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关系史表明,大国地位和全球角色成为具有优势条件的民族国家为之不懈努力的理想和追求。大国思想在俄罗斯有着悠久而又厚重的渊源,既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又是俄罗斯独特社会历史文化塑造的结果。作为俄罗斯民族思想核心之一,至今,大国思想仍然体现在俄罗斯现实社会及其对外政策当中,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俄罗斯人,大国思想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史表明,大国地位和全球角色成为具有优势条件的民族国家为之不懈努力的理想和追求。大国思想在俄罗斯有着悠久而又厚重的渊源,既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又是俄罗斯独特社会历史文化塑造的结果。作为俄罗斯民族思想核心之一,至今,大国思想仍然体现在俄罗斯现实社会及其对外政策当中,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 俄罗斯人 大国思想
【作者简介】 李渤,1965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 102249)
国际关系史表明,大国或强国始终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无论是在战争频繁、国际社会动荡不 安的岁月,还是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大国”不一定能号令天下,但“一个‘大国’顾名思义能对世界各地施加重要影响”[1],它既可以通过参与制定和主导国际规则,调整、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取向,对世界体系的演进产生作用,也可以自由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从近代帝俄崛起,到现代苏联与美国共同主导世界,大国思想一直影响着近现代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外交的走向。至今,这种思想也在深刻影响着拥有诸多大国“标志”、日渐复苏的当代俄罗斯的内外战略目标选择与实践。普京的战略思想即是要逐步复兴、巩固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为此他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曾重言“大国”政策。梅德韦杰夫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仍继续了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思想,致力于使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能够担负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重大责任的国家。
本文着眼于历史与现实,拟对在历史上有过显著展示,至今仍是俄罗斯民族思想核心之一的大国思想的渊源予以初步探讨。
一
大国思想在俄罗斯有着悠久而又厚重的渊源。其中,俄罗斯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塑造俄罗斯民族特性、民族思想方面发挥了独有的作用。
早期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及黑海北岸之间,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之为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内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广袤的东欧平原。这里远离海洋,没有任何天然屏蔽,无险可守,并与大草原相连。在这里,森林与沼泽交错,河流纵横,土质以砂质黏土为主,地力瘠薄,气候条件也很恶劣。艰难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之来自草原蛮族或其他民族的频繁袭扰,迫使俄罗斯人“像风滚草一样”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疆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流动性逐渐成为俄罗斯人血液中流淌着的因素,索洛维约夫称之为“液态因素”。这种“流动性”后来演变成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后的有意识的移民拓土。从此,“液态因素”更多地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历经400余年的扩张,俄罗斯最后形成为一个东西跨度达15000公里,南北跨度达5000公里的横跨欧亚大陆,拥有多个出海口的世界第一领土大国[2]。辽阔的疆土,巨大的自然地理空间,优越的地理位置,既赋予了俄罗斯民族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3],也使俄罗斯人的心理欲求不断膨胀;它在造就俄罗斯人的宽广胸怀,豪爽、开朗的性格以及温顺与牺牲精神的同时,也培育了俄罗斯人的“强壮”、“宏大”观念,“中心”和“大国”意识。就连俄罗斯人所造之物,从建筑物到日常生活用品都给人以深厚、粗重、宏大的印象。
广阔的地理空间还使俄罗斯人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认为自己是主宰世界的中心,周围广阔无垠的土地都属于俄罗斯[4]。广袤土地所提供的丰足资源与财富,使俄罗斯人支撑、承受了压在自己身上的重负,并拖垮、击败了进入俄罗斯土地的侵略者。因此,在俄罗斯人心目中,“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帮他摆脱困难。”[5]对俄罗斯民族来说,大地母亲就是俄罗斯[6]。是拥有无限宽广胸怀的俄罗斯大地母亲,用其流淌不尽的乳汁,养育和拯救了所有的俄罗斯人。俄罗斯 人之所以认为尽力拓展边界是最好的国家战略[7],是因为无限的空间、广阔的沃野、不尽的资源使其感受到了安全,体会到了民族的强大,因此,在俄罗斯人内心的大国思想中,俄罗斯首先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及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地缘空间助长了俄罗斯人的大国思想和优越感。
在历史上,俄罗斯人对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的向外扩展空间的政策与随之而来的对相邻的国家和民族所进行的侵略和奴役以及他们自己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并无“不满”或“不安”。相反,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失利、20世纪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和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地理空间的缺失却激发起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感情,并因此显示出俄罗斯民族阴柔与阳刚交济之力。别尔嘉耶夫在其论著中表述道,“俄罗斯土地的广袤无垠、辽阔广大与俄罗斯的精神是相适应的,自然的地理与精神的地理是相适应的。”[8]
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民族思想、精神的影响是真实、多侧面、持续而深刻的[9],但决定俄罗斯民族思想、精神的产生及其特征的定型是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对外交往史,就是一部它从国际体系的 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历史[10],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思想也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由感性追求上升为民族理性和国家意识。
当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初期,沙皇俄国最终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形成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国家之时,还仅是一个孤踞亚欧大陆深处,为其他欧洲国家所睥睨的粗鄙小邦。在被西面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与南面的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包围下,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生死威胁。同时,欧洲弱肉强食,大国得尊,享用天下财富的现实也在深深地刺激着沙俄统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强盛,努力成为欧洲强国和大国的欲念很快占据了沙俄统治者的心头。统治者借用西方先进技术,强化军事力量,尤其是经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沙皇俄国的军队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依靠军事强力,沙俄击败了瑞典、吞并了立陶宛、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波兰和土耳其那里夺占了大片领土,并直面黑海,俄罗斯由一个内陆国家变为一个濒海国家,进而挤进欧洲大国之列。从18世纪起,沙俄开始与欧洲的法、奥、英等欧洲大国一起,在欧洲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欧洲大陆的权力均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国和强国,沙俄先后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从此,与法、奥、普、英等欧洲大国一起,共同角逐欧洲和世界。在打败拿破仑帝国后,沙俄还一度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11]。在此期间,沙皇俄国也在不断向东扩张,进入19世纪后,将其领土扩张至太平洋,最终使沙俄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军事大帝国。
国土的扩张,同时也拓展了俄罗斯人的视野。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俄罗斯人“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12]。俄罗斯国家作为不可小视的伟大强国以及它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着的举足轻重的角色[13],使俄罗斯人真正体验到了强族拱手,弱国“献土”所带来的“快慰感”;而强大国家在抵抗强敌入侵俄国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俄国在与其他列强角斗国际事务时遭遇挫折,或俄国自身困难导致其大国地位受损时所带来的困难,更使俄罗斯人认识到强大国家对他们自身安全和民族自尊的重要性,俄罗斯人的大国、强国观念和意识逐渐形成,并浸入和积淀于他们的内心深处。苏联在短时期内所创造出来的惊世伟业,所据有的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及其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荣耀和尊严以及斯大林时代及其以后的苏联政府积极宣扬俄罗斯文化优越论[14],它们在强烈地激发起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更是对膨胀俄罗斯人的大国思想产生了强烈、持久的影响。因此,从俄罗斯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自沙皇俄国至苏联,俄罗斯享有大国地位,充当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主角已经数百年之久,俄罗斯人自然已习惯了作为主宰的角色,习惯了起大国或超级大国和世界强族的作用[15]。
二
大国思想既是俄罗斯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反映,又源于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经验。俄罗斯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宗教传统、深受宗教熏陶和影响的民族,在其思想和道德观中都充斥着宗教因素[16]。宗教对纯厚、执著的俄罗斯人民具有很大的束缚规范力[17]。深深渗透于俄罗斯人意识中的“关怀天下,视拯救人类为己任”的超民族主义的“救世”意识和“第三罗马”等宗教观念以及因此形成的强烈的特殊历史使命感[18],成为俄罗斯人大国思想形成和固化的“酵母”和“催化剂”,而这种“特殊使命感”本身就是俄罗斯民族大国心愿和理想的反映。它内含有这样一些内容:
俄罗斯东正教对于第一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继承性,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和预言,所以,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负有作为基督教世界精神政治领袖的使命[19],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它负有解放各民族的特殊使命,这个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俄罗斯是神圣国家,是历史上已经消失、未来也永不会再现的“全天下的王国”;“莫斯科即第三罗马”,它负有在世上实现千年王国的义务和责任,俄罗斯的命运就是整个世界的命运,并且“俄罗斯的命运是无与匹敌的”[20];俄罗斯的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即是说,只有俄罗斯民族的无限发展,俄罗斯国家的强大,才能实现上述俄罗斯的“特殊使命”和神圣目的。这些观念、意识历经几百年的灌输,同千年王国等宗教学说一起深深渗透于俄罗 斯人的灵魂之中[21]。
俄罗斯人的“救世”使命意识和“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观念在俄罗斯历史中有着鲜明而又生动的体现。一方面,它在出现之时,多少为凝聚民族力量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就是产生了一个不可抵御的副产品,为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并由此而形成了大国霸权主义[22]。历代沙俄统治者无不充分利用俄罗斯人的这些观念、意识,对俄罗斯周围的瑞典、波兰、立陶宛、土耳其、中国等国家的领土进行鲸吞和蚕食,对弱小的其他斯拉夫民族和东方各民族予以兼并、保护、“帮助”和“解放”,经过长达4个世纪的侵略扩张,把一个位于欧洲一隅仅有2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扩张成为地球上领土面积最庞大的国家,野心勃勃地企图建立起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在1815年战败拿破仑后,沙俄还一度主宰了欧洲大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都听命于俄国的安排,沙俄成为维护欧洲反动的“正统主义”和建立国际均势的“国际警察”,并且成为欧洲各斯拉夫民族的大本营[23]。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所以,有人甚至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方针都看做是“救世观念”变相起作用的表现[24]。
从斯大林时代及其以后的苏联对外政策和行为中,人们也的确能够看到、体验到俄罗斯人血液中固有的“救世”意识和“第三罗马”的幽灵。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了自身的强大和安全,苏联靠强占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近20万平方公里领土,芬兰的42000平方公里领土,强行“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建立了“东方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又从日、德、捷、中等国家那里夺取了新的领土和权益,它还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自居,干涉、控制、镇压不听其摆布的其他成员国,并与同 被西方政治家称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一起挟持欧洲、称霸世界、主导国际社会几十年。而苏联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对其他民族的“救世”和“恩赐”之后,理所当然的“正当行为”和“收获”[25]。今天,俄罗斯的民族爱国主义者同样没有放弃这种伟大的理想,他们不断提示自己,“应当永远记住,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担当起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世界应当感谢俄国发挥了拯救者、解放者的作用。俄罗斯每过百年便履行一次历史使命……这是俄罗斯的天然使命……”[26]
至今,这种有着浓厚的宗教哲学基础、文化解 释以及经过了“历史实践”的救世学说仍对俄罗斯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就曾讲到:“俄罗斯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它只走了半步,但却先于世界文明,它指出了道路,或者相反,提醒人们不要步它走错之路的后尘。由此而产生出特有的俄罗斯的弥赛亚观念,包括革命的弥赛亚观念”[27]。
三
纵观俄罗斯历史,自18世纪俄罗斯成长为一个大国时起,就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优越的地缘条件和广阔的国土在全球维度上扩展着势力和影 响,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角,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特别是在苏联时期,还曾以超级大国的身份与美国一起占据世界舞台中心达45年。在冷战结束以前,事关欧洲、亚洲以至世界的重要事务缺少俄罗斯人的身影是不可想象的事。那时俄罗斯强大的海上力量可“方便”地出现在世界各大洋面上;东欧成为它与西方争霸的起点和基地;其势力范围遍及亚洲大陆周围,并将其触角伸入非洲和拉美地区。苏联在世界各个角落建立起来的战略支点,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它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但是, 追求大国目标始终是俄罗斯的基本战略考虑,并不断地使自己的版图或国际影响力向外扩大。成为强有力的大国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之中,并具有超制度性和超时空性。
但苏联的解体却使俄国300余年扩张所获得的地缘空间几乎化为乌有,致使其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俄罗斯重新陷入严重的地缘政治困境:出海通道受到钳制,在地理上失去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便捷途径[28];其周边新出现的十余个国家之间的历史矛盾、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及宗教冲突复杂频发。与此同时,各种外部势力迅速渗入,填补、抢占这一地缘“真空”地带。而华约解散、东欧盟友的散去还使得俄罗斯再度被“孤悬”欧洲之外,与之相伴的则是俄罗斯在世界各地的战略支点基本丧失[29]。加之自身实力的急剧下降与社会动荡,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迅速回落,失去了其全球性大国、强国的身份。在西方的挤压下,俄罗斯在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作用都受到了排斥或限制。
今日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无疑强烈刺激、伤害了长期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主人[30],已习惯于国际社会主角位置的俄罗斯人的大国心理,无以数计的俄罗斯人为自己作为伟 大的强国公民的资格而感到悲伤和沉痛,因此,俄罗斯人又重新回忆、憧憬昔日强大的帝国[31],“苏联”(“CCCP”)再度成为俄罗斯人魂牵梦萦的题目,其对大国角色和地位的追求越发强烈,大国思想的表现愈加突显。这种心理在当代俄罗斯人对其杰出历史人物的选择中也有所反映。1999年年底,俄罗斯著名的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公布的一项跨度达十年之久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俄罗斯历史上十位杰出人物”选项中,使俄罗斯强盛起来或在危难之际维护了俄罗斯大国尊严的历史人物始终占有五位[32]。而1999年,俄罗斯在科索沃采取的出人意 料的军事行动,也是出于害怕世人忘记了他们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理使然[33]。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俄罗斯的未来》一文中就曾写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全人类的利益迫切需要恢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强大的欧亚地缘政治集团,而复兴后的俄罗斯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其核心。”上述事实与言论反映出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大国心态,表明大国思想在今日俄罗斯仍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在当代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都清楚民族精神、思想在塑造、巩固、提高民族凝聚力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 领导人或领导集团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1996年7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提出“制定新民族思想”。且不论“思想”可否被“制定”,就是一种新民族思想的诞生以及让它在民族心灵的深处扎根,也并非能“凭空产生,它必定是在传统的民族思想的土壤中产生的”。传统的民族思想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黄花”,它会经由民族的代际相传,成为现实民族思想的“酵母”,“它既存在于世代相传的、显示民族特征的外物中,又存在于显示民族性格特征的人们的心态之中。”[34]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其2000年国情咨文中讲到的,“无需特意寻找民族思想,这一思想本身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孕育着。”梅德韦杰夫在其竞总统选纲领中就强调要用10~15年使俄罗斯有能力成为领导世界的五大经济体之一[35]。他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一再强调,要致力于使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能够担负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重大责任的国家。回顾俄罗斯历史,人们也可以看到,越是在俄罗斯困难或遭受挫折之际,俄罗斯对大国角色和地位的追求越强烈,大国思想的表现也越发突出。
总之,在重新对本国进行“历史定位”时,俄罗斯人迄今仍摆脱不掉“大国梦”的纠缠,大国意识和重铸辉煌的愿望仍不见有丝毫的减退[36]。在历史上有着强烈表现的俄罗斯民众“大国”心理,俄罗斯民族思想核心之一的大国思想,仍然体现在俄罗斯现实社会及其对外政策当中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责任编辑 常 玢)
注释:
[1]〔美〕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2]参见白晓红《管窥俄国历史发展特点》,《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6月2日;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朱昕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4]宋瑞芝:《俄罗斯精神》,第10页。
[5]同上,第412、413页。
[6]〔俄〕В.Л.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7]同上。
[8]〔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9]宋瑞芝:《俄罗斯精神》,第412,413页。
[10]〔美〕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 风云》,第205页。
[11]陆齐华:《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2页。
[12]孙成木、刘祖熙:《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
[13]〔俄〕Н·А·别尔嘉耶夫:《俄国魂》,见〔俄〕В.Л.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14]杨堃、徐衍:《俄罗斯商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15]宋瑞芝:《俄罗斯精神》,第71页。
[16]〔美〕罗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7]霜木:《也谈俄国历史发展特点》,《光明日报》2000年9月7日。
[18]冯绍雷:《俄罗斯——东西全部的文明》,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页;宋瑞芝:《俄罗斯精神》,第42页。
[19]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1页。
[20]〔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21]以上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8、9、32、45页;〔俄〕В.Л.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第124、264、267页;宋瑞芝:《俄罗斯精神》,第43页。
[22]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23]宋瑞芝:《俄罗斯精神》,第59页;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第134页。
[24]〔俄〕В.Л.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中译本前言第5页。
[25]同上,第60~74页。
[26]学刚、姜毅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27]〔俄〕久加诺夫:《十月革命的含义和事业》,《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1月6日,转引自刘飞涛《论普京外交思维的内在取向》,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1期。
[28]〔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29]李静杰、郑羽:《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页。
[30]Vladimir Baranovsky, Russia and Europe: The Emerging Security Agend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17页。
[31]Roger E.kanet & Alexander V.Kozhemiak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acmillan PressLTD & St. Martin's Press, INC.1997.)p82.
[32]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33]龚洪烈:《俄罗斯外交:历史与现实》,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
[34]宋瑞芝:《俄罗斯精神》,第306、317页。
[35]参见俞遂等《普京:能使俄罗斯振兴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http://ctdsb.cnhubei.com/html/ctdsb/20080124/ctdsb243059.html。
[36]〔俄〕В.Л.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中文版前言第4、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