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国家力量的根本来源在于其社会。就以往300年的发展历程看，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都曾拥有一段国家强盛的历史，但它们又都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俄罗斯的强盛之所以不能持久，其根本原因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之中。彼得式体制和斯大林模式确曾在一段时间内为国家赢得了较大发展，但却不能为一个持久强大的国家缔

关键词：俄罗斯帝国，苏联，强国家，弱社会，历史分析，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国家力量的根本来源在于其社会。就以往300年的发展历程看，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都曾拥有一段国家强盛的历史，但它们又都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俄罗斯的强盛之所以不能持久，其根本原因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之中。彼得式体制和斯大林模式确曾在一段时间内为国家赢得了较大发展，但却不能为一个持久强大的国家缔造持久强大的社会基础。实际上，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再次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关键词]　俄罗斯帝国　苏联　强国家　弱社会　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　D75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369(2006)2-0053-06

　　[作者简介]　范建中，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210004；吕磊，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210093。

　　在历史上，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都曾经历了从享有极高的国际权势一落千丈的过程。这一事实不仅表明俄罗斯始终集强大与羸弱于一身，也表明分别由彼得大帝和斯大林建立的胁迫式发展模式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这种胁迫式发展模式虽在一段时间内颇为有效，但从长期来看，其存在的弱点使得俄罗斯既不能满足于国内的权利和利益要求，也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终致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落了个垮台或解体的下场。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根本弱点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之中。国家不能顺应社会的变化，则必将落得个国家—社会都受大害的下场。更明确地说，压制和胁从永不会带来国家真正的持久强大，民主与和谐才能造就强大的社会和对外竞争中强大的国家。

国家力量的根本来源——社会

　　一般来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总是蕴涵着冲突之可能的同时，两者之间亦存在着互惠。事实上，由于作为政治施动者和主体的公民既受国家的保护，也受国家的限制，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国家的存在仍能成功运作的社会。国家行为体一方面独立于社会，是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行为者，既寻求通过动员国内资源与他国竞争，也利用其国际作用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同时，国家又与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国家是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而成的，社会也是由国家建构而成。鉴于国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国家应是罗伯特·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社会复合体”，国家间的竞争事实上就是国家-社会间的竞争。

　　那么如何来衡量一国的力量?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份报告的几位作者希望提出一个全新的衡量国家力量的概念框架，以评估哪些国家可能成为美国的潜在竞争者。他们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得传统的国家 力量基础如领土、人口和资源等不再明显有效，对国家真正力量的衡量不仅需要注意可见的军事力量，也需考察包含在如下变量——创新的倾向或能力、社会制度的性质、知识根基的质量——中的能力。因此，新的衡量方法需要把国家看作积极的社会结构，而不能像大多数传统的衡量方法那样把国家看作资源的地理容器。国家力量产生于三个同等重要的领域：一国可用的或生产的资源数量；受到三个因素——源于国际体系的外在限制、基础组织的能力和观念资源——影响的国家表现；作为以上两者之结果的军事能力，即军事组织可以获得的战略资源及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效胁迫力量的能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表现这一方面。所谓国家表现是指使国家能创造或转化资源的机制，即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可用力量的可见形式。作者指出，引入这个分析概念就是要超越传统的国家观念，把国家看作身处由诸多相同实体组成的国际环境中由国家、社会行为者和国家、社会制度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强调为传统的衡量国家力量方法所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与其外部环境和其社会的关系。[1]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力量的各部分来源和基础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但从根本上来说， 一个强大、具有很强适应性、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一种健康的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家力量的基本来源。良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一国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后工业化时代，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探索罗马为何获得成功时，已经发现罗马成功的根本原因即在于罗马的政体不是君主制，不是贵族制，也不是平民制，而是这三种政体的特色兼而有之。这种权力的组合构成了“一个联合体，它强大的力量足以应付任何危机”；政策是通过社会内部的利益和观点的自由竞争来决定，最终发展出了那种 能将个人得益与国家获益联系在一起的制度。[2]孟德斯鸠同样指出，罗马的兴衰都是由其政治制度和居民风俗——是否在公民中平均分配胜利果实——所决定的。[3]吉尔平以波里比阿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指出了一国社会政治安排和其强大与否的内在联系：第一，“一个社会的内部制度是它是否具有克服环境的局限性、利用环境能力的最主要决定因素”。第二，国内社会政治安排对个人的主动性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第三，由于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在一种环境下行之有效并能提供优势条件的社会安排，在另一种新的环境条件下却能产生不利。因而，善于学习并使自己能 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总之，“社会实力增长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其政治和经济秩序对个人和集团行为的影响”。[4]

　　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构成社会力量的根本因素是不同的。如泛泛而论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现代以前，体力和军事力量往往占有很重的分量；对于社会力量之增长而言，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对军事效能的影响。进入现代以后，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日益重要，制度安排对个人为该社会的经济增长作奉献的动力的影响则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那么，历史上俄罗斯的国内制度安排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俄罗斯帝国的制度安排：强国家与弱社会

　　彼得大帝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俄罗斯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军事方面，当时俄国是整个欧洲“旧制度”中唯一有能力抵御法国进攻的。在几乎战无不胜的拿破仑从莫斯科黯然而退时，俄国已经成为一个击败欧洲大陆头号强权、保证欧洲均势的“东方外缘大陆强国”。1814年当俄国军队向西挺进时，欧洲怀着敬畏之心；当沙皇在哥萨克轻骑兵前导下进入巴黎时，市民们则小心翼翼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5]保罗·肯尼迪描绘的这幅图景再形象不过地展示了当时俄罗斯帝国的不可一世。统而观 之，沙皇俄国的强大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历经多个世纪的持续不断的扩张所带来的传统力量资源[6]的持续增长。其二，彼得大帝的内部改革及其成果。彼得的改革使俄国的潜力得以更为有效地释放出来。其三，建立和发展与欧洲国际社会的正常关系使相对落后的俄国可以获得技术和人才。17-18世纪对俄国来说相对有利的国际体系环境是俄国在此一时期内保持强国地位的重要原因。

　　然而，俄罗斯帝国即使在强盛之际仍然存在非常深刻、突出和至关重要的大弱点。为了成为欧洲强国和满足战争的需要，俄罗斯实行了军事、 行政和经济结构的改革。但是，彼得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组织，也没改变以为国家服役为基础的阶层分工，只是修改既存的社会结构以使其在为国家提供资源方面更为有效，为国家服役的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彼得还赋予君主不受限制的权力，把保持古风的专制制度变成了帝制的极权制。可以说，在历史上形成并由彼得大帝进一步加强的奴役社会的那种制度安排是俄罗斯帝国最为根本的弱点。这一制度的两大支柱是服役制度和农奴制度，前者把所有的贵族结合进这一政治架构之中，后者则是整个政治大厦的根基。这样一种制度的根本在于胁迫，沙皇胁迫直接为他 服务的贵族和官僚，后者则胁迫农奴。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除了沙皇之外，没有哪个群体和个人拥有权力、权利和责任，所有的人都是沙皇的奴仆。由于专制统治者不愿意其对权力的独享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俄国不存在像中、西欧那样的作为专制国家之必要辅助机构的自治中间团体。凡此种种造就的是一个被奴役社会整体上对国家的消极顺从和冷漠，不仅广大目不识丁的农民如此，本应发挥不同寻常作用的贵族亦是这样。在强迫服役制度之下，贵族没有丝毫从制度上得到保障的自由，没有权利自不会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感。因而理应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这么一个群体在这种束缚之下，便既无自主性，也无积极性和主动性。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一个群体或社会组织关心国家的改造。彼得大帝及其继承者们曾采取措施鼓励贵族从事工商业，但最后还是徒劳。

　　1861年农奴制改革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帝俄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控制能力下降，社会的力量增强。同时，国家和社会关系日趋疏远与敌对。从某种程度上说，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改变了俄国的君主制。由于建立了包括所有等级的地方自治组织，所有人都获得了个人权利(这是废除农奴制的结果，但并非政治权利)，1864年颁布的《司法章程》又加强了行政的法制，有助于将司法与行政和立法权威分离开来，所有这些新法律、制度和组织形成了一种“受法律和包括所有社会等级代表的行政管理机构限制的君主制”[7]。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专制制度的根本改变，但这是一种受到法律限制的统治形式。1861年后，所有这些发展产生出一个市民社会，即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社团。由于地方自治机构的建立，官僚机构在地方的责任范围缩小。在国家行政机关规模相对下降的同时，社会的、非官方的公共管理机构则呈扩张之 势。1881年后，由于先后在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奉行反改革、努力加强专制的政策，随着国家愈发卷入经济生活，加之为了镇压或监控社会和革命运动，官僚机构特别是警察再度迅速扩张。尽管专制者一直力图限制、打压地方自治局的活动，特别是其中的自由派，但公共管理部门同样在扩展。所有这些都说明，皇权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的作用在上升；社会逐渐变得强大，而专制制度在逐步衰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必然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利；但是专制者并不愿意给，其结果是国家既疏离了相对温和的自由派，又使得一部分知识精英日趋激进。

　　尽管斯托雷平改革创造了帝俄经济发展的奇迹，但由于专制者一再拖延、漠视和抹杀社会的权利和利益要求，国家日益失去代表社会的合法性，不仅有效动员社会既有资源的能力已大大下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日益敌对。1917年，沙皇专制制度终于被革命所推翻。

20世纪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强大与赢弱

　　相对于英美这些早期工业化国家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后工业化国家而言，苏联时期的工业化堪称“后工业化”的典范。在极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斯大林发动了代价高昂的强制工业化运动以赶上更为发达的竞争对手，使苏联成为世界性强国。而这种“自上而下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后 果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强大的国家和一个虚弱的社会，苏联出现了与俄罗斯帝国相同的情况。

　　在斯大林模式建立之前，列宁也认识到权力过于集中于党和国家之手而不受任何监督的危险，曾提出改进意见，特别是以政治体制之外的力量来监督政权。[8]但是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党的作用大大低于施行恐怖的主要工具——警察机构，就更不用说限制和监督政权了。斯大林去世后，虽然取消了个人崇拜，大规模清洗和肉体消灭也不复存在，但斯大林已经确立的以大规模党国机器为工具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其 根本特征是党和国家对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垄断以及行政等级关系的普遍化——实已根深蒂固，要么进行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渐进改革，要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难以改变。

　　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正如二战中显示的那样，的确能很快把整个经济转到战争轨道上去，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从社会那里汲取更多的资源用于战争。但在这种体制之下，国家事实上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或力图取代社会，国家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的产物——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机构，国家权力——一 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无法立即消除的“祸害”——也不再被认为应该受到限制和监督，国家被看成是人民总体利益的代表，一种正确意志的反映，一种忠实服务于社会的公仆。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则是“社会组织的国家化以及国家权力关系向全社会的渗透”。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皆受党和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这样的社会组织根本谈不上有何自主性，并不能成为联系个人与国家的桥梁和纽带。这样的社会既无独立性，也无活力、创造性和多样性。国家目标、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就因不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不能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 系，最终是三者的相互偏离。[9]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这一思想所强调的，是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却已不再去关心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人的问题。“在缺乏机构化的公民社会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也都被国家吞没了”。[11]国家无处不在，但无处不在并不代表无所不能，主要是为了备战而建立的控制和动员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在和平时期促进国家的长期发展。而其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社会的国家化最终将导致社会对国家的全面依赖及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的丧失，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的膨胀，从而走向效率的反面。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苏联迎来了与西方的冷战。冷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它事实上是一种准总体战争。这种“准总体战”对参战双方的要求更高：鉴于胜负并不能以战场上的兵力对决来决定，因此，竞争是长期的，几乎涉及到所有方面和力量领域。一个国家有很多理由去和其他国家竞争，但一个必要条件是它要自认为自己有竞争的能力。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每一位苏联领导人都认为苏联具备这种能力。不过，正是从苏联对自身力量信心最足的50年代开始，使苏联体制的诸多弱点显露无疑的变革开始了。这变革来自于国际体系的环境，第一项重大变化为“核革命”。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核战争的严重后果使美苏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对于最终的结果来说，政治、经济和观念方面的竞争更加重要也更有决定性。第二项变革是五六十年代首先开始于西方、70年代以来得到迅猛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工业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竞争能力的决定性促进作用已为新出现的技术如生物工程、计算机、机器人、通信技术等 所取代，只有具有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或模仿能力以及建立适于这些技术的工业结构的国家才能在竞争中占上风。第三项变革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兴起了一股改革与重组之风，促成了“混合式经济制度”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不仅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的生产能力，也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受益巨大。

　　在这三种变革的共同作用下，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所体现出来的效率以及该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力量的主要表现。环境的变化对一国的国内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那些国内体制能适应这种环境变化的国家才可能在竞争中不会被淘汰出局。曾经在十几 年中就将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完全不能适应环境的新变化，经济停滞在所难免。同时，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七八十年代已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东西方经济和文化往来也使苏联的处境愈发困难。一方面，由于计划体系的低效，苏联产品在国际上无竞争力，以致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已沦为“边缘国家”。另一方面，随着对西方了解的增多，人民特别是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对比的强烈反差之下日益不满，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遭到进一步削弱。即使是被人们认为对社会具有无比控制力、 无孔不入的斯大林体制也只能是尽力而无法完全控制社会。斯大林体制存在的根本弱点使它不仅阻碍创新，也不利于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其直接表现就是国家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日趋下降。从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大致表现出这么三个阶段，即从社会对国家的消极服从与冷漠到离异，最终发展到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和冲突。当然，后来的关系并不替代原先已有的关系，所以到最后，则是三种关系同时并存，从而使国家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基础。[12]

泥足巨人还会再次出现吗?

　　一国力量的根本来源在于其社会，那些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之社会的国家虽然可能称为所谓的“弱国家”，但在长期的国际竞争中，其表现一般要优于那些“弱社会-强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国际竞争中，前者往往能更为有效地动员其整个社会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实际可用的力量，更能适应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更何况这种社会本身创造财富就较强。纵观以往的历史，社会力量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可算是大的趋势。就俄苏以往300年的发展历程看，彼得式体制和斯大林模式确曾在一段时间内为俄苏赢得了较大发展，但对社会的压制却不能为一个持久强大的国家缔造持久强大的社会基础。

　　历史总是具有惊人的相似，1917年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19世纪被西欧国家比做“泥足巨人”的沙皇俄国确如泥足巨人般在瞬间崩溃；74年后的12月25日，在教堂圣诞夜的钟声里，同西方对抗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苏联也于瞬间瓦解了。如果说苏联是泥足巨人重生的话，那么今天人们不禁要问，从苏联解体中脱胎而出的俄罗斯以后又会怎样?泥足巨人还会再次重生吗?

　　当代俄罗斯建立民主政体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努力实乃宏伟而又坎坷的尝试。尽管没人敢断言俄罗斯的未来会是何种图景，但在诸多让人困惑的现实状况中，仍存在一些趋向光明的因子。虽然激进民主派控制下进行的迅速民主化和私有化改革让俄罗斯及其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个选举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动态的开放社会正逐渐形成。乍看起来，俄罗斯在过去一些年间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稳定，其政府更迭、党派争端、民怨爆发、利益冲突使社会似乎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但是，撇开过渡性因素，现在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社会不是变得动荡了，而是变得稳定了。普京通过改革政权垂直体系等措施，已使国家恢复到可以管理的状况。普京的“强国富民”政策深入人心，“俄罗斯要走一条特殊道路”的信仰重新获得 生机。所有这些无疑为一种更为健康的国家-社会间关系确立了初步的基础，从而有助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及目标更趋向于一致。

　　不过，俄罗斯新旧体制的转换之路仍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1991年，叶利钦作为首任俄罗斯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曾强调，新的俄罗斯不仅与70年苏联极权主义决裂，而且与俄罗斯一千年的专制主义决裂。同时，他还谈到要改变存在了几百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然而事实是，叶利钦时代确立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这个政治混合体既含有民主的因素，又具有集权统治的特点。政权的运行既需要合法的民主形式，也需要依靠权势和专断。普京在实行政治整顿时，继续保留了叶利钦体制的基本结构，同时又不断加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确立了有别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可控民主”制。“可控民主”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是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的过渡性政治形式。在一定时期内，这种体制对于稳定政局、稳定社会是必要的。[13]俄罗斯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一定时期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政治结构仍将继续。但是，俄罗斯的政治转轨过程并非就此结束。从长远看，如果在权威主义政治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经过“可控民 主”这个“向民主政治进化的通道”[14]，进一步走法理型权威政治的道路，俄罗斯就有可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从而为建设持久强大的国家奠定社会基础。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俄罗斯发生的整体性政治变迁对通过权威政治进行社会整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俄罗斯的政治现实离这种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俄罗斯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与要解决这些难题所需要的国家和社会资源之间差距甚大。俄罗斯的政治体系还缺乏许多能使民主繁荣的支持性机构，一种基于从属、等级依附和中央集权原则的“传送带”机制 仍然存在。俄罗斯的政党仍欠发展，行政当局通过限制政治多元化和制定政党法律建立可操控的多党体制，仍然在政党组成和运作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俄罗斯国家对于能够保护财产权利和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制体系仍缺乏足够的支持。俄罗斯实行民主制和建立有效市场经济的共同基础——公民社会还很薄弱。俄罗斯公民社会机构的不发达，公民缺乏自我组织能力和习惯，使新的统治集团在通过和实施决策过程中失去监督，因而又出现了政权机构远离社会的问题。同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行政官员的权力都太大，危害民主的犯罪和腐败问题仍相当猖獗。在整体性政治变迁中，如果此类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或者国家政权反而朝纯粹的专制方向发展，俄罗斯即使再次实现强国之梦，仍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强国家-弱社会”的复辙。到那时，俄罗斯的强盛仍然是不会持久的。

　　注释:

　　[1]Ashley J. Tellis,Janice Bially,Christopher Layne,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New York:Random House,2000)

　　[2]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22-24

　　[3]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84

　　[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3-106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213

　　[6]传统力量资源即所谓的“硬力量”,如军队、人口、经济、领土和自然资源等,它是相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所说来自于说服力和吸引力的“软力量”而言的。

　　[7]Boris N.Mironov,op.cit.关于地方自治组织和司法改革∥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罗斯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7-202

　　[8]Robert W. Strayer. 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Understaning Historical Change New York:M.E.Sharpe,1998:43-44;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60-61;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56-157

　　[9]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6,193-195,202-20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94

　　[11]〔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50

　　[12]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5-226

　　[13]关于“可控民主”的现实合理性及其与传统集权体制的区别,参见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5)

　　[14]〔俄〕尤·克拉辛.俄罗斯民主:可能的发展通道.〔俄〕政治研究.2004(6)

　　(责任编辑:张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