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是执政党有能力并且较为妥当地处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关系，而政党关系是国家重大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即使是一党制，都有一个面对和处理政党关系的问题。中俄两国的政党处理自己国家内部政党关系的理论思路不同，道路选择不同，而所导致的

关键词：中国，俄国，政党制度，政党关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是执政党有能力并且较为妥当地处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关系，而政党关系是国家重大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即使是一党制，都有一个面对和处理政党关系的问题。中俄两国的政党处理自己国家内部政党关系的理论思路不同，道路选择不同，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关键词]　中国　俄国　政党制度　政党关系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4-0106-05

　　[作者简介] 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世界是政党政治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承担着政治发动机的功能，政党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基本走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是执政党有能力并且较为妥当地处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关系，而政党关系是国家重大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即使是一党制，都有一个面对和处理政党关系的问题。就中、俄两国而言，在历史上俄国十月革命曾经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由苏共主导的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但无论从历史还是 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并非以苏联的一党制为师，中俄两国的政党处理自己国家内部政党关系的理论思路不同，道路选择不同，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本文试分别以中俄两国的政党关系历史发展为主线，比较各自对于政党制度的选择，分析它们的历史和现实特点。

一、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

　　1.统一战线原则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处理政党关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总战略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所特有。

　　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以其平地惊雷的力量影响了中国革命。革命的群众性政党这种世界政党 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活动方式和组织形态，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1921年7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在面对政党关系问题时，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但是中、俄两国的国情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决定了中共必须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党和政治势力共同奋斗。因此中共二大提出，“组织‘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我们的一种政策”[2]。从而产生了处理同其他党派关系的理论。在这一政策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了两党合作的关系。其重大意义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到了全国，并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开展。

　　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侵略，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面对和处理同执政的国民党以及中间党派的关系摆在首位，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到毛泽东致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的亲笔信，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策略的转变，中共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为建立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懈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处理政党关系的成熟时期，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并存、民族矛盾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生态中，中共对于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在合作抗日的大前提下，一方面拥护它领导抗战的地位，一方面对于它的动摇以及统制、包办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对于要求抗战、民主、团结并与自己一样同受国民党压迫的各在野党派，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并鼓励支持它们联合起来。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民主党派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纷纷酝酿和建立。

　　抗战胜利后，不肯放弃政治独占地位的国民党，撕毁多党达成的政协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方面在军事上以牙还牙狠打来犯之敌，一方面继续维护政协原则，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攻占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国共和谈的大门才正式关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护送下到达香港，使各民主党派的生机得以保存。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毛泽东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3]，得到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历史源流和现实政治的延续都使得中共以“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组织形式作为处理党派关系的平台和载体成为必然。这样既在道德上体现道义得失和人心的向背，又在实践中部署了政党格局，给新建立的国家政权以政治合法性的释义。

　　2.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共处理政党关系实践过程中的自觉选择，它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原则发展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在政党制度关系方面，中共独自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与西方多党制度有根本区别的道路。新中国建立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参与中央政府，还有相当数量的代表人物参加地方各级人民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直到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才有所转变，成为建议、咨询机关。事实上，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后，各民主党派也由在国民党统治 下的在野党转变为参政党，在彼此合作中建立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1956年，中共八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在政治上确定下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后，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各政党间处理政党关系的重要载体和国家政治结构中政党合作的唯一组织形式，具有了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新中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基础上产生的，多党合作成为新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历史来源和现实基础。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各党派各方面就国家政治、经济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是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重要平台。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以社会的横向结构为基础，那么，人民政协则是以各族各界各党派的纵向结构为依归，去寻求制度支持的。这种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的相互交织和互为补充的民意基础，从法理上讲，将我国的政权置于坚实的立体的社会基础之上。

　　3.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采取经济改革先行和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式，在政党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成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体两面。

　　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同时，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新的定位，不断完善同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方针。1989年12月，面对苏东剧变的浪潮，中共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并规定了民主党派参政的范围和职责。这样，在世界政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增添了“参政党”这一新的政党概念。同时，这一文件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确立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作为沟通协调各党派界别和社会各方面意见、对于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建议咨询的国家机构，与人民代表大会并列为“两会”，这种政党制度关系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21世纪初，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理论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执政党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重点是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此后又相继制 定和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提出坚持发展这一制度的许多具体有效的措施。以2007年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万钢、陈竺在中央政府中出任正部级官员为标志，多党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多党合作的制度关系结构中，中共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处于主要和主动地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具有丰富的切实可行的内容：第一，中国共产党就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同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第二，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占有适当数量，依法履行职权。第三，各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国家及地方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多种形式与民主党派联系，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第四，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参加国家重大事务的协商。第五，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大特色。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政治参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渠道，从把改革开放以来在多重社会转型中不断产生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中。二是利益表达。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同盟者利益，从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三是社会整合。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和组织社会沿着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四是民主监督。各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社会上多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能够提供中共自身监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监督，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五是维护稳定。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了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多党合作制度，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执政党和参政党已成为互为依存的制度关系结构的一体两面。面对全球化和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民主党派如何在合作中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如何使各政党能涵盖不断发展的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利益诉 求，如何更成功地借鉴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运行中成功的规律，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功能作用开发中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

　　1.苏联解体和苏共的败亡，在政党制度关系方面的失误是主要原因。

　　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苏共的悲剧之源，在于政党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

　　在1917年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曾占居多数；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委会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占多数，但也还是多党制，其他党派都合法地存在和活动。在作为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七位担任了部长级官员。但是从1921年起，苏联的政党制度关系发生骤然变化，严行一党制，苏维埃中的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均被取缔。次年，俄共(布)“十二大”决议要求对各种反苏维埃党派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进行镇压。其他政党就此消失，俄共(布)成为执政党，也是合法存在的唯一政党。而这种局面是通过“一个党在执政，而其他政党在监狱”的方式实现的。[4]由此，苏联在世界政党史上开一党制之 先河。此后七十年苏共再也没有来自其他政党的竞争压力，也就没有纠错鞭策力了。

　　一党制的种种弊端显而易见。首先，它是由一个党高度垄断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它领导国家和社会，也领导和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领导者都必须是共产党员，而这些党员是委派的。这种权力结构构成了层层向上负责的权力金字塔，在体制和制度上既无外部的监督也无内部的制约，其结果是导致自身的腐败和政党领袖权力的滥用。同时在政党内部，以制度化的暴力肃清异己分子。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 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大清洗完成了大换血，也实现了对党的领袖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大清洗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这样的政党文化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在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长期实行的干部委派制导致苏共脱离群众，在政治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制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瓦解了苏共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一个背弃人民的执政党最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

　　其次，在一党制下，苏共固守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固守对抗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备战体制，使社会生产力在低水平上徘徊，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再次，苏共为维持一党制实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固守僵化的意识形态，垄断了真理和话语权。高度的思想垄断使所有的人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用一种方式思考，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苏联解体和苏共的败亡不仅从事实上，也从政治理论上宣判了一党制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命运的终结。

　　2·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政治上照搬三权分立制度，仿效西方的多党制，导致政党林立、混乱无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蜂起，政党制度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由宪法所规定的。1993年12月12日经俄罗斯全民投票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任何意识形 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样化、多党制”。[5]但是当代俄罗斯的多党制与西方的多党制有根本的不同。从俄罗斯宪法的规定和实践来看，立宪的指导思想是确立总统中心，实行的是非均衡的三权分立。它突出行政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总统的权力比任何现行总统制国家总统的权力都要大。如总统有决定组织和领导政府的权力，对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有提名、任命和解除的权力，并在实践中逐渐扩大对联邦主体行政官员的提名权。同时限制议会对总统的制约和监督。总 统可以否决议会的立法，可以解散议会，而议会却不能罢免总统(经弹劾认定总统有罪除外)。议会无权过问大多数内阁成员的任命和所有内阁成员的罢免。同时，《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任期间必须暂时中止其政党党员资格。”[6]总统不仅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且凌驾于一切政党之上。

　　按照俄罗斯宪法，政府总理并不是像西方议会制国家那样，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而是总统提名并经议会批准，出任总理者与是不是议会的多数派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迄今为止，俄罗斯不存在法定的“执政党”，而产生了总统支持的“政权党”。所谓“政权党”，即政党不是依靠选举的胜利或议会的多数席位掌握国家行政权力，而是有赖于总统的扶持或支持，才得以接近或掌握政权。这一政治概念和政治现象在世界政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的“政权党”内容有所不同， 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民主派政党曾是新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占优势地位，当时的俄罗斯人民把国家繁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得到总统支持的“政权党”。当时的自由民主派政党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然而他们不顾国情，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改革方略，实行“休克疗法”，导致国力衰败，民生凋零，于是这些政党很快失去社会的信任而败亡。

　　3·进入21世纪的普京时代，俄罗斯处于多党制由无序到有序的逐步发展过程中，从《政党法》的颁布和多次修改可以看出，其目标是找到一种与俄国民族特点相适应的政党关系体制，而不是西方原版的多党制。

　　在经过政党制度体系的混乱和大起大落后，当代俄罗斯学者开始认识到，如何结合俄国的现有条件和实际去规范政党，发展政党体系，是俄罗斯在世纪之交面临的重大而严肃的任务。

　　普京时代的“政权党”是指由团结联盟发展而来的“统一俄罗斯党”。该党因支持普京总统和政 府的方针政策，形成了支持总统的稳定多数，成为俄罗斯第一大政治力量，为普京顺利施政提供了重要保障。该党领导人格雷兹洛夫说：“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和各地的所有行动，其目的都是为了支持我们国家领袖的施政方针。统一俄罗斯党不只是芸芸政党中的普通一员。它的成立是为了国家的巩固。我们一直在履行这一使命。”“统一俄罗斯党就是普京党。”[7]普京认为“统一俄罗斯党”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但已经完全稳固的政党，但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8]

　　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曾有上百个政党。从 历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参选政党数量的不断下降可以看出俄罗斯实行新的选举以及政党法规范政党行为的努力。1995年总共有44个政党参加议会大选，1999年为29个，2003年为23个，其后逐渐出现“大党更强，小党更弱”的政党格局。在2007年12月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选举中，总共有11个政党参加登记注册。根据俄新选举法规定，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得票率门槛从过去的5%提高到7%，禁止多个党派组成竞选联盟参选，新一届国家杜马代表按比例制原则从进入国家杜马的各党派中选举产生，并据得票率在政党间分配杜马议员席位。因各个政党参加竞选的门槛提高 了，参加竞选的俄罗斯政党数量大幅度减少。新规则显然对俄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是个利好消息，2007年12月初杜马选举的投票率超过了60%。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为64·1%，共产党为11·6%。同时还有支持普京的两个政党——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了8·2%和7·6%的选票，进入议会的只有这四个政党。“俄罗斯正逐渐从多党制到少党制过渡。”[9]此次杜马选举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第一，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普京执政以来社会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而不认为 政治是解决自身问题的途径；第二，总统亲自参加竞选活动，普京亲自率领统一俄罗斯党参选，这就大大改变了竞选活动的性质，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政党简直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第三，这次竞选活动中，人们最终明白了，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没有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与俄罗斯当前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有关，所有政党的竞选纲领，都立足于具体的要求、任务和承诺，而非经典的意识形态。所以，现在按照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定位政党的划分早已过时，现在俄罗斯政党提取的不是蒸馏过的意识形态，而是某种“意识形态鸡尾酒”。可喜的是，当代俄罗斯经过在政 党制度问题上的重大反复之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对“已保障邻国近30年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模式感兴趣”，俄罗斯政党的政治纲领必须有条件地“中国化”，即“必须考虑俄罗斯的国家特点、现有条件和局限性，拒绝盲目照搬别国模式”，这将成为俄罗斯多数人的共识和政权党的理念。

三、中俄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之比较

　　政党制度关系是每个国家独特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产物。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各有特点：对于中俄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我们可以借用约翰·密尔关于“长”和“做”的观点作为 分析工具。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成功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决不是故意目的的产物”，“它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10]“制度必须有历史的基础，制度必须和民族惯例和性格和谐一致”。“当一套制度具有民族的舆论、爱好和习惯为它铺平道路时，人民就不仅更易于接受，而且更容易学会。”[11]但同时密尔也认为，“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它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地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在政治制度“存在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意志力作用的 结果”。[12]也就是说，成功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既是“长”成的，也是“做”成的，在制度选择方面，应该是根据该国人民的特性和历史成长起来的“有机的产物”，在实行和发展这种政治制度方面，则需要人的政治智慧和积极行动的能力。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的中国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成”的，“长”的因素大于“做”的因素；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则主要依赖于执政党意志力的作用。俄罗斯政党制度问题上发生的重大反复，不论苏联时代的一党制还是冷战结束后的多党制，主要是 人的意志力作用的结果，“做”的因素大于“长”的因素。

　　两国政党关系体制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政治现象和政党概念，这些政党概念丰富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内涵，如当代中国的“参政党”和当代俄罗斯的“政权党”。同时，在中国没有法定的“在野党”，在俄国则没有法定的“执政党”。

　　21世纪初，中、俄两国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有所不同，但政党制度关系结构都有待发展。在中国，执政党肩负着重大责任，处于主动地位；在俄国，从目前的政治制度和政情发展看来，普京则起着关键性作用，俄罗斯距离政党制度的成熟还有 漫长的道路。

　　[本文系2006年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37号“多党合作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的部分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第36—37页。

　　[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4]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5]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457页。

　　[6][8]参见刘淑春等《当代俄罗斯政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附1，第126页。

　　[7]参见2007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9]参见2007年11月19日[俄]《新闻时报》。

　　[10][11][12][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页，第11页，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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