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新明，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昊琦，196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72)

　　要实现社会稳定，必须使社会秩序保持和谐； 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使社会秩序保持活力。在苏维埃时期，国家对于市场因素严格限制，以至于在经济活动中，商品、货币、价格、利率、汇率这些要素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居民的水平流动(不同职业和地理位置的流动)和纵向流动(社会阶层上下的流动)也实行计划管理，“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构成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矛盾与冲突较少，但是缺少足够的活力和效率。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的松动；叶利钦激进改革，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快速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但是，与之相伴的社会 矛盾与冲突逐渐增多。其中，生意人与国家的分歧矛盾甚至冲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普京总统强化国家治理、打击寡头干政得到国内民众支持。

　　但是，国家机关不能依法行政，也引起一般生意人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生意人的关系，建构一种和谐而又有活力的秩序，这是俄罗斯社会转型一项复杂持久而又非常重要的任务。

　　一　社会转型催生“生意人”[1]

　　苏维埃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构成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矛盾与冲突较少，但是缺少足够的活力与效率。而且这种社会结构与秩序，一直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直到苏联解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生意人由一些具有“经营倾向”和从事“经营活动”的人群构成，早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萌芽。在苏联时期，地下经济、黑市交易已经存在较长时间，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到广泛发展。

　　他们是一些车间工人、商业工作者、干私活捞外快的人、小手工业者、外币黑市投机者和走私者，在当时这些人的活动是非法的。而后来俄罗斯生意人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1月颁布的《个体劳动法》承认生意人经营活动合法化，并且对过去因经济犯罪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实行大赦。这为生意人从事经营活动开辟了广阔天地。随后《合作社法》颁布，数万个独立合作社(有私人的，也有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在短时间里建立起来。于是采用记账方式划拨的数十亿卢布经过合作社就变成现金，体制外的现金交易盛行起来。外贸自由化为合作社从事大规模外贸活动提供了条件。

　　共青团组织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以致出现了“共青团经济”这一术语。到1988～1990年，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也开始从事隐蔽的盈利活动，由于企业转向自筹资金和经济核算，厂长经理得到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在一些部门行业建立起康采恩和托拉斯，国家物资技术供应机关和贸易公司变成了贸易大厦、联合企业和交易所，行业性银行和地区性银行也纷纷打出新招牌变成商业银行。所有这些变化，当时都被看作是走向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必要步骤。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生意人，大部分是因生计所迫走上这条路的，也有不少人眼光敏锐早早下海经商。但是，比起后来叶利钦时期迅速发迹的暴发户，他们只是小巫见大巫。

　　苏联解体后发生的急剧变化，导致俄罗斯社会结构与秩序大变动。在1992～1993年期间，推行全面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政策，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生意人从事经营的社会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为迅速聚敛财富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人正是利用这一时机成为暴发户——大官僚资本家，他们是补充到生意人群体的“新鲜血液”，共有以下几类人[2]。

　　第一类人是从事进出口生意。当时对外币的需求急剧增长，以致外币在俄罗斯的购买力远远超出在西方的购买力，按照国内价格收购商品到国际市场出售，再从国际市场购买商品到国内销售都能赚大钱。

　　第二类人是利用国家信贷从中牟利。这一时期由于物价全面放开，银根紧缩，造成货币紧缺， 因此能搞到信贷也成为迅速发财的途径。

　　第三类人是从事银行投机生意。由于货币紧缺，为了吸收资金，许多人从事金融货币生意，于是银行的数量急剧增加，按人均而言，俄罗斯银行数量一时间居世界之首。后来数千家银行破产倒闭，导致众多顾客受害。

　　第四类人是变换身份。这是一个人数不少的群体，他们在全面私有化运动中把国有企业按很低的价格买到手，从企业的管理者变成企业的所有者。实行私有化为厂长经理和其他经济领导人获得国有资产大块“份额”创造了条件。

　　俄罗斯生意人群体比私有阶级范畴要宽，生 意人群体包括这样几类人：大官僚资本家、中等企业家、中小商业主、农场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从事经营活动的人。这几类人不仅在社会地位、经营方式和收入方面差别较大，而且存在利益矛盾。中小企业主大都从事民用消费品生产，赚头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很有限，他们与大官僚资本家存在较大利益矛盾。

　　但是，在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中补充到生意人群体的“新鲜血液”——大官僚资本家，他们由官商勾结而成，是最富有的集团，操纵着国家政权，垄断着经济命脉，把持着最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

　　他们是生意人群体中最有实力和影响的上层力 量。正是这种力量同国家发生严重的冲突。

　　二 生意人与国家冲突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是缺乏管理和控制，基本上是一种“半自发性”过程。叶利钦启用丘拜斯等一批年轻激进改革者，他们坚信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在短时间内摧毁旧体制。他们选择了先放开物价和所有权，然后再制定市场经济规则和制度。其结果是：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迅速瓦解，过去受严格限制的市场因素犹如脱缰野马。

　　资本在俄罗斯表现得比任何国家都要狂野和贪婪，不仅过去的企业管理者在转变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后，按照资本意志行事；而且那些身居国家部门要职的官员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或者是随波逐流，或者是官商勾结大捞一把。生意人群体出现“寡头”，与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对立，这是执政集团始料未及的。

　　生意人群体中大官僚资本家——寡头们，他们控制国家的能量在俄罗斯历史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美国记者戴维·霍夫曼作了描述：他们攫取了俄罗斯工业皇冠上的颗颗明珠，组建私人部队，左右选举，控制国家金融命脉，买断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不仅拥有许多工厂，还夺取了国家本身，包括插手国家预算、干预执法机关的工作、影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3]。因此，他们与国家的冲突也是无法避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俄罗斯的全面私有化运动恰恰是以最有利于大官僚资本家集团利益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据大企业家鲍·别列佐夫斯基估计，包括俄罗斯实业界“七巨头”在内的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近50％[4]。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速度极其惊人，1993年俄罗斯只有一个金融工业集团，1994年增加为7个，1995年发展到27个，有446个企业和组织。1996年达到45个，包括600多家企业和组织，吸纳的企业1 000余家，金融机构90多个。许多人士认为，进入21世纪，俄罗斯的金融工业集团将创造50％的工业产值，控制70％的银行资产[5]。金融工业集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垄断金融信贷部门和石油天然气等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

　　(二)干预国家政治。寡头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个人聚敛财富以及对经济的控制，还想成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并能左右国家政治进程的主宰力量。正如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谢·穆拉夫连科公开表示的那样：“现在的俄罗斯，企业家应该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人物。除了企业家，谁也不可能准确预测采取的政治决定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生活逼迫我参与政治。国家未来取决于 这一点。所以，在俄罗斯大企业家必须是政治家。”[6]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寡头们干预国家政治的手段：一是头面人物直接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二是资助政治势力，左右政局；三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的政治导向。例如，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寡头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有倾向的支持，对叶利钦再次当选总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扰乱经济。寡头们代表着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他们不仅乱中获利，而且扰乱经济秩序，破坏正常商业活动。在全面放开物价后的一段时间，由于紧缩银根，货币紧缺，一时间，拖欠工资现象非常普遍。这与寡头们控制的银行挪用和截留国家为矿工、教师和军队的工资拨款有极大关系，有的甚至拖欠10个月到1年，甚至连军事拨款也不放过[7]。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据一位名叫尤莉娅·拉特尼娜的记者说，财政部一位副部长曾经宣布，国有银行的债券将不会兑现，结果导致这种债券价格大跌，霍多尔科夫斯基趁机全部买进。

　　几天后，这位副部长又宣布说，这种债券会兑现，结果价格又回升了[8]。寡头趁机打劫的敛财行为，增加了经济转型的困难，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没有好处。

　　叶利钦已经深切感受到寡头们控制国家的能 量，只是他利用总统权力，通过不断更换政府重要官员，来摆脱寡头们对自己的影响，并且把权力提前转交给普京。

　　在总统选举期间，普京曾经明确宣布要与控制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寡头们决斗到底。这一宣言抓住了当时俄罗斯社会各种问题的关键，激起了人们普遍的希望，这是普京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可见，以普京总统为代表的国家政权要对肆无忌惮的寡头们发起反击，改变国家虚弱无力的状况，这种做法也符合一般生意人的利益。

　　普京打击寡头势力，解决寡头干政问题，采取两方面的做法：一是表明态度。2000年6月28日普京会见21名最有影响的实业界人士时说，政府应该为企业家经营提供保障，但是不允许他们干涉国家政治；二是杀一儆百。对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进行调查，前2人被迫流亡国外，后者被判入狱。

　　三 生意人与国家冲突的原因与后果

　　(一)冲突的原因生意人群体的出现对于俄罗斯社会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什么这个群体中最有实力和影响的集团与国家之间出现了严重冲突?实际上，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合乎逻辑的现象。

　　从经济学分析，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生意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传统体制条件下， 国家垄断了所有资源，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严格计划管理，生意人群体受到诸多限制。一旦限制放松，生意人群体必然会从国家手里争夺资源，最终出现寡头集团。

　　寡头集团与国家的矛盾冲突，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结构性的原因，也有过程性原因。前者是指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已经被彻底破坏，或者是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生意人群体在发生剧烈的分化，有些人迅速上升，成为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寡头要根据现有的社会地位谋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他们与国家的冲突就是很正常的；后者是指社会转型还在进行之中，新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 建构需要时间，也就是说社会秩序还具有不确定性。为了降低风险，确立自己在未来社会的地位，寡头与国家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合法性问题。寡头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是：他们聚敛的财富具有“双重不合法性”——无论在法律上(在私有化过程达成的契约合同的可疑性)，还是在道义上(在居民的心目中)，都是不合法的。

　　这是寡头们的一块心病，他们一定要采取各种手段保护自己的财富：其一，在国家机关里寻找有势力的保护人。寡头干政多是因为缺少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寡头迟早会卷入国内政治的漩 涡之中；其二，试图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独立力量。一旦寡头与其他权势集团发生冲突，可以实现自保，因为挑起冲突的，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国家机关；其三，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摆脱不合法的困境。例如寄希望于“颜色改革”。

　　(二)冲突的后果生意人群体的寡头集团与国家出现的冲突，对俄罗斯社会转型造成的影响与后果，我们作出如下分析。 ，第一，寡头与国家分享权力。双方分享权力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在俄罗斯社会，国家政权和寡头的关系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具体的微观领域和部门，寡头们占优势，而在宏观的战略性问题 上，国家政权更强大。之所以形成这种格局，既与寡头们“双重不合法性”有关系，又与国家机关违法行政有关系。双方分享权力，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寡头以及生意人群体。按照普京竞选总统时对寡头们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将寡头作为一个阶层予以消灭；二是决不能让不应该接近权力的人接近权力。普京的确打击了一些咄咄逼人的寡头，可是不可能将寡头作为一个阶层予以消灭。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普京和寡头谁也离不开谁，即意味着国家政权和寡头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寡头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的手段发生 变化。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寡头们内部缺少协调[9]，并且利用国家力量来对付其他竞争对手，近几年随着国有资产瓜分完毕，情况有所改观。而国家机关团结程度在叶利钦时期很差，从普京上台后加强了对国家机关的管理。

　　在俄罗斯，正因为寡头们内部缺少协调，而政权机关却加强团结，才导致了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失败。寡头与国家的冲突，加强了寡头内部的协调与团结，也加强了寡头与权力的结合。在叶利钦时期，寡头们争先恐后单独地一个一个向国家施加影响，造成政治混乱，而在普京时期，寡头们开始联合起来，通过寡头联盟“俄罗斯工商联合会”共同向政府施加影响，参与制定游戏规则。

　　第三，寡头与国家开始具有国际化色彩。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开放程度提高，寡头对国家的影响力也在加强。一方面，面对来自外国的竞争，寡头不得不寻找国家支持以应对这一竞争，例如，在2005年年初俄乌天然气价格争端中，俄罗斯企业家需要国家保护；另一方面，寡头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在国外投资，向外国公司出售股票，这些经营活动增加了他们同国家谈判的能力，他们以投资环境不好为由“离家出走”，将投资和生产转移到国外。这使得国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要求。普京已经采取一定措施限制寡头“离家出走”，这可不是偶然的。例如，尤科斯事件引起巨大反响，2003年10月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后，刚刚有所缓和的资金外逃问题再度加剧。为了安抚生意人，2005年3月普京会见国内企业界代表时说，俄罗斯不会重新改造所有制，他支持将私有化交易的追诉时效期从目前的10年缩短为3年O。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寡头极力寻求国家的庇护，90年代中期以后，寡头们开始学会“离家出走”，要求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经营的政策。随着俄罗斯经济开放程度提高，不仅寡头们具有国际化色彩，而 且国家在出台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应。普京在处理尤科斯事件时，也考虑到了这种反应。

　　第四，寡头与国家共同控制冲突的烈度。出于对自己“双重不合法性”的担心，寡头既有求于国家保护，又与国家存在深刻矛盾。寡头最怀念20世纪90年代“轻松赚钱”的好时光，进入新世纪普京总统加强了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寡头集团的政治影响总体上有所削弱。双方力量对比逐渐趋向平衡，国家改变了90年代虚弱无力的状态。但是，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意人群体以及寡头与国家之间的博弈竞争，将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如果在经济领域出现冲突，“离家出走”的 可能性，外国势力的支持，会提高寡头同国家谈判的能力。如果在政治领域出现冲突，社会出现动荡，一般生意人害怕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引发的动荡。虽然说寡头抗风险能力强，要寄希望于或者是支持“颜色革命”，恢复“轻松赚钱”的好日子，那可能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眼下俄罗斯的执政精英接受了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教训，他们准备严厉对付反对派，包括使用“软”和“硬”两手，在必要时迫使生意人以及寡头服从国家的约束。对于这一点，寡头们是清楚的。因此，寡头和国家会共同控制冲突的烈度。

　　第五，寡头与国家冲突的主要平台是议会选举。寡头与国家之间出现冲突，双方能够利用的工具手段有三个：一是利用传统体制与法律；二是打着民主旗号发动群众性抗议示威；三是利用议会选举。从国家政权一方看，它喜好使用传统体制与法律，用它来对付寡头和生意人，因为传统体制特点是权力集中，而且原有法律对寡头和一般生意人多有不利。近年来国家机关频繁地使用传统体制与法律，使得生意人群体对法律失去信任。

　　从寡头和生意人一方看，现行的司法机关不能公正执法，他们更愿意诉诸于发动群众抗议或者议会选举。但是，发动群众抗议会诱发动荡和劫掠，像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发生的事件。这必须谨慎从事。最终，只能利用议会选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可是，俄罗斯的议会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从现行制度上看，俄罗斯的寡头和生意人在内心里向往权力的途径就是促成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11]，以增加议会的权力，使寡头和生意人的利益得到满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存在“颜色革命”的土壤。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 我们这里界定的“生意人”是指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经营倾向”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群体。这个群体包括那些财产占有者，也包括那些非财产占有者。严格地说，不是“企业家”的人也可能具有“经营倾向”和“经营行为”。这个群体可以在自愿转入新建私人企业做雇员的人当中见到。在其他社会职业集团，诸如在国家部门工作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适应市场经济
环境工作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农场主以外的某些农村居民当中，也有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突出特点是：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不惜冒险。俄罗斯有一份报纸《生意人》的变化具有典型 意义，这份报纸从“具有经营倾向的一般知识界”报纸转变为面向
企业家、具有高等专门知识和高工资专家的刊物。这份刊物取得持续成功，说明相当准确地迎合了这个群体的需要。参阅[俄)3．丁．戈连科娃《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分层》第二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55～156页。
[2] [俄)罗·梅德韦杰夫：《俄罗斯的新阶级》，载(俄)《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
[3] [美)戴维·霍夫曼：《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 [俄)《公共周报M996年11月14日。转引自高中毅《金 融工业集团：俄罗斯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的新形势》，载《欧亚社会发展研究》1997年第3期；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5] [俄)德·米哈伊洛夫：《金融工业集团：俄罗斯的特点9，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7年第4期。
[6] [俄)谢·穆拉夫连科：《我决不离开尤科斯石油公司》，载[俄)<独立报>1996年6月4日。
[7] [俄)罗·梅德韦杰夫：《俄罗斯的新阶级》，载[俄)《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
[8] 前引书：《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第231页。
[9] 1994年9月，几位富有的俄罗斯商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维诺格拉多大、波塔宁、弗里德曼等聚会在莫斯科雀山顶的别墅里，成立“雀山私人俱乐部”，他们承诺不再相互攻击，要建立彼此之间文明的游戏规则，但是很快他们就违反这个承诺。他们多次建立联盟，然后又多次撕毁它。参阅前引书《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第268页。
[10] 邢广程主编：《2005．年：应对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1] [俄)亚历山大·李普曼：《国家与生意人的冲突》，载(俄)《自由思想)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