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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离心到组合——浅析俄联邦行政主体与行政区划变动
2011年03月07日 09:57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张晓东 字号

内容摘要:  普京第二个任期开始合并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一些行政主体,这表明他继2000年设置联邦代表的纵向调整联邦中央与地方关系重大改革举措之后,又在横向层面拉开了俄罗斯联邦新一轮干部治理整顿和行政区划调整的序幕。在俄罗斯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爬坡阶段,类似的举措必将对俄罗斯的政治版图和未来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相当深远的影

关键词:俄罗斯,叶利钦,普京,联邦合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普京第二个任期开始合并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一些行政主体,这表明他继2000年设置联邦代表的纵向调整联邦中央与地方关系重大改革举措之后,又在横向层面拉开了俄罗斯联邦新一轮干部治理整顿和行政区划调整的序幕。在俄罗斯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爬坡阶段,类似的举措必将对俄罗斯的政治版图和未来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联邦主体合并背景、俄罗斯政界和学术界代表人物对合并的看法、普京的具体做法以及合并的前景等基本问题入手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 俄罗斯 叶利钦 普京 联邦合并

  【作者简介】 张晓东,197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北京 100102)

  2005年4月17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埃文基自治区和泰梅尔自治区三个联邦主体就合并一事分别举行全民公决,并获得了选民的支持,2005年10月23日,俄罗斯堪察加州和科里亚克自治区就是否合并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也顺利通过。它们的正式合并将在2007年进行。

  上述情况表明,届时,在俄罗斯地图上将出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堪察加边疆区两个新的联邦主体,连同此前2004年彼尔姆州和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合并后出现的彼尔姆边疆区,俄罗斯联邦主体将减至85个,这可以称得上是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行政区划的一次重大调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比较敏感,由于它继承了原苏联的积弊,问题成堆,不易解决。叶利钦在其任期努力求解但最终未果。在世纪之交,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老问题留给了新总统,这意味着普京总统必然要应对新的形势,寻找新的破解思路。

一 联邦主体合并背景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按民族区域和行政区域相结合的原则组成的混合型联邦制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拥有联邦主体最多的联邦国家。俄罗斯的89个联邦主体具有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等6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其中21个民族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组成中的国家[1],6个边疆区、49个州和2个联邦直辖市是组成俄联邦的地区——国家构成体。俄罗斯的联邦国家构成如此复杂多样,这在世界各联邦国家中是很罕见的。

  在苏联时期,俄罗斯联邦由于主体众多,各种政治、经济管理权限条块分割错综复杂,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管理资源加以管理。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地方主体离心倾向日趋明显,开始与中央争权夺利,挑战中央政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国家改制的机会,将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共和国,自治区和自治专区升格为联邦主体[2]。

  苏联解体后,作为典型的联邦制国家,俄罗斯联邦国家发展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

  (一)叶利钦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的形成

  叶利钦在同戈尔巴乔夫作斗争的时候,曾利用地方势力来反对中央政权。作为俄联邦的最高领导人,他鼓励各联邦主体“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在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同时却导致地方势力的泛滥,当时,俄罗斯也面临着“解体”的潜在威胁。为了消除民族分裂主义隐患,安抚地方精英,叶利钦时期联邦中央采取了与各联邦主体签订条约的方式化解矛盾。联邦条约成为国家体制方面对宪法的补充,最终俄罗斯以“条约-宪法”式联邦形式确立了联邦国家体制。《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宣称:“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3]。“共和国(国家)拥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民族自治区拥有自己的章程和法律”。俄罗斯联邦的联邦体制建立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完整、国家权力体系一致、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划分管辖对象和分权、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平等与自决基础上”[4]。在整个叶利钦执政时期,除了维护国家统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这一重要任务之外,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还包括民族关系问题,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联邦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问题[5]。

  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政坛斗争不断,奉行激进改革政策的总统政府一直面临着来自俄共等反对派的强大攻势。但是叶利钦在争权斗争中纵横捭阖,地方精英,工业寡头们在其宽容、怀柔和拉拢的策略下无不对其鼎力相助,这种现象在叶利钦的第二次总统选举前后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到了叶利钦执政后期,他却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精英的控制能力,地方“诸侯”群起,纷纷欲谋求独立。典型例子如实际已经脱离中央控制的车臣共和国,沙米耶夫领导下的“独立王国”鞑靼斯坦。而俄罗斯人掌权的地方主体也开始谋求“独立自主”。这些地方利益集团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地方进行改革,力求最大限度地摆脱中央的控制。而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不同地区的地方势力也自发地组成了跨地区的联合会。当然这种联合趋势有加强地区经济合作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为“地方精英”独立提供了可能性,其发展势头若不加以控制,便会偏离中央的轨道,后患无穷。

  总体而言,叶利钦执政期间,地方与中央经过 反复争斗,讨价还价最终使地方争得了行政长官直接当地民选的权力。地方长官地位日益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放松。另一方面,地方行政长官因为不是中央任命的,所以其不管政绩如何,是非功过只能由其选民予以评说,即使毫无政绩,将当地经济搞得一团糟,联邦总统和中央政府也对其无可奈何。

  在执政期间,叶利钦始终没有能够解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这个结,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他将这个沉重的包袱甩给了普京。

  (二)俄罗斯联邦国家构成的非均衡状态

  首先,表现为俄罗斯各组成部分在境域面积、居民数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千差万 别。例如在境域面积上,萨哈共和国面积是北奥塞梯的388倍。在居民数量上,莫斯科是埃文基专区的443倍。在城市化进程方面,莫斯科为100%,而乌斯季奥尔登布里亚特自治专区仅为零[6]。

  同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人口密度低,每平方公里8.7人,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俄罗斯国家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北方和南方、中央地区和边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占25%的领土上居住的居民超过国家总人数的78%;在亚洲部分,在75%的领土上只有不到22%的居民,其人口密度只是欧洲部分的1/10。俄罗斯北部和南部,沿圣彼得堡—基洛夫—鄂木斯克— 托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这条线为分界的地区,其差异也很大。在南部,在占26%的领土上居住着95%的居民,而在北部,则只有5%的居民[7]。而且北部地区由于自然气候条件恶劣,居民早已失去了在苏联时期国家稳定的补贴和优惠待遇,因此这一地区已经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况且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无力承担某些职能,而将其转移到地方机构,但地方机构有时也无力担负起这些职能,索性一次性出资将部分贫困居民搬迁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好南部地区,一劳永逸。由此也引发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短缺的矛盾,这是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

  当我们分析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层次时,那么俄罗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图景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以下一些数据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俄罗斯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大。近几十年来,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1990年10个最发达的联邦主体占地区经济总产值的40%,到2000年已达到48%。而地区经济产值最低的20个地区只占地区经济总产值的4%[8]。

  固定资产投资分配不均,地区差别显著。以2002年为例,投资总额60%以上集中在21个社会 经济发展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的主体中,只有16%的资金投入到45个发展水平低或非常低的地区[9]。

  莫斯科和秋明州国民生产总值(GDP)之和占全国的1/3,而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州、圣彼得堡、鞑靼共和国、利佩茨克州、莫斯科州、萨马拉州、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和秋明州的9个最发达的地区占1/2,25个最发达的地区则占总量的3/4。

  外国投资情况也大致相似:55%以上的资金集中在8个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只有20%投资投放在45个发展水平低或很低的地区[10]。

  其次,尽管联邦主体平等已经载入宪法,但不同联邦主体的法律地位和享有的权力仍有较大差 异。《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共和国(国家)拥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拥有自己的章程和法律。”[11]共和国不仅在法律地位和制定宪法权利问题上与其他联邦主体不同,它还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其公民除使用俄罗斯联邦国籍外还兼有共和国国籍。共和国对整个联邦国库收入贡献很小,但得到的援助和经济优惠较多;州和边疆区对联邦的贡献较大,但却没有共和国所享受的权利和优惠[12]。这种责、权、利不平等的事实当然会引起州和边疆区的不满,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联邦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一个潜在的隐患。俄罗斯前副总理波尔托拉宁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俄罗斯所有民族共和国的产值只占俄国内总产值的12%,其余都是州和边疆区提供的,然而它们却得不到共和国所享有的权利和优惠,这不是货真价实的联邦。另外,由于自治专区设立在边疆区或州之内,按宪法它是享有全权的主体,但是实际上它既受俄联邦中央管辖,也受所在的边疆区或州管理。

二 普京稳步推行联邦区划改革

  基于维护俄联邦的统一与稳定、加强中央权威和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的考虑,普京总统对有关俄罗斯联邦主体合并问题持积极的态度。普京早就对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的现状表示了不满。他认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些主体中生活着10万人左右,在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实际上任何政治经济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种境况既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也不能促进地区的发展。”[13]显而易见,联邦体制存在的问题很大,必须加以完善。“我们建立了一些权力的‘孤岛’和某些权力的‘小岛’,但没有在这些权力孤岛之间架设任何桥梁。”[14]毫无疑问,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联邦国家,但它的联邦制远说不上是强有力的。“应当承认,俄罗斯的联邦关系不健全也不发达。地区自主权常常被解释为准许分裂国家。我们一直在谈论联邦和加强联邦,已经谈论许多年了。但是应当承认,我们还不是完全彻底的联邦制国家。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有的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15]

  (一)为进行联邦区划改革创造各种条件

  普京上台之初,进行区划改革的条件并不具备。他是在叶利钦及其总统家族的支持下登上总统宝座的。当时,普京在俄罗斯政坛、国内外的知名度都还很低,根基未稳,当然不可能对联邦区划动大手术,站稳阵脚对普京来说是第一要务。具体就是要联邦中央改变对地方软弱的形象,建立一个强势中央。

  第一,对联邦主体的法律或法规进行调整,有与联邦宪法或联邦有关法律相抵触的坚决予以废除。并陆续向议会提交一整套有关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领导人实权,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并得到表决通过,从而为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提供必要的法理基础。

  第二,下令按照地域原则,将俄联邦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划分为7个联邦区,并任命亲近得力人士为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代表直接对普京负责,对地方行政长官进行监督,将联邦区内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定期向总统汇报。地方行政长官不能妨碍,只能配合,这样他们就不能像在叶利钦时期那样作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了。

  第三,规定总统有权解除地方行政长官和解散地方议会。2004年,普京借别斯兰人质事件暴露地方领导软弱无能之机,进一步削弱地方权力,规定地方领导人不再由当地选民直选,而改为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通过。显然这一重要举措不是对别斯兰事件的一般反应,而是精心筹划的重大联邦制改革,别斯兰事件只不过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

  (二)联邦区划改革方案提出

  俄罗斯联邦行政区划现状,很容易使人想到俄罗斯民间工艺品玛特廖什卡(套娃)。这是一种外面画着胖大村妇图案的空心木人,拧开大的,里面有中的,中的里面有小的,小的里面有仅花生米大的“迷你”,层层相套,少则5层,多则10层以上。尤其是在一些边疆区和州 的境内存在着一些民族自治区,虽然面积大小、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有如此复杂组成结构,但是他们又同为联邦主体,在宪法与法律上地位是同等的。在俄罗斯类似这样的主体有7个,再加上套在其中的主体总数为16个[16]。

  从法律观点上来看,允许复杂组成的地区存在的现行行政体制是不合逻辑的。俄联邦宪法规定,联邦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之间既有从属关系、又并列为联邦主体,这本身是很矛盾的。从管理角度来说,复杂组成这种形式的存在其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在这个系统下大的主体行政管理机关不得不就本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重复做一件事情,并且它们区域内的主体也不能促成有效的解决方案的通过,管理混乱,权、责、利不清晰。同时,位于复杂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也不能得到有效地利用,造成社会资源浪费。除此之外,在复杂地区为任何跨区域决定或是行动负责任的中心作用是模糊的,多中心等于无中心。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现行联邦制弊端主要还有:

  (一)地方经济分立主义现象。因为联邦主体行政长官议员均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所以他们更加关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搞地方保护主义,而不顾及资源整体配置效益,不仅严重影响联邦中央调控的有效性和国内经济空间的统一性,而且也危及联邦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二)民族分离主义余毒未消,甚至一有风吹草动还会卷土重来。车臣给了俄罗斯极其惨痛的教训。即使今天当地的秩序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当地大批居民被卷入到武装冲突中,并且恐怖活动和造成的难民潮,也波及邻近联邦主体,引发了很多问题。

  为了解决上面所列的联邦主体继续发展中存在的难题和不利因素,俄罗斯朝野和社会各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必须加快联邦行政区划改革,合并联邦主体。2003年5月,俄罗斯上院主席米罗洛夫认为合并是非常必要的。他指出,一些人烟稀少地区不完全享有主体权力,这导致一些隐患。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政府驻上院的代表米哈依尔·卡拉别依尼科夫表示:他反对现在这种封建公国割据式的现状,认为俄罗斯应该像沙皇时期一样,必须尽快重建执行机关的垂直体制,联邦主体保持在50个或60个之间足矣。

  杜马的大部分议会党团对于合并也都是持积极态度。比如紧随普京,并在杜马中占宪法多数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统一俄罗斯”就声明,地区联合完全符合党的意识形态原则。而“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都认为合并对于俄罗斯是具有远大前途的趋势,况且“右翼力量联盟”不止一次表示要削减庞大而低效的官僚体系,他们还将使国家机关现代化写进了其政纲中[17]。

  近几年来,政界和学术界对联邦合并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案。从方案实施的手段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激进方案。就是主张联邦主体按地区进行整合,将各自周边的落后地区吸纳进来,用强力形式对它们进行改造,并在预算财政上对落后地区执行倾斜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建立若干个兼并弱区、小区、民族区的大区方案。比如在支持这一方案的俄罗斯学者中,有的提出在现在区域的基础上把俄罗斯划分为11个地区,有的按照细分方法,把全国划分为18个地区。为了克服联邦国家构成的复杂性、非均衡性带来的矛盾,有人还对按民族区域和行政区域原则组成的混合制联邦提出了异议,主张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实体,把俄罗斯变成全部按照行政区域原则组成的地方分权联邦制[18]。但是这种方案忽视了各个地区的现实和历史文化因素,强行将各个主体捆绑在一起,势必会生硬地割裂各民族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紧密联系,因此它遭到众多民族自治区的强烈反对。

  一种是渐进方案。就是联邦合并要分轻重缓急,哪类地区有优先权,必须有序进行。具体就是在要确定合并的区域内举行全民公决,取得人民的支持,以使合并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为待合并主体建立统一的经济和社会空间,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包括宪法方面的准备。同时为合并设定过渡期,在此期间各个主体仍然得到与从前一样的预算与财政资金支持,使得一体化能够平稳完成,最终达到合并。

  与此同时,有关专家也指出,俄罗斯联邦国家必须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加以完善,不能片面地要求甚至取消俄罗斯联邦的民族区域结构。如果忽视民族地区特点,就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19]。

  普京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联邦主体的合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历史现实与文化因素。比如首开合并之先河的彼尔姆和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合并以及随后进行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泰梅尔、埃文基自治区的合并、堪察加州和科里亚克自治区的合并,就面临着如何在保持合并后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持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两难问题。普京表示,“合并绝对不能侵犯原居住少数民族的利益,必须保持文化特点,为使他们不失去文化传统创造条件。合并后,有必要通过给予这些地区以特殊地位或者在边疆区设立两院制立法会议途径达到这一目的。”[20]

三 对合并前景的展望与分析

  联邦主体合并在政治、经济和国防等诸方面 对俄罗斯来说影响都将是积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能够整合俄联邦所有地方主体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更加正常的关系。随着联邦国家政治生活的长期发展,联邦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格局往往与宪法文件的规定产生偏差,而多数的偏差又往往是过度的中央集权所致。与过度的地方自治权一样,过度的中央集权也是一种对联邦体制产生破坏作用的极端主义表现模式[21]。联邦主体的合并,首先有利于消除这种弊端,因为合并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权力再次整合的过程,在合并过程中容易使中央与地方都明确自己的职责,有利于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政令畅通。

  其次,联邦主体数目的减少,能解决州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自治专区的“小地区,大政府”的现象也能得到纠正。受历史体制沿革的影响,俄罗斯各联邦主体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阿加布里亚特自治专区的居民才8万人,但是它的政府官员同莫斯科市政府一样多。同时,合并有利于精简部门机构,客观上减少了联邦对地方官僚机构开支的拨款,节约了政府预算开支。

  第三,合并有利于扩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加快形成俄罗斯统一经济空间的步伐,实现各主体之间的经济共赢。

  俄罗斯经济转轨实践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俄罗斯联邦各主体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经不是主要与各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有关,而是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因素,即各联邦主体在“市场反应”上的差别。除个别情况之外,现在正在进行合并民族自治专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俄罗斯人集中居住的州和边疆区[22]。这些地区由于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仍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合并这种形式,就使一个可控制的、稳定的经济发展主体建立起来,提升地区经济潜力,同时还能保证人民福利增长。当一个地区经济具有不同侧面,多领域的特点时、该地区经济 就是稳固的[23]。

  第四,联邦主体合并还将对俄罗斯联邦的地缘政治、国家安全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北约持续不断的东扩实际上已经挤压了俄罗斯西部的传统战略空间。在南部,美国以反恐之名堂而皇之进驻俄罗斯的后院-中亚和外高加索,并在战事结束后仍赖着不走,同时在独联体内一些国家策动了一系列“颜色革命”,促使俄罗斯的周边局势进一步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其实这一切的矛头所向都是俄罗斯目前为西方所不满的政权体系及其现行的内外政策。西方的种种努力能够引发俄罗斯政权变色,国内大乱,直至解体才是他们想看到的最终结果。在种种不利的国 际环境下,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进行合并提高中央对地方的领导能力对遏制北约进一步东扩、维护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同时,如果合并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必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其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示范作用,并将推动俄罗斯联邦经济向前发展。

  当然,合并还需要相当的法理基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不能求急冒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在普京任内能够完成的,可能需要普京后几任俄罗斯领导努力,保持工作政策的连续性方可。

  2005年是普京再度执政的第二个年头,他在锐意推行改革时不止一次表示,他所考虑的是俄罗斯今后25年乃至50年的发展之路。联邦制改革显然是他制定的长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诚如普京所说,联邦主体合并的目的不是为了合并而合并,而是为了优化管理,使社会各项经济政策更有效地得到执行,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4]。行政区划调整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相信凭借普京总统在俄罗斯民众中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和在杜马中占多数席位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鼎力相助,通过与合并相关的法律乃至修宪将不是难事,但是,联邦主体合并是一项 长期、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积极配合、缜密细致、扎实稳健的工作,才能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

  俄罗斯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在其疆域内不仅要形成共同的法律空间和统一的政治空间,同时还应形成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共同的社会空间,而且经济和社会的统一空间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有了这种统一空间,这个国家才能具有生命力[25]。正如以上所述,联邦合并的目的不是为了合并而合并,而应该是创造条件,让人民自己承认联邦合并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真正将各个地域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会是海市蜃楼。同时在构建新的联邦主体之间的关系时,要因地制宜,根据历史传统、居民的民族构成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的不同,各个地区进展的速度和形式也要有所不同。做到在殊途同归的合并过程中找到同步与不同步、统一性和独特性、自主性和一体化之间的合理结合。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刘向文、宋雅芳:《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2]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3]《俄罗斯联邦宪法》,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825页。
[4]同上,第826页。
[5]潘德礼:《解析普京的联邦制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
[6]〔俄〕A.加尔金、П.费多索夫:《俄罗斯联邦制的进化》,〔俄〕《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转引自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7]孙凌齐:《俄罗斯联邦行政区划改革:问题与前景》,载《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孔寒冰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俄罗斯》,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12]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13]http://www. strana. ru/stories/02/06/26/3087/203139.html
[14]《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0页。
[15]前引书:《普京文集》,第91页。
[16]具体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涅涅茨自治区)、彼尔姆州(科米-彼尔米亚克
自治区)、秋明州(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泰梅尔自治区、埃文基自治区)、伊尔库茨克州(乌斯季奥尔登斯克布里亚特自治区)、赤塔州(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堪察加州(科里亚克自治区)。
[17]http://www.strana.ru/stories/02/06/26/3087/198394.html
[18]前引书:《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第136页。
[19]同上。
[20]http://www.strana.ru/stories/02/06/26/3087/231639.html
[21]前引书:《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第138页。
[22]前引书:《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第106页。
[23]http://www. strana. ru/stories/02/06/26/3087/245671.html
[24]参见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
[25]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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