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 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 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 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 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

关键词：权威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

　　[摘要]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 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 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 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 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 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关键词] 权威主义; 民主; 政治发展

　　[作者编译者简介] 库泽科, 男,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 季塔连科, 男,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远东研究所所长, 中俄21 世纪委员会科学分委会俄方主席; 庞大鹏,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政治。

　　[中图分类号] D6;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5574 ( 2007) 02- 0081- 10

　　由俄罗斯经济战略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共同组织撰写的《中国—俄罗斯2050: 共同发展战略》一书, 对中国的现状和中长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了对中俄战略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全书论述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对中国现状的分析, 其中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和民主问题的分析独到, 见解深刻, 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现将书中部分观点和结论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1. 关于权威主义与民主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视角

　　作者认为, 权威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从多个视角审视。其中, 首先可以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视角审视, 虽然该视角有时可能会掩盖问题的实质。从实践上看, 在政治经济转型国家, 选择何种调节社会、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体制取决于该机制是否能够很好地促进实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目标可有不同选择,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 不能为了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去牺牲社会发展的利益。只有发展, 而且首先是经济发展, 才能为政治民主化建立起坚实的物质与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不能落后于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 但政治民主化也不能和不应该超越经济发展的水平。民主化的政策方针不能仅局限于体现民主自身价值,它还必须同最重要的一些像生活保障、安全、社会及民众的福利等目标紧密相连。

　　一般而言, 无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何种程度的权威主义政治制度, 国家都会努力减少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损失, 并为此建立某些限制专权的内政与外交机制, 促使政府不仅仅为自身谋利, 更重要的是尽量为社会利益服务。改革之前的中国即是如此。因此,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系统也日益复杂化, 这客观上要求逐步优化社会管理, 也就是不断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2. 新权威主义概念的内涵

　　中国采取改革方针后, 关于权威主义与民主在政治体制中的最佳相互关系, 国家与社会以及国家与经济的最佳互动方式的讨论, 在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进行得特别热烈。

　　治国之道的争论始于1980 年代中期, 经济改革刚刚迈出头几步就遭遇到旧的政治意识 形态的顽固阻扰。这时出现了一个概念叫新权威主义, 其主要含义是指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主张全面现代化的强有力政权鼓励下逐步成熟起来。这一观点的拥护者坚持认为, 新权威主义同旧权威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 旧权威主义是一种在封闭循环下运营的政体, 在这种政体下强有力的政权将被经济和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矛盾所破坏和摧毁, 随之而产生的骚动和混乱又将被新的强有力政权所平定; 而新权威主义的目标不是追求自身的永垂不朽, 而是统筹社会发展, 最终为社会民主以及和平渐进的改革创造条件。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拥护者坚持认为, 民主改革只能通过全面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毋庸置疑, 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分阶段在不同领域逐步推进, 从经济、社会、民众心理等各方面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建立条件。他们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19 世纪中叶开始的, 就对现代化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来看, 康有为、孙中山、国民党人以及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解读也是不同的。

　　3. 新权威主义面临的挑战

　　新权威主义的理念遭到激进民主派的反对, 他们声称中国应该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完全民主。他们确信, 现代化不可能在单一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 如经济领域) , 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领域的停滞( 如政治领域) , 并最终阻碍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在激进民主派看来,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应该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 也就是实质上的全盘西化。

　　如何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其他重要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 并且缓解粗放式工业化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同时, 腐败的迅速蔓延也是一大挑战。

　　当然, 应该看到中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这不仅表现在引进新技术和发展高科技生产部门, 而且更重要的是逐渐积累了修改制度法规的经验和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只有改革的不断成功和国际威望和影响的不断加强, 才能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今后政权合法性应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加强: 扩大社会基础, 加强执政党与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合作; 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尖锐社会问题; 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积极吸收不同党派背景的最有才华的人士参与决策; 对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不同意见持宽容态度。一言以概之, 就是要逐渐实现民主化。

　　4. 实现新权威主义的途径转型时期的中国, 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 首先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第一, 政治对于经济的统治地位是毛泽东的主要观点之一, 放弃“政治挂帅”的口号意味着对战略优先方向和对达到既定目标的方法进行重大的改变。第二, 理解了这一点, 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再来审视这一政策转变的意义时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确立经济的优先地位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来儒家轻视商业的传统得到根本转变, 那种只有底层民众才从事商业的观念得到彻底扭转。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意味着要千方百计地刺激经济增长。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 必须将国家强大的“看得见的手”同市场强大的“看不见的手”结合起 来。让国家陷入“一只手”的计划经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开始实行市场改革和经济对外开放。随着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 中国不仅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 而且还得以不断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 而所有这些都表明, 中国权威主义的政权开始对自身的使命和功能特别是权力的作用进行严肃的审视。

　　新权威主义的中心思想, 是主张在国家权力的调节下发展市场关系和自由主义经济。这一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改革实践表明, 在政治经济转型国家, 有效和稳定的经济自由化可以仅仅通过强大的政权来实现。政权力量的决定性意义体现在能够制 定长期目标, 并且动员全民的政治意志和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手段。这样的政权可以保证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在考虑自己经济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工业政策, 保证本国市场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及企业之间正当的竞争, 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奖励刺激企业家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同时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保护居住环境。如果政权力量较弱的国家想尝试激进自由市场经济改革, 那么, 充其量只会带来短期的积极成果, 而随着政权的进一步削弱, 这些成果甚至还有陷于完全崩溃的可能, 使市场经济转轨完全丧失社会导向, 或者导致计划经济程度不一的回归。

　　权威主义政权直到市场机制形成也不会动摇其根基, 而只是改变了政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发挥的功能和采取的方式。就经济而言, 这种转变体现在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 从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和预测性计划, 国家调节的重点也从微观经济转到宏观经济, 调节手段从行政命令转为市场调节。

二、关于中国政治的民主建设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1. 关于市场经济形成中的政府作用

　　在坚持市场经济还是坚持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辩论中, 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正像其他转轨国家一样, 中国自身市场经济改革的经验, 使中国社会相信不能搞完全市场化, 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不仅能带来积极效果, 还能产生不少消极后果。这就需要国家灵活地和有选择地运用一些手段防止和消除这些后果。如果干预滞后或者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就可能加深这种消极后果。国家不直接参与微观经济, 主要负责调节宏观经济, 以此促进经济稳定, 当然这种稳定不能自动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借助金融、货币、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手段, 国家可以实现宏观调控, 避免某些危险的经济失衡。国家制定政策法规, 强化对市场运行的监督和检查, 否则就会导致市场舞弊行为。

　　在1990 年代前半期市场经济的开始阶段, 国家行政手段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最为明显。后来它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作用。由于国家保持对土地和财政资源无限制的控制和成为主要投资者, 致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继续加强, 并滋生腐败现象。生产要素比经济部门的其他要素更晚一些进入市场关系, 这在客观上导致社会少数人依靠多数人发财致富, 主要表现在大资本强制征用农民和贫穷市民的土地, 然后进行转卖或者搞建筑或者投机经营不动产, 从中牟取利益。

　　实际上, 当政府从经济创造者转为主要是服务者时, 其作用并未有丝毫的弱化。政府的服务功能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市场经济的重要领域需要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环境, 需要中长期经济规划与预测, 需要信息与基础设施保障。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 如能源、生产和财政等领域的经济安全) 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同时, 防止和控制新的经济领域的危机也是政府的重要任务。

　　提供政府服务不能仅限于经济领域, 社会领域同样需要政府参与。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与发展权, 提供必需的社会服务, 这是政府的责任, 因为这种社会服务是市场不能也不愿意提供的。为了减轻社会的两极分化, 中国政府应以财政和其他手段努力调 节分配关系。政府需要关注扩展日常劳动就业,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支持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 发展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在全社会积极确立平等与公正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像在经济领域一样, 国家在社会领域也应该合理利用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 全面扩展包括各种基金会和协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这样将会促进社会和国家的民主发展。因此, 国家在经济与社会领域面临的各种任务, 不仅不会趋于简单化, 相反, 会更加繁重和复杂。因为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加缜密的步骤和更为稳妥的处理手段, 需要完善的决策机制和过程, 同时也需要来自社会的监督。

　　中国政府还有很长的艰难路要走, 一方面需要克服几十年极权社会留下的遗产和千百年来“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传统; 另一方面, 还应消除大多数居民无权参政的现象。中国社会越来越认识到, 民主制度不是靠上层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很容易实现的。要想实现人民政权的政治意愿, 需要政府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培育相应的社会意识, 并建立体现这种意愿的手段和渠道。

　　2. 社会分层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影响在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潜力参与全球经济的过程中, 国家在调控微观和宏观经济以及调节社会问题时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职能的变化不仅是经济本身的 需要, 而且是市场关系影响下社会关系变动的需要。现代化是一个完整和全面的发展进程, 同时也是一个分阶段和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家们也难以避免在社会优化的同时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 这是改革方针的制订者曾竭力想避免出现的现象。在各社会阶层和各社会团体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都出现了严重分化,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历史上, 还是在世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中国发展前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如果不能以合法的和适当的策略消除这种严重的矛盾, 它会破坏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 它有助于形成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 培育能认识自身利益并且通过政治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民主制度的现实主体。建立民主制度以满足市场和不同集团的诉求并实现他们的利益是很重要的, 在以往同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里, 从严格意义上讲, 社会不需要这样的民主机制。

　　新的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 一方面说明社会结构的趋于复杂化,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协调利益纷争方法不足的一面。平衡和解决社会政策中的问题, 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否则会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由此不难理解执政党在理论与意识形态上的一些提法, 如“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大协调”、“和谐社会”。“协调”的观念逐渐代替以往的“团结”的提法, 后者往往不承认、抹煞甚至掩盖社会中的利益差别。“协调”的理念成为发展新思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拒绝平均主义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中国协调各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利益决不是为了采取类似西方的国家和社会管理模式, 例如议会民主和以多党制为标志的政治多元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 盲目追随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化绝不会使这些国家避免社会不平等、经济危机和腐败。中国如果 走这条道路, 将会引起更大的危害甚至引起国家分裂。

　　3. 精英阶层的领导作用

　　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精英阶层的领导作用。这里不仅仅是指政治与经济精英, 还指知识分子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促进了新的也可以说理性的权威主义政体的巩固, 他们支持改革, 与政治精英和政权的联系密切, 推动了制度民主化的深入发展。尽管中国确认了国际市场的标准与制度, 面向西方打开国门, 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无论是政治精英, 还是知识分子精英——都明确地坚持民族价值、国家利益和民族目标,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影响, 这种传统既古老也具现代性。

　　在地区与全球层面的和平崛起, 至少是达到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 是中国的战略目标, 这客观上要求保持国内稳定, 妥善处理内部矛盾和外部纠纷。

　　中国一方面要保证政权以及基本政治制度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 也要对政治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以促进政治职能的进化, 实现政治目标。苏联对待精英阶层失败的教训, 对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有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当前的管理体制模式的变化。网络和高新技术的出现不仅为国家机构优化职能, 建立电子政府提供了条件, 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新的基础。现代技术的发展缩短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 而且催生了与以往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传统公民权利完全不同的公民权利形式。比如在2005年, 中国开始使用网络查询帮助居民了解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困扰他们的问题, 从而促进了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年度会议的工作效率。

　　4.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 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 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减少中央的过分集权以刺激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成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执政重点,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 分权成为现实问题, 因为如果不能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能划分和关系的协调, 那么, 国家全面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行政调节仍然比市场管理占据优势的时候, 需要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权力下放来推进改革, 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东部和南部地区显得尤其突出。这些地区拥有某些比较性优势, 可以向外国投资者和部分国内资本提供中央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 大力发展外贸和对外经济联系, 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待遇。

　　改革过程中,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这既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地方转移有关, 也与中央政府将很多职能交给市场有关。理论上讲, 地方当局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因为它们对本地区情况和居民需要等方面的信息掌握得更全面。分权的举措促进了经济增长, 地方当局在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作用。

　　形式上为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地方政权的独立性实际上很大。由于缺少民主制度中的分权, 导致地方经常利用私人关系和不合法的方式和手段, 进行不公开的严重反抗。由于中国的地方政权至今仍没有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 在实践中受到的民众监督也较弱, 所以, 它们权力的强化不仅不会带来民主化, 反倒会引起独裁与专横, 并导致腐败的蔓延和加剧。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取得关于地方政府的系统而可靠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中央政府最高层的领导人不定期视察时, 那些负面的消息是不会上报给他们的。专职部门提供的信息则揭示了个别令人触目惊心的违法乱纪现象和已达矛盾爆发临界点的问题。地方利益或集团利益是对地方精英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 他们往往不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维护国家利益。为了实现本地区的目标, 地方精英不仅利用在中央的各种人脉关系,而且还不惜动用地方政权强大的行政和司法资源, 有时甚至动用地方经济与财政资源。

　　地方势力坐大, 意味着很难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一些只顾本地区利益的地方政权经常阻挠商品过境, 妨碍地区之间的物流。国内市场的不健全和分散性导致一些省份加快发展面向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 外源经济成为这些省份经济的主导成分。国内的一体化落后于对外的一体化。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管理职权向地方的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地方政府吸收外资的动力更加强烈。为此目的, 地方不惜违背中央的三令五申, 制定比现行法规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了保证一些重要经济因素继续吸引外国投资者, 如廉价劳动力因素, 地方政府对在外资企业中存在的不合法的劳动条件视而不见, 甚至还阻挠工人组织抗议活动。

　　毫无疑问, 这种状况刺激了外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中国。中国的外贸额也出现巨大增长, 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加深社会紧张度的负面后果, 如腐败蔓延、地方利益越来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等。地方政府与外国公司的合作有时对中央政府不够透明, 造成中央政府有时不得不为了维护国家信誉而承担一些明显属于地方政府的责任。

　　外国资本通过在中国沿海省份建立“飞地”而获得了通过省一级政权影响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强有力杠杆。为了经济利益, 地方官员的政治坚定性被削弱, 这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统一的基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相应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进程遭到了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他们适应旧秩序, 精于从中牟取私利并且擅长维持平衡保持稳定。中央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对立潜伏着严重的危险。地方精英不仅常常暗中破坏经济结构转型, 而且经常对中央政府为了平复经济增长的激烈波动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不闻不问, 阳奉阴违。

　　在2003- 2004 年对经济状况的不同评价问题上,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央政府抑止经济过热, 保证经济“软着陆”的努力几乎在地方遭到一致反对; 相应地, 一些必需的行政与经济举措未能出台。这种对立在中央政府的某些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委员会) 的代表和主要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中也得到反映。出现这样具体的利益分歧并不难理解, 因为中央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所采取的措施, 如缩减信贷规模,严格审批新建设项目土地, 也确实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中央政府关心的是宏观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稳定, 这是它政策措施的根本意图所在, 而地方政府由于各种原因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显然不够。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止经济% 硬着陆&打击了地方政府的利益, 而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最终会因无法收回债务而加重中央银行的负担。

　　地方政府支配当地税收和预算外资金, 它们的预算不用中央批准。医疗卫生、退休保证金、失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证金等财政资源的分散, 给解决社会领域里的全国性重大问题带来重重困难。

　　同时, 由于社会保障经费开支的责任划分并不明晰, 由此导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中央将基本社会保障的责任推给地方, 而地方又推给中央。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仅靠中央给地方发通知或决议的形式进行调节, 远未实现法制化。地方预留金和中央提供 的补助金的比例几乎每年都在变, 这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经常发生摩擦, 尤其是在遭遇突发事件, 需要双方齐心协力的时候, 如2003 年“非典”期间。

　　地方政权机关的债务对经济安全来说是严重威胁。鉴于这些债务未被公布, 总额难以统计, 但数目肯定非常惊人。行政债务比银行不良资产危害更大, 因为在法律上当地政府不能成为市场关系的主体, 所以不存在破产的问题。事实上, 法律也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一旦经济形势恶化, 中央政府财政体系危机加深, 地方债务问题必将引发严重后果。

　　在越来越复杂的土地资源不平衡问题上, 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难以调节。国家制定的关于尚未开发土地的使用政策不仅未能缩小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差距,而且也未能实现它们之间投资优先权的重新分配。同时, 东部地区不仅取得了大部分外国投资, 而且国家投资比例依然很高。

　　在全国市场不发达和转型时期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拥有大约4 亿人口的沿海地区虽然发展快, 但很少促进9 亿多人口的内陆地区的发展。这是发展不平衡的两个世界, 前者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成为“世界工厂”, 而后者却远远落后于全球化与市场改革的进程。

　　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天然区位优势和高投资回收率及投资利润率, 不仅吸引了私人投资和外来投资, 而且吸纳了来自中西部的劳动力, 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东部地区继续推进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 而那些发达的非国有企业为东部地区解决了劳动力就业和税收来源问题。

　　西部地区资金和技术熟练劳动力都很缺乏, 在竞争中难以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长期依赖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减少这些投资可能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上更大的差别。经济落后意味着社会条件差, 民众在全国性灾难面前应对乏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东部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的发展更具优势。西部地区落后的工业没 有受到外来竞争实际上损失会更严重, 所以为了扭转这种发展趋势, 开发西部需要付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发展全国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的紧迫性都强烈要求改变现行的权力划分体系, 其中也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合理划分。这种改造没有地方政府的协助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划分, 又会受到地方的严重阻扰。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要在统一的经济与政治法律空间内, 在统一的宪法框架内进行, 甚至可以在联邦性质的过程中展开。

三、关于中国权威主义与民主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的问题

　　1. 政治改革的方向与发展阶段 当前已经形成的共识是: 第一, 政治改革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建设法治国家; 第二,从旧政治体制向新的政治体制转轨中需要保障平稳和无震动的转变; 第三, 实行代表制民主特别是全民选举需要慎重。另外, 一些原则上拒绝选举民主制的研究人员认为, 民主化与加强法制是不相容的, 而这不仅同当前已经开始的民主进程相矛盾, 而且也未必符合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 更不要说内部的反对力量了。

　　实际上, 这里涉及公民社会形成的前景问题。公民社会是权威主义的伙伴与政敌。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使政权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逐渐重新分配, 以有利于不同社会集团及群体之间的资源均等化。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何增科教授, 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 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促成了社会动员, 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愿望日益强烈, 但是由于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各种非法的、非制度、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呈现扩大趋势, 各级政府对社会大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迟缓, 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逐渐积累并严重威胁到政治稳定。

　　在民主政治发展的中期阶段, 政治参与逐步实现了制度化和有序化, 选举民主的层级, 就像经济改革一样, 逐步由农村向上扩展并最终实现了突破( 有别于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的自上而下) , 以选举民主全国化为标志的民主的转型取得了成功, 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获得一定的发展。协商民主要求公民受过良好的教育, 富于理性, 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并要求有一定的非官方公共领域。协商民主应当从大中城市的市政决策与市政管理开始, 向下逐步向小城市、城镇乃至农村延伸, 向上逐步向省级, 乃至全国政治生活延伸。就自由民主来说, 中国需要选择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发展路径。自由民主是民主政治的高级形式, 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司法独立、媒体自由、权力制衡等民主制度建设只能自上而下进行。

　　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后期阶段, 选举民主获得了巩固, 自由民主日趋完善, 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得以牢固确立。在从早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的时期, 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基层和地方层级推进选举民主, 在地方特别是城市政治中发展协商民主, 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通过制度化的利益整合机制将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不稳定因素消解在基层和地方层级, 避免酿成全国性政治动乱。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有如下原则: 经济发展优先, 兼顾政治发展; 维护政治稳定优先, 兼顾扩大政治参与; 选举民主为先, 兼顾公民和个人自由; 党内民主优先, 兼顾人民民主; 国家实力建设优先, 兼顾公民社会建设; 主流政治文化建设优先, 兼顾政治亚文化; 如此等等。

　　2. 中国政治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 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这里还涉及执政党与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的民主协商问题, 即统一战线的问题。统一战线已不仅仅限于国家内部, 还包含了旅居海外的中华民族的不同团体。实际上, 这是一种“协商民主”的表现形式。虽然统一战线不能解决权威主义政体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 但是至少可以弥补其中的不足。

　　中国当前和未来政治制度的基础应具有价值和伦理基础, 这点非常重要。应当承认, 直到今天, 中国的政治文化依然符合现代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的需要, 这种意识形态与西方的“权力平衡”思想无关, 而主要是同执政者的道德水平紧密相连。自古以来, 权威主义政体合法性的来源在于它的廉洁、诚信和为民服务。西方涵义中对“政治”的诠释同中国文化中的理解有本质不同。在中国文化中, “国家”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性的判断, 不如说是一种伦理性的判断更为合适。“政治”主要被理解为行政管理。这点与其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的亚洲国家区别不大。公民或多或少享有个人自由, 而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特殊领域不存在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

　　所以, 当政治改革成为制度变化的主要任务时, 如果不触及到精英阶层的道德伦理, 那么, 政治改革未必有成功的机会。同样这里还涉及到中国社会在非政治领域的管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走得更远, 他们甚至提出要采用孔子的思想, 建立所谓的“英明政权”。实际上, 这些年来提出的像“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念,毫无疑问都和中国社会传统的思想与文化紧密相连。

　　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很明显同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俭朴与节约相矛盾, 因为这种模式建立在使用廉价劳动力和过分开采自然资源的基础上, 而且社会需求集中在商品的大规模增长上, 社会服务也追随西方社会的消费标准。经济模式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经济任务与资源潜力和人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 以符合中国传统并在这个意义上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最佳目标。

　　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宣布市场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提高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增强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实力是战胜国内保守派反对意见的主要武器。这表明, 权威主义政体只有在最大限度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才能促进现代化。必须经常完善投资环境以便吸引外资, 而且保证为私人商品和资本提供最优惠的待遇, 以便产生重要的动力促进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同国际标准接轨。这种动力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毫无疑问, 取消中国与世界经济在很多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还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

　　( 责任编辑: 黄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