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俄罗斯社会转型,原有的议行合一、党政结合的政治体制一旦崩溃,稚嫩的政党不能控制局势,填补政治真空的只能是政治强人。在冷战后时代不仅俄罗斯这类转型国家而且许多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实现西欧国家那样成熟的政党代表议会制,权威主义在相当一段时期仍将会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

关键词：俄罗斯，政党政治，集权制，权威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俄罗斯社会转型,原有的议行合一、党政结合的政治体制一旦崩溃,稚嫩的政党不能控制局势,填补政治真空的只能是政治强人。在冷战后时代不仅俄罗斯这类转型国家而且许多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实现西欧国家那样成熟的政党代表议会制,权威主义在相当一段时期仍将会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

　　【关键词】 俄罗斯 政党政治 集权制 权威主义

　　【作者简介】 陈新明,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

　　如何看待俄罗斯转型过程中政党发挥的作用,如果以西欧国家那样成熟的政党代表议会制作为样板来衡量,俄罗斯政党发展与作用还比较粗糙和原始,因为政党对国家重大决策和政府组成的影响不大;可是如果从俄罗斯国情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来看,俄罗斯政党发展与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因为在历史范围的极短时间里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俄罗斯这类转型国家而且许多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实现西欧国家那样成熟的政党代表议会制,因为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不能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所以权威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将会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

一 政党发展的格局

　　民主政治究竟能否成为惟一的规则,这取决于民主的作用和政治进程的质量,取决于民主合法性在政治精英和公众心目中究竟有多大影响[1]。民主程序的作用决定民主的巩固和体制的持久力。这一点对于俄罗斯特别关键,因为俄罗斯的民主制经常采用反民主的做法。早在1911年罗伯特·米歇尔就指出,政党无论其纲领愿望如何,最终都将会屈服于现代社会机构中固有的寡头政治倾向[2]。俄罗斯的政党活动看起来已经成为“寡头法则”的一个牺牲品,社会上的大多数组织,包括那些商会组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官僚气息,它们的组织网络非常薄弱。

　　2001年年初俄罗斯有46个注册的政党和150个政治组织,但是政党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尤其是政党成员中成熟人口(具有良好教育、相应经济能力和热衷于本党活动者)所占比例太少。在1985~1991年,即政党成立的“造反”阶段,为参加选举社会上有大批人员被卷入“街头政治”,可是随着旧体制瓦解,后来这些人并未变成政党的正式成员。大多数政党活动都遇到正式成员太少的困难,当时有大量的“沙发党”。1994年只有3%的成年人成为数量众多的政党和形形色色的运动与组织的成员,这个数字可能下降到1%[3]。只有俄共是一个群众性政党,最盛时拥有50万成员,等于其他所有政党成员的总和;“团结统一”党2001年号称自己有35万成员。一度被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唤醒的俄罗斯社会逐渐对政治失去兴趣,因为那些意识形态及其变脸常常是一些机会主义的应景之作,而不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在历次投票选举活动中,参与投票的人在逐渐回落,这种现象根源于政党政治缺少社会基础[4]。虽然政党的政治标签变幻无常,但是政党的一般政治定位与倾向还是保持了连贯性,并形成了政党体制的格局,大致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力量,分别是俄共;“团结”、“祖国”和“全俄罗斯”;“亚博卢”和“右翼联盟”。

　　在俄罗斯形形色色的政党中,真正称得上政党的要数俄共,它有遍及全国的基层组织网络,约有两万个基层组织和50万成员。俄共是杜马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1999年12月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因“团结统一”党表现不凡而有些失色,但仍然是杜马中的第一大党。可是,俄共不能将自己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在目前非常看重个人影响能力的政治环境里,俄共领导人缺乏领袖魅力,例如在1996年和2000年总统选举中的表现。俄共的意识形态糅和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对苏联的怀念,接受市场经济多少有些被迫勉强。在杜马中它不讲究策略,政党是一个反对派力量,可是它的政策看上去经常是机会主义和相互矛盾。

　　俄共因思想和政治分歧裂痕较深。它是充当一个试图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党,还是充当一个在现存制度中追求人道主义理念的社会民主党?如何实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是在20世纪早期的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二战后西欧共产主义政党、冷战后转型国家的共产党都曾面临过的。这些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决不抽象空洞,而是决定着党的组织和策略问题。俄共支持罢工和“街头政治”能走多远,党的工作着重强调工人阶级还是知识阶层,党的经济政策是什么,党如何处理与原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俄共都是含糊不清。俄共很难把民族主义志向、社会主义愿望和民主主义承诺兼顾在一起。它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党员的年龄偏大,这些都限制了党的活动能力。

　　俄共在叶利钦时期以强硬反对派面貌出现,但是党内已经出现分歧。2000年普京执政,俄共分歧加深。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现政权,是更多的合作还是对抗?俄共中央委员、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主张合作,多次公开声明支持总统的现行政策。2002年4月,俄共下令谢列兹尼奥夫辞去国家杜马主席职务,5月中央全会以76票对25票决定将拒不执行命令的谢列兹尼奥夫等人开除出党,这一举动导致俄共矛盾加深。2004年普京连任总统后,俄共出现两个中央和两个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和伊万诺夫州州长吉洪诺夫。党的组织最终分裂,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

　　在俄罗斯政党格局中,1995年5月成立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是一度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中派力量,它的主张更加务实稳重,随着该党主要领导人切尔诺梅尔金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逐渐失去影响。1999年议会选举出现一些新党,其中最为显眼的是“团结统一”党。2001年12月由“团结”、“祖国”和“全俄罗斯”三大中派组织决定联合成立“统一俄罗斯”党,2002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不是现代类型的政党,也不是群众性政党,而是一个由忠于普京政权的精英分子结成的政治联盟,将会取代俄共成为现行政党体系新的主导力量。2003年12月第四届杜马中,根据影响大小排序,中派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居首位。

　　右翼力量的主要党派有两个,一是以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为首的“亚博卢”集团,自1993年成立以来它代表反对叶利钦的民主派,该党也像俄共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定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政党,可是却反对叶利钦推行的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该党在知识阶层和青年大学生中具有影响,政治主张属于社会民主党,但是成员有限;另一个是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帝国意识,主张恢复苏联,但在90年代后期,它失去了早先的那种狂热,成为议会里支持政府的力量。

二 政党发展的法律规范

　　俄罗斯出现政党体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人不禁想起美国早期的经历。建国初期的美国明确反对政党,詹姆斯·麦迪逊的行为可以作为佐证。目前,美国两大政党活动是一种松散的联合,远不如西欧议会政党具有那么严格的纪律与结构。由于苏共长期高度集中地控制,对政党抱有排斥的看法在俄罗斯具备肥沃的土壤。共产党统治 多年,政党这一概念已经被弄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东西。索尔仁尼琴在《重建俄罗斯》一书中明确表示反对政党政治,主张发展自治组织。他认为,政党竞争扭曲了国家意志。政党奉行的原则必然包括压制特征,每一个政党都会降低和淡化个人因素,当一个政党提供了意识形态,个人的意志就成为看得见的东西[5]。

　　在叶利钦时期发生的事件说明,已经具备了一种政党发展的基本环境,议会和现政权的运转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是,政党体制基本特点是市民社会基础薄弱,各个政党竞相利用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资源为本党成员提供方便,最为突出的 是,那些进入杜马的党派利用行政和技术资源允许自己的代理人开辟关系网并优先发展自己的联盟,常常是接近财政资源的“领袖人物”拥有更大影响,同时商业组织也介入政党活动。由此引发的政治混乱是非常明显的。

　　俄罗斯在历史范围的最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政党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当“破”的任务基本完成,“立”的任务提上日程时,必须对政党活动进行法律规范。同时这也是政党发展的自身需要。普京执政以来,努力消除政党分歧,甚至不惜采用强制命令的办法。

　　整个20世纪90年代现政权一直试图出台一部政党法以取代1990年苏维埃社团法。直到2001年年初还没有相关法律管理社会团体的活动,宪法缺少有关实施政党法的直接说明,就给政党恶性竞争提供了法律空间,政治混乱限制了杜马的有效工作,并成为地方选举舞弊的根源之一。缺少对政党提供经费的明确规定,为商业组织插手政党活动并寻求最大限度的收回“投资”创造了条件。因为缺少有组织的政党政治,就像农业党一样,各种院外活动集团构建自己的政党。与此同时,总统更多地依靠来自行政部门与财政资源的“政权党”。

　　1995年12月国家杜马第一次讨论政党法,探索对已经成型的政党进行管理的办法,包括对政党成立和注册的程序,政党的权利与责任,对政党活动的监督等。1999年12月杜马又一次讨论政党法草案。2000年普京上台执政,把法律规范政党活动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加快了政党法的制定工作。为此,他向杜马提交了《俄罗斯政党法》草案,2001年2月杜马通过了这一法案,2001年6月政党法经杜马通过,联邦委员会批准,总统签署生效。

　　政党法的宗旨,一方面确认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将政党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促进政党的联合集中,建立稳定的政党体系,最终使政党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柱,而不再是对立物。叶利钦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坚决反对由议会多数派组成政府,主张政府必须去除党派色彩,主要是通过身边人组成的“总统办公厅”实行统治;普京比较尊重国家杜马和政党的态度,明确表示在政权建设方面扩大政党的作用。政党法关键措施是设置法律程序,提高进入“政治市场”的门槛,减少政党数量。法律明确规定政党注册标准:政党正式成员达到1万人以上并在全国45个以上联邦主体分别拥有100人以上党员,而在其他地区分支机构至少有50个党员。不合条件者不能注册,不注册者不能参加全国选举。凡参加选举的政党,如果获得3%的选票方能进入国家杜马,国家财政按照得票比例给予政党经费支 持[6]。这样就将大量的社会运动和地区性政党排除在选举活动之外。

　　普京利用政党法规范政党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不仅有利于现政权,而且有利于政党发展成型,形形色色的假政党及其反复无常的分化组合没有了,政党走上集中联合的道路。因此,由“右翼联盟党”为代表的“右派”,“统一俄罗斯党”为代表的“中间派”,俄共为代表的“左派”,这样一种三大政党的政党体制越来越明显。在现政权的支持和挤压之下,中间派的势力增强,左派的地位受到削弱,议会和总统的合作将会越来越多。普京在2004年3月15日再次当选总统后向俄罗斯公民致词时表示,“要发展切合实际的多党制”,“应该创造条件发展不同倾向的政党,以便在政治舞台上听到不同的声音”,“解决了这个任务,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就是平衡的”。可见,他也承认目前的政党体制仍不完善。

三 政党发展的制约因素

　　政党政治作为一种代表议会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根据经典理论分析,政党体制出现是因为民族和国家体制发生重大变革而逐渐产生分化:比如工人和资本家,教会和国家,中央和地方,它们都有可能建立组织并且上升为某种类型的政党(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等),可是在俄罗斯因推行激进改革而变化太快,这种分化的界线还是模糊不清。相反,身份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的冲突相互影响导致疏远,而不能相互支持造成接近。例如,在民族共和国,身份冲突特别明显,这种冲突既不会因为经济利益也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利益而相互支持。人民群众和政党之间的距离还是相当大,因而政党发展还是遇到了种种制约。

　　第一,历史与政治文化。1985~1991年间掀起的建党狂热与1905~1917年俄罗斯最初尝试建立多党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即个人作用占有明显优势、缺少对政府的影响、政党领导层的联盟变幻莫测、领导层与广大成员的联系薄弱、狂热的 口号、对抽象的意识形态偏好取代了直接的政治纲领[7]。20世纪早期的建党高潮和建立宪政基础的努力,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并建立一党体制而受到限制,1985~1991年间的建党热潮因为新独立的俄罗斯有了自己的总统同样受到了限制。从1917年到1991年的变化可以观察到,俄罗斯政党建立的关键是缺少公民社会基础和政治忠诚意识(早期对沙皇、后来对苏共曾经有过的那种政治忠诚)。

　　有人断言,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对政党怀有敌意,因为人们认同集体价值观,喜好个人权威。我们认为政治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或者一成不变,相反具有延展性,必然要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只是需要时间和环境。例如,美国的事实说明,政治文化最初都是反对政党,可是政党还是被逐渐接受。俄罗斯也是这样,十几年的多党选举活动,选举的政治倾向性已经比较明朗,这说明社会在逐渐接受政党。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政党发展的环境条件不好,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显然是不利于政党发展。

　　第二,造反政治的遗产——精英人士与广大群众严重脱节。一种社会组织的形成阶段非常重要,俄罗斯政党体制不成熟根源于形成阶段。

　　1985~1991年,政党“疯长”的政治推动力是反对苏共,出现了无数自称为“协会”、“运动”和“联盟”的派别。造反阶段盛行的这种反复多变的政治联盟持续到后来,很少有政党能够强化成员标准,保持成员登记。在立法主体上,政党和政治代表之间界限不清,许多候选人缺少有组织的政治身份,形成阶段的大多数政党只是一个精英人士组织,群众基础薄弱,组织无定形。

　　精英人士严重脱离群众还表现在其政治主张不顾实际激烈冒进,在1990年3月和1991年8月前的选举活动中,不同社会与政治组织之间形成的联盟,不是为了争取轮流执政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只是为了推翻现政权。在选举活动中,反对现存政权成为一种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倾向,大多数政党不能采取一种过渡方式来争取建立代议制政治[8]。尤其是民主派激进分子已经不顾一切。所以说,他们的政治主张浸透了中央集权主义心理,并且很容易从过去忠诚布尔什维克党转向忠诚“好沙皇”叶利钦,根本不具备成熟市民社会的责任品质[9]。

　　第三,总统集权体制。俄罗斯以总统集权制作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核心,这种结构导致了议会和总统的对立,限制了政党政府的产生。同时,叶利钦坚持总统职位非政党性质的主张进一步削弱了政党作用的发挥。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第一个举动就是宣布不再是“民主派”成员,同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1991年民主派对叶利钦当选总统给予坚决支持,可是并没有导致建立起“政权党”这类的联合。1991年12月叶利钦会见15个最大政党领导人时答应提供支持的诺言后来很少兑现。叶利钦感到通过自己的“班子”实行统治更加自由自在,他宣布自己是全俄罗斯人的总统,而不是某个党派的领导人。1996年总统选举,他以无党派人士当选,像2000年普京当选一样。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只是把总统和议会做了简单分离,但是两者的利益和责任联系很弱。由于政党被排除在政府组成之外,总理和内阁没有政党基础,所以议会和总统之间缺少合作。

　　第四,地方主义和政党政治。俄罗斯国家幅员辽阔,一个政党不太容易渗透到主要大城市,更不要说渗透到州以下的城镇、广大农村和民族共和国,因此在俄罗斯很难建立起一个全国性政党。普京利用政党法取消了地方性质的政党,可是即便是全国性政党,因受地方主义制约,其体系也极不完备,原因在一段时间里政治日益地方化导致国家政治空间一度支离破碎。叶利钦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地区性政治体系和政权,它们试图另搞一套,有的比较民主,有的非常专横,全国性政党受到地方长官与精英分子的限制。俄共在全国性 组织资源具有优势,可是它并不能主导“红色地带”的政治生活。例如,前沃龙涅什州州长、共产党人伊万·沙波诺夫坚持在其管辖区任何政党不能享有特权,当地的共产党人面临很大困难。共产党人尼古拉·马克斯维特任伏尔加格勒州长官,可是当地共产党人抱怨说这里只有极少的同志。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当地长官和精英分子结成权势利益圈子,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在当地发展私人关系和培植庇护者,而不愿意花费精力去建立党的组织网络。例如,总统大选,地方长官足以抵消俄共候选人具有的组织优势。在1996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久加诺夫在45个地区取胜,但第二轮就减少到19个地区,这种情况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表现得更严重,久加诺夫只在4个地区取胜。即便是其他政党,在莫斯科市的下属组织和莫斯科州的下属组织都会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不一致。

　　普京总统试图使俄罗斯政治平衡发展,这有利于政党体制完善。在俄罗斯哪一个政党会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看来同现政权结合紧密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可能性最大,因为只有将权力和选举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地方精英人士参与管理,并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反对派政党形成制约。一句话,那些从事政党活动的具体人物,如果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们的活动是不可能持久的。

　　恰恰因为与现政权联系紧密,“统一俄罗斯”党才有广大影响力。2003年12月在杜马选举获胜后,地位大大提升。统一党不仅掌握许多政府部门,而且掌握议会多数和国家杜马主席等重要职务。据统计,该党拥有3名联邦政府成员、35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500多名市政府首脑和2 000多名各级议员,在国家杜马中拥有246名议员,在联邦委员会(上院)拥有87名议员。而且,还不断有政府官员和地方官员加入这个党。该党有89个地区分部,2 582个地方分部,27 320个基层支部,党员人数在2004年12月增加到87万,远远超过其余各党派人数的总和[10]。当然,有分析认为,统一党与现政权联系过密,一旦2008年普京去职,可能会发生分裂,步叶利钦后期“政权党”——“家园”运动之后尘。我们认为,俄罗斯政党经过这些年发展绝不会再出现那种情况。中国有句古话说:树倒猢狲散。实际上,在俄罗斯社会里掌握政权者永远都是香饽饽。“树”一定会倒,有任期嘛!但是,树倒猢狲不会散,只不过是这些“猢狲”会跑到别的“树”上。

　　四 中央权威主义的主导作用政党在代议制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的功能在于: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有助于了解 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同时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11]。俄罗斯转型时期政党发展只是非常有限的具备了这些功能。政府独立于议会监督和政党控制,同时在国家机器之上又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总统集权体制,这样就使得政党出现边缘化。虽然,市民社会[12]初现雏型,但却因为国家机器支离破碎,新生的代议制体制没有能力对抗其他的政治行为体,诸如军队、安全机构、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地方长官甚至政府本身。

　　虽然政党发展受到种种限制,但政党作用还是发挥到了极限:因为俄罗斯在历史范围的极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在结束苏共政治垄断,确立总统集权体制并且实现平稳过渡,政党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评价。但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多党体制出现与完善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因此政党利益与作用必须退居二线,权威主义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叶利钦限制政党作用,普京利用法律规范政党发展,他们二人坚持的政治理念都是权威主义。

　　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之后,普京作为新一代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国家稳定与发展,这也是人民的普遍愿望。他不能幻想在目前的俄罗斯建立起类似西欧那样已经具有几百年历史并且相当成熟的政党代表议会体制,必须根据国情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所以,普京不惜以弱化民主制和强化执行权力为代价,巩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他大刀阔斧地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和畅通。尽管这样做弱化了民主和政党作用,但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因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高于政党的利益。

　　在俄罗斯和许多后发展中国家,权威主义不肯引退,这是由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决定的。

　　第一,从高度集权体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民主体制,从前者到后者必须要有一个权威主义体制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直接过渡只能导致政治混乱,这是一个规律。不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直接向民主体制过渡遭到失败,而且俄罗斯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和最后10年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缺乏社会基础,稚嫩的政党不能控制局势,政治强人必然应运而生,民主选举和强人政治共存。民主体制,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和行为方式,只有社会朝野上下都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国际环境提供较 好的外部条件,才能建立起一种民主体制。因此,在俄罗斯建立民主体制是一个长期过程,总统集权体制还要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应对国际竞争,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冷战期间分属两个体系的国家在互相对立中竞争,处于两者之间的国家有较大活动空间,冷战后世界在相互交往中竞争,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尤其使俄罗斯和许多后发展中国家面临被动局面,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里不可能提供充裕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以供它们从容不迫地建立起政党代表议会制,权威主义体制在这些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体制遭到碰壁的真实原因。

　　第三,冷战后政党发展出现新的趋势,政党更加重视对社会发展进行管理层面上的探索,试图提出务实可行的竞选纲领和口号以赢得人心,至于意识形态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冷战结束助长了许多国家政党体制的易变性,过去无处不在的“左”和“右”之间的分野现在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出现朝中间靠拢的倾向,“左”的东西本身也具有了新的形态,群众性政党的时代出现了[13]。一个政党要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必然是负担过重,利用现代媒体可以弥补组织网络不足的缺陷。从技术角度看,俄罗斯和许多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绝不可能发展成为类似西欧国家那样具有严密结构和严格纪律的政党,由于传媒技术飞速发展,倒是有可能发展成为类似美国那样结构松散、只是在选举时才发挥作用的政党。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缺少全国性政党也不足为怪,或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Herbert Kitschelt, Zdenka Mansfeldova, Radoslav Markowski and Gabor Toka,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1.
[2]Robert Michel,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ies(New York, Press,1962).
[3]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p.185.
[4]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p.166.1989年3月26日举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投票人数占89.9%,1993年12月12日举行的新杜马选举和全民公决活动,投票人数下降到54.8%,2000年3月2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人数上升到68.7%。
[5]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p.184.
[6]参阅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上、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79页。
[7]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p.191.
[8]Cf. Michael Waller, Political Actor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East-Central Europe,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Vol.9, No.4 (December 1993), pp. 21~36.
[9]See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Social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 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7 (1995), pp. 1 177~1 204.
[10]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五大的若干重要决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2期。
[11]Jean Blondel,Comparative Government:An Introduction (Hemel hempstead,Simon &Schuster,1990),part II.
[12]在西方学术界,市民社会一般是指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治组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原则以资源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
[13]See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Third Edition), 2002 London and New York,p.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