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安德列·利亚勃夫·维涅诺维奇博士现在是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顾问、《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编辑,曾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政治学计划副主任等职。2005年,他曾发表一篇文章《莫斯科如何应对“颜色革命”的挑战——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回应:依靠保守力量和民主雄辩术》(〔俄〕《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杂志2005年第2期)。

关键词：俄罗斯，颜色革命，挑战，保守力量，民主雄辩术，

作者简介：

　　〔编者按〕 安德列·利亚勃夫·维涅诺维奇博士现在是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顾问、《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编辑,曾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政治学计划副主任等职。2005年,他曾发表一篇文章《莫斯科如何应对“颜色革命”的挑战——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回应:依靠保守力量和民主雄辩术》(〔俄〕《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杂志2005年第2期)。文中的“反革命”系指“反对‘颜色革命’”之意。现将此文编译发表,供读者参考。 2003~2005年,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使(俄罗斯——译者注)专家们意识到后苏联空间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重组,独联体国家后共产主义转型已进入新阶段。仅此一点,俄罗斯就不可能置身于事件之外。“颜色革命”的后果在后苏联空间国际关系领域已初步显现:俄罗斯失去了在这一地区绝对的领导者地位。独联体发生的事件将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产生什么变化,对俄罗斯内部政治局势的发展是否会发生影响,这是作者将在本文中探讨的问题。

　　莫斯科官方长久以来试图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证明,俄罗斯的情况与目前发生“革命性”震荡的这些国家 有根本区别,所以在俄罗斯这样的环境下类似的事态不可能发生。然而,俄联邦权力机构的行为,它们所采取的内部政治措施无疑说明了统治阶层的严重不安。

　　不安的迹象首先出现在国家宣传中:亲克里姆林宫人士的言论,忠于政府的媒体的文章开始谈论俄罗斯可能面临以“革命”手段推翻现政权的新威胁。威胁的形式包括使国家局势动荡,破坏国家甚至使俄联邦领土崩溃。官方的政治言论中不断提到以“反革命”术语来对抗这一危险性。俄罗斯上层对“颜色革命”相当神经质的反应尽管多半带有直觉性,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俄罗斯 在内整个后苏联空间的客观现实(或至少是大部分现实)。

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特征

　　21世纪初,多数独联体国家基本完成了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第一阶段,尽管速度不一。转型的内容包括原苏联精英试图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统治阶层转变。这一转变是通过国家财产大规模私有化来实现的,而私有化使得这些国家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与此同时,民主价值观被大肆渲染:以分权原则为基础的现实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尊重人权。

　　多数后苏联国家实现了基本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结果产生了一个有影响的巨富阶层。显然,恢复旧的共产主义秩序也是不可能的。(1999年)乌克兰总统选举,(2000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是标志,其后不仅在上述两个国家,而且在所有后苏联空间[1]国家共产党江河日下。

　　伴随着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后苏联国家生活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这些新问题、新矛盾具有稳定性并对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抑制作用。权力和财富实际上普遍集中在国家精英中的少数集团(家族)手中。因而国家权力和商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上层官僚和大公司、大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改革中获胜的上层与居民中的多数人在利益分配上的巨大反差 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两极化的规模很像拉丁美洲的中等发达国家。在获得现代科技成果、接受教育和健康上,“新贵”和大多数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许多社会集团,甚至某些地区处在现代经济的作用领域之外,处在一种逐步退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被边缘化的社会空间环境之下。

　　由于绝大多数居民被迫为生存而斗争,而权力和财富被新精英中的少数阶层所垄断,权力体制实际上已不受社会控制。精英们利用限制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切竞争,抑制社会政治活力等所形成的局面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就导致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的实质被抽空。以各种欺骗性的新闻技巧广泛利用行政资源使统治精英能够经常在选举中获得所需要的结果,最终导致这一重要的民主程序逐渐失去威信。自上而下的沟通管道发生“栓塞”。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管道不仅是社会进程的强大动力,而且帮助统治层在经济危机和国家制度弱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定。20世纪90年代多数独联体国家形成的社会政治秩序是权力和财产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缺乏社会梯级,缺乏对权力活动的社会控制系统,形成所谓“寡头政治”和“寡头资本主义”。

　　这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是内部自由化秩序。它不是为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是为了统治阶层的自我保护,为了巩固它们的地位。除了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这两个还没有对前国家财产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国家外,绝大多数独联体国家都形成了这种制度。

　　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10年间,民众的社会消极情绪是这一地区形成“寡头体系”的最重要条件。适应新现实的重负使他们没有兴趣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这使新精英能够将自己的计划强加于民众,其方法就是迫使民众在“糟和最糟”之间作出选择。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班子强迫社会在“糟和最糟”中作出选择就是明显的例证。当时叶利钦总统被推举作为国家权力精英的“小恶”,对抗“大恶”——社会复仇 和旧政治秩序复辟威胁的化身,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

　　21世纪的到来对独联体国家意味着新的过程。首先是所有后苏联国家经济出现增长。然而,在现存社会关系体系中只有极少数人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同时经济增长也提高了大多数民众的期望值。新形势下的最严重问题——社会不公,自上而下沟通管道的闭塞,权力的家族化与不确定性,变得尤其尖锐。

　　由于权力被一小撮人所垄断,权力的“家族化”(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导致权力的社会基础动摇,精英中逐渐产生不满阶层——对国家决策丧失影响的政治精英,以及商界精英,他们在企业活动中有严重瑕疵,但处处以他们所控制的企业来要挟占主导地位的“寡头”一族。社会下层的反对者同精英“捣蛋派”的结合创造了“革命性”变化的必要条件,而统治精英不愿意在现行民主程序的形式框架内对已出现的社会要求让步。反对派的活动处处受限制,批评官方权力路线的媒体遭到跟踪。接下来就只有找到使“革命”付诸实施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选举中的大规模舞弊,或者大量事实表明选举的组织情况和选举不诚实(吉尔吉斯斯坦)。

　　另外,由于在许多独联体国家并没有发生“颜色革命”,俄罗斯统治精英“层”没有注意(或不愿注意),转型第一阶段的议程在这些国家没有了。客观上已经成熟的社会和政治民主化需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新主流。莫斯科仍然认为,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中选民们还会按国家宣传机器导演的深入民众意识的方式在“小恶”和“大恶”之间做出选择。换句话说,参加选举的人照例会做出有利于保持原状的选择,把选票投给既“恶”又不称职但稳定的领导人,而不选择有“不确定性”且完全有可能是新灾难的反对派。俄罗斯的权力机构可能源于自己的经验:既然21世纪最初几年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对精英和现存权力关系体系进行重组就已成功地缓和了“寡头”资本主义最尖锐的矛盾,那么在独联体国家也能做到,只不过要付出一定代价。由于错误地估计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使得俄罗斯政策频频失误。今天的稳定和未来的“欧洲理想”不期而遇(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欧洲大西洋包装)时,出乎莫斯科战略家们的意料,后苏联国家的公民们开始选择后者,这标志着多数独联体国家出现了新的内部政治倾向。

转型的新阶段与莫斯科的反应

　　引发“颜色革命”的趋势也反映在现代俄罗斯。经济增长年代的社会不公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扩大了。而且在石油美元大量流入国家财政的情况下,这种不公平的感 觉更加激烈。2003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过程中当局因“尤科斯案”展开的反寡头运动只产生了短暂的效果。根据尤里·涅瓦达分析中心的资料,2005年4月已有26%的被调查者认为,普京总统对寡头银行家和大企业主更感兴趣。而差不多一年前,2004年9月,有这种想法的人只占18%[2]。俄罗斯当权者的高傲,他们在决定涉及成千上万民众利益问题时不愿与民众对话,导致福利货币化改革变成全面抢劫。随着健康、教育和文化改革信息在媒体上被披露,社会逐渐相信,今后的改革可能会使绝大多数民众不能进入这些领域。自上而下的沟通管道受到严重限制使城市中产阶级和青年人开始不满。带有各种政 治倾向的青年团体政治狂热的高涨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职业晋级和社会地位提高的前景。

　　经历了对新的社会现实艰难适应阶段以后[3],人们开始形成对生活条件的更高要求。昨天被社会证实是正确的东西,而在新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不公平和不适当的事情。

　　独联体国家的“革命性”变化使克里姆林宫认识到,导致某些后苏联国家“颜色革命”的过程完全适合俄罗斯。因此如何对付“橙色”扩散威胁是权力精英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一些接近官方高层的专家推荐“可控的革命”,通过“恢复当权者与社会对话”[4]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克里姆林宫决定仍然使用它们所习惯的宣传式方法,即一切简化到主要使用制约权力官僚化、进行有利于大众的改革等口号来对付当前的反对派。这种思想在官方政策中占了上风,尤其是它出现在(2005年——译者注)4月25日总统对联邦议会的咨文中[5]。

　　与此同时,在现实政治中权力精英实行强硬的政策来维持现状,并且为了对抗“颜色”扩张开始实行“反革命”战略。其内容就包括将2007~2008年的新一轮选举简化为著名的模式:拒绝改变既定的立场,并迫使国家选举“恶中之小恶者”。莫斯科坚信,俄罗斯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这一战术在俄罗斯一定会再次奏效。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看来,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自由的、“反革命的”力量远远高于其他独联体国家。首先,与其他后苏联国家相比较,今天的俄罗斯保留了太多传统的帝国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谨慎,并且对待企图统治国家的外来社会组织成分有些傲慢。而忙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独联体国家则相反,它们对借鉴外国经验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其次,大规模战争的教训以及由此引发的深深植根于民众思维中的“围城”心理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随着俄罗斯上层和广大民众阶层反西方情绪的上升,对新的恐怖袭击恐惧感的加强,这种心理越来越普遍。因而蓄意抵消“颜色”扩张的社会反应并不困难,尤其是借助于现代宣传技术把它描绘成早有预谋的反对俄罗斯的阴谋。使俄罗斯社会最为恐惧的威胁莫过于早就被束之高阁的有关俄罗斯领土崩溃危险的提法。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德·麦德维杰夫在接受《实验》杂志采访时首次提到这一威胁[6]。就在这次采访中,这位国家领导层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说,能够导致国家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对付这一威胁的合理方式来自于问题本身,必须团结在现政权周围。但克里姆林宫表示单凭这一口号还不能解决这一并不复杂的问题。必 须向精英们提出一些建议,使他们相信同现政权密切合作比采取可能反对现政权的行动要好。

　　2005年4月,普京在给联邦议会的咨文中提出了类似建议。专家们也在评估如何向精英们妥协。他们对总统有关将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合法化,把因私有化交易而被起诉的时效从10年减到3年,对取消遗产税,恢复对当前政治现实问题进行讨论的建议持不同的政治观点[7]。

　　然而,在民众越来越积极地表达他们的诉求之时,仅有团结精英的措施不足以巩固当局的地位。还需要迎合来自于下层愿望的,能够使社会更加公平的决策。所以在总统咨文中还包含以下内容:必须实质上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地方政府应当负起责任,严格遵守工资支付时间表以及减轻花园、房屋继承税等。

　　总统的行动纲领原则上应该能够消除日益加强的社会紧张程度,并且将反对情绪的能量“转化”为对俄罗斯外部“非志愿者”的不满情绪。国外政治家们激烈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正好给俄罗斯宣传机器采取类似行动提供了不少借口。然而,采取行动的最终结果不仅取决于能否准确达到目标,而且取决于官僚机器能否实现这些措施。人们已经很怀疑,由于官僚层已经感觉到自己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作用,他们未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符合集团利益的条件。

　　如何对待从不同的侧面批评政府的反对派,在“反革命”战略中有着特殊地位。多数官方分析机构在渲染这种思想,即由于软弱性和不团结,缺乏强有力的和广泛性影响的领导人,俄罗斯反对派未必能够充当革命进程的推动力角色。这一说法被用来作为必须巩固现政权并保持其长期存在的论据。既然现政权精英中没有来自于其批评者的合适的继承者,那么,政权的弱化将不可饶恕地将国家引向混乱。不过,持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太自信,尤其是因为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件,那里的反对派也很弱小,意见不一,没有统一的中心和全民族公认的领 袖。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反对派在数天之内就将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并且迅速恢复了国家的基本秩序。

　　权力机构承认俄罗斯反对派的弱小,但也在采取措施不使其变成现实政治力量。例如,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将政党进入杜马的门槛提高到7%,禁止成立竞选联盟,制定政党资金与国家财政严格独立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权力党”的优势,因为它与国家机器有密切联系,并且它们获取财政资源的途径事实上不受限制。

　　主张直接行动的各种左派、自由派激进青年团体被官方宣传机器不加区别地斥之为极端主义者,或者“法西斯分子”,即俄罗斯国家潜在的破坏者。当局声称,社会完全应当提防这些组织,它们企图仿照“颜色革命”期间青年团体的经验,模仿它们的方法。为此专门成立了保守派防卫组织“我们的”。其成员毫不掩饰地说,将给企图以极端行为破坏社会稳定的现政权的敌人以“街头”痛击。

　　这些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遏制反对派的发展是个大问题。反对派的主要问题在反对派本身。2005年开始在俄罗斯政治市场上的确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服务”需求,但当前的反对派——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社会民粹派,都没能使社会舆论相信,它们将提供这种“服务”。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选择“颜色革命”不仅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而且影响到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莫斯科在后苏联空间的老政策没有成功,它主要通过俄罗斯骨干企业,首先是燃料—能源集团进行经济扩张来巩固俄罗斯的地位。但是俄罗斯是否采取替代方式暂时还不明朗。一方面,不相信在后苏联空间能够实现任何一体化方案的“孤立派”明显活跃起来。据他们看来,独联体邻国排他性的战术本身就表明,俄罗斯向其伙伴提供单方面的经济贸易特惠并不能保障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因此,应该在双边基础上使俄罗斯与后苏联国家关系走上“经济化”道路,使未来的合作完全符合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如果实行了这些政策,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近邻和远邦之间的界限就会彻底消失。

　　表面上很有吸引力的关系“经济化”政策,问题一般会出在要求按市场价格向独联体伙伴出售俄罗斯的能源上。这可能导致与这些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国际威望可能会遭受严重损失。因为俄罗斯的行为完全有可能被解释成为了取得独联体国家政治上的让步而向他们施加经济压力。同时,这一政策会迫使独联体国家加倍努力寻找新的经济贸易伙伴。

　　只有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计划能够替代“经济化”。然而,这是个什么计划呢?独联体本来就像个行将就木的国际组织,“颜色革命”后更显得扑朔迷离。今天的独联体已分裂成保守—权威体制和选择民主化、西方化道路体制两部分。所以意大利《共和国报》提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问题:“既然半数……国家已经选择了美国、欧盟和北约,而半数又把西方看作威胁,那么留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8]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已很难继续充当黏合剂角色,因为它受到这样那样的指责。一种指责说,它支持受贿的前领导人;另一种指责说,莫斯科对西方的批评太过敏感,因而不能坚定地保护它们的利益。连俄罗斯领导人也开始承认独联体行将死亡。普京在2005年3月说,“独联体的建立是为了使苏联的崩溃以最文明、最温和的方式进行……”[9]能不能复兴独联体或建立某种替代物是个公开的问题。俄罗斯参与的其他一体化过程也缺乏内部动力。比如,欧亚经济共同体实际上没什么进展。在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最紧张关头,当出现威胁这个国家稳定的严重情况时,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机制也没有发挥作用。它使人们对这一机制的作用也产生了怀疑。尤先科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后,实现另一种一体化——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时机更成熟了。而且后苏联空间出现的用来抗衡俄罗斯影响的其他区域性组织明显活跃起来。如 在基希讷乌(2005年——译者注)4月峰会上古阿姆提出了一个非常自负的建立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统一经济空间计划,而且宣称要进一步推动后苏联空间的民主化。

　　俄罗斯只剩下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体化计划,就是这个计划这几年也处在停滞状态。这就是同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计划。“颜色革命”后克里姆林宫加强了同明斯克的接触。而且俄罗斯官方宣传试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好像加强联系的建议是非常担心因“马铃薯革命”而失去权力的卢卡申科提出来的。

　　然而,事实上今天同白俄罗斯的接触很大程度上是普京的需要。美国政府多次声称,要积极支持消除“欧洲最后一个专制政权”的运动。欧盟积极参与了预计2006年总统选举时支持反对派的计划。如果明斯克发生“革命”,普京不仅要面临失去最亲密盟友的危险,而且欧洲的边界将直接靠近斯摩棱斯克。还有其他理由促使克里姆林宫同白俄罗斯接近。从法律方面看,保留普京总统权力班子的最简单方案是同白俄罗斯建立邦联(或联邦)国家。这种情况就不会冒修改宪法的风险。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与其他方案比较起来,2005年4月,对这种解决2008问题方案持赞成态度的俄罗斯人比率最高达35.5%。而建立统一国家的事态的进展也有利于卢卡申科。因为这给了他虽很微小但正是他所渴望的进入俄罗斯政治市场的机会。作为一个公开的民粹主义者,卢卡申科感到,由于对按西方市场模式实现现代化的极度失望情绪,俄罗斯有着强烈的社会民粹要求,但俄罗斯当局不想去迎合这种要求。实行一体化方案为卢卡申科争取统一国家政治领导人角色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过,鉴于在整个后共产主义时期决定俄罗斯政治气候的绝大多数俄罗斯城市居民对白俄罗斯总统的不满态度,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方案过于乐观。但对于俄罗斯重要的是:讨论方案本身完全是因为“颜色革命”影响到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局势,影响到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政策。

　　因此,尽管官方试图向公众表明,“颜色革命”似乎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没有产生明显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说不允许在俄罗斯进行“革命”试验所采取的对内政策是合理的话,那么基辅和比什凯克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则更像一幅漫画上那位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任何行动方案都伴随着风险,而新的构想又没有出现。一个难以掩饰的问题是,俄罗斯权力精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防止既来自于外部,又来自于内部的“革命”思潮。

　　(责任编辑 刘庚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