，在克罗地亚、尼加拉瓜和斯洛文尼亚等国，非民主的政府被本国民众视为该国融入西方民主共同体的障碍。反对派与西方的联系以及加强同西方关系的令人信服的承诺，被证明是能够获得选举胜利的宝贵资本。而且，与西方的关联性也能够在专制政党内部加强改革主义者的倾向。例如，在克罗地亚，遭受国际孤立和挫折的言论在国内广为散播，在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Tudjman)去世后，这种共识帮助了改革主义者，使其能够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手中夺取了占统治地位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主导权。[26]
与西方影响力作用机制，如军事力量、外交压力和政治条件等不同的是，与西方关联度的效果看起来是微妙的和扩散的。与西方的关联度产生“软实力”，或者说产生“形成偏好性”的能力以及产生“让别人做你希望他做的”能力。[27]这种关联度将影响到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并产生多种分散性的压力，这些压力通常在国际观察家看来，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从而，很大程度上讲，与西方的关联度模糊了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区别，将国际期待转化为国内需求。通过加强国内行为体的敏感性，使他们转向为制度的国际印象，如果被忽略的话，它将产生成倍的压力，这些压力将比由外国力量施加惩罚与西方的关联性，也增强了西方影响力的效果。尽管有时这种关联性或许通过将难以取舍的双边议题置于西方外交政策议程中，从而减弱来自西方的影响力，然而，毫无疑问，与西方的关联度也增加了外部压力的协调性、范围和力量。关联度舒缓了超越政府和多边制度以外的监管渠道和压力，其中包括大量的国际媒体的框架、人权组织和其他跨国行为体的压力。由这些框架催生的压力将更持久，不仅仅聚焦于选举议题，而且也将超越“选举主义”，涉及对人权和媒体自由的保护，以及对其他国内民众自由的保护。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关联度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即由西方力量施加的惩罚性行动(或者说威胁性行动)将会触发国内较大范围的抗议，其中包括政治家、科技精英，企业家和选民，这些人会认为国际孤立是代价高昂的。[28]
西方影响力和关联性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国网络的学者们讨论的“自食其果”效应和“螺旋”效应具有重要意义(见上图)。
在那些关联度比较广泛的地区，“自食其果”效应可能在范围上更加强烈和更加广泛。这种效应之所以比较强烈，是因为即使最小的滥用权力也可能在西方产生强烈的反响。他们在范围上之所以广泛，是因为国际力量将不仅带给本国政府，也将带给大量的国内政治和经济行为体更为惨重的代价。从而，破坏规则的政府将面临双重的“自食其果”效应，而对权力的滥用也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触发敌对的反应。
四、外部因素的影响及俄罗斯的宪政实践
俄罗斯是一个西方影响力较弱，而且与西方关联度较少的典型国家。尽管在前苏联解体后，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增加了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并推动该国寻求西方的援助，但俄罗斯对西方民主化压力的脆弱性可以通过下列因素得以补偿，其中包括：其所拥有的辽阔国土，其在关键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拥有。而且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所拥有的军事和地缘战略意义。90年代，基于军备竞赛潜在对手的存在以及对俄罗斯在海外核能力的扩张所带来的威胁的顾虑，西方大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对于大多数西方政府而言，其外交政策的首要选择方面，安全的重要意义超过了民主。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联度相对较弱，一方面是由于其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与西方相距遥远，更重要的是，前苏联自身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使得该国长期以来与西方并无深刻的经贸和制度联系。俄罗斯现在依然保持着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较弱联系，同时，该国也严格限制其重要商品的出口，这些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木材。尽管俄罗斯和欧盟有普遍的贸易联系，该国并未参与到欧盟的扩张之中，从而使得其免受欧盟政治一体化和民主推进等机制的影响，而这些机制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有较大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社会和交流联系比起中欧国家来说也少得多。俄罗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旅游也受到限制，而且，尽管在欧洲和美国有大量的俄罗斯团体存在，但总体来说它们缺乏组织。最后，前苏联体制封闭的本质，也导致该国专家技术人员联系的匮乏。因为在前苏联时代，到西方旅游和接触西方的出版物受到严密的限制，俄罗斯的多数精英事实上没有过多地接触西方，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其结果是，90年代，西方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少数亲西方精英的联系，如经济学家丘拜斯和盖达尔等人。再加上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这些情势给予叶利钦的改革政府以更大的影响力，使得叶利钦和他的精英能可靠地声称，俄罗斯亲西方的走向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生存。
虽然，90年代俄罗斯保持了相对开放的姿态，但在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具有成熟的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特征。在其第一任期内，叶利钦通过一次暴力政变关闭了议会。该国的独立媒体也受到有组织的骚扰，有时候是受到暴力形式的残害。叶利钦1996年的选举也因欺骗而饱受争议。
1999年以后，当叶利钦将权力交给其钦定的继任者普京时，威权主义开始日益制度化。直到2003年，普京已关闭了所有独立电视台并逮捕、流放和逼迫工商业巨头不再赞助反对党。2003年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立法机构超过2/3的席位，将这一机构变成事实上的橡皮图章。成功地清除了所有处于萌芽之中的反对力量，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普京没有面临任何严峻的挑战者，并以71%的高票当选俄罗斯新一任总统。
尽管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根源主要基于国内因素，但这一结果仍通过叶利钦和普京政府与外部民主化压力的隔绝，而得以加强。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支持叶利钦，从未冒任何双边关系受损的风险，并要求俄罗斯实现完全的民主化。叶利钦通过利用共产主义幽灵的再现，获得了西方对其在1993年对议会攻击的支持，并且对其在1996年选举舞弊的支持。美国也并未对车臣大规模的人权伤害做出多少反应。[29]后来西方大国默许普京为威权主义的增加，尤其是在“9·11”以后，恐怖袭击美国以后更是如此。事实上，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和俄罗斯的合作以及俄罗斯愿意允许美国军事基地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西方对普京政府的影响力。从而，在通往专制的道路上，普京没有面临多少外部阻碍。
四、结语
这项分析对于学术争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于解释民主化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比重要性等方面更是如此。这一分析框架并非是对国内导向解释模式的替代。国内的因素变量，如社会经济发展、市民社会的进步等，在解释体制变迁方面是重要的。[30]本项研究通过增加另外一些关联度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试图完善当下的民主理论。对其他地区更加严谨的论证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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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东波〕
Study o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Constitutional Regime Transition：Perspective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ussia
ZHAO Yin-liang
(School ofLaw and Politic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The post-cold-war internationalenvironmentwhich changes constantly challenges forallkinds of authoritarianism regimes.The democratizing impact of the post-cold-wa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s also varied considerably across regions. Democratic ideas and institutions did notdiffuse evenly across the globe，but ratherwere contingentupon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proximity.In Russia，where linkages and impacts of the westwere relatively low，the impact of external democratizing pressure was limited.Research on the causal relation ofeconomic developmentand democracy can complementand perfectmodern democracy theory.
Key Words：ConstitutionalTransition； InternationalDimension； Western Influence； Western Linkage； Russia； Democratization；Empirical Investig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