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执政以来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

关键词：俄罗斯，普京，叶利钦，政治发展，“可控民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执政以来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强大的“政权党”。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不利因素和不定因素。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执政当局造成振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叶利钦 政治发展 “可控民主”

　　【作者简介】 潘德礼,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经历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政治动荡以及叶利钦时期的激烈政治纷争,俄罗斯进入普京时期。作为叶利钦选定的继承者——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后励精图治,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消除政治斗争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扰;有步骤地利用法律手段和政治压力打击寡头,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经过第一总统任期内的治理整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前景逐渐清晰起来,即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一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影响着国 家政局的稳定。然而,核心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普京针对政治领域最突出的3方面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扭转了政治混乱局面。

　　第一,叶利钦时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联邦制问题,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普京顺利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领导的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而他当选总统后最先也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展开调整和改革。

　　在整个叶利钦时期,特别是他执政中后期,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误,强大的反对派始终对执政当局保持着巨大的压力,迫使执政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反对派,不断地与反对派占据多数的国家杜马进行斗争、协商和妥协。在此背景下,叶利钦采取了中央向地方领导人让步换取地方精英支持、保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策略,相应地在对待议会两院的态度方面叶利钦更多的是利用聚集着地方领导人、“地方精英”的联邦委员会(上院)来制约云集了各种反对派的国家杜马(下院)。这种政治形势使得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大受影响,除车臣问题更为特殊之外,各种地方势力、“地方精英”自行其是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俄罗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地方上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各自的潜力,探寻不尽相同的发展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对减轻中央负担与活跃地方经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依赖性减弱,尤其是总统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地方当局的依重,导致地方开始摆脱中央的控制,各搞自己的一套。地方行政长官从原来的由总统任命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为他们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志,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自行其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权力机关藐视联邦宪法和法律,对联邦统一的政治法律空间构成威胁;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处理当地事务中独断专行,形成一个个权力中心,联邦中央政令不畅。

　　针对这种状况,普京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一方面,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把搞民族分裂的恐怖主义和团伙犯罪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严加防范和打击。另一方面,在他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消除叶利钦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严重脱节、地方官员自行其是的现象。普京强调指出,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这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3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权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领导。为此,于2000年5月出台了设立七大联邦区的改革方案,并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有关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其中包括《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正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普京提出了要实行“法律专政”的主张。可以说,不处理好联邦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就谈不上俄罗斯的政局稳定。

　　普京在联邦制改革方面的步骤是十分清晰的,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使联邦中央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成为管理国家和推行其他联邦制改革措施的直接保障;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通过《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决策的能力。在其第二总统任期开始不久,以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为契机推出了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普京认为:“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成分复杂这一角度来说,由地区民众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立法机关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总统提出的州长人选进行投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没有违背民主原则,也没有违背俄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则。”[1]

　　经过对联邦制一系列改革,俄罗斯的联邦制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俄罗斯个别地区实际上不受俄联邦法律的制约,我们消除了这种绝对无法接受的局面。现在对于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地区来说,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至高无上已成为生活的准则。”[2]而说到底是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长期以来影响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政局稳定的车臣问题得到了控制,在车臣恢复了法制,建立起了符合俄罗斯宪法的地方政权,非法武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遏制。

　　第二,叶利钦时期,形形色色的党派利益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在这方面,普京上任以来采取了有步骤的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自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和叶利钦掌权伊始的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以来,俄罗斯的多党制一直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到普京上任时远未发育成熟。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为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苏共进行夺权斗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政党、政治组织和运动,这种以“街头政治”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多党政治局面带来的是社会政治动荡。经过俄罗斯建国初期两大权力机关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洗礼、筛选,到1993年新宪法通过生效后,随着政治斗争从无序到有序、从“街头”转到议会讲坛,混乱的政党斗争局面逐渐清晰起来。此后,通过不断的分化组合,特别是多次国家杜马选举,政治力量格局处在动态的稳定当中。

　　尽管如此,在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其一,派别林立,而真正符合议会制原则、能够反映不同阶层选民意愿的政党却寥寥无几。除俄罗斯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政党本身都缺乏明确的纲领、组织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各政党及其领导人对政权当局的态度乃是决定其政治空间的基本因素,而各集团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对现政权的态度与意识形态宗旨的性质之间,相互关系十分模糊,而各政党的纲领口号和它们领导人的实际行为,也很不一致。当对政权当局的态度成为政党自我定位的基本标准的时候,“赞成-反对”这一最简单的轴心开始占据优势地位。结果,整个政党体制都被吸引到两极化当中去,尽管实际上任何时候也没有到达两极化。而且,许多党派的立场、观点又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纲领性宣言来简单地加以判断。例如,根据当时对叶利钦政权的态度,也可以将所有的政党分为两类,即支持叶利钦政权并在其中有自己代表的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这个政权的党。反对派的党几乎包括所有左派、大部分中派力量以及一部分右派;拥护现政权的党包括一部分中右派、大部分右派激进分子以及部分极右派。

　　其二,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尤其是反对派——俄共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状况,叶利钦执政时期依靠强力部门、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来实现其统治,到其执政后期又出现了非选举产生的总统办公机构、“家族”势力暗中操纵权力的现象,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将党派争论限制在立法机构范围内,始终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党派决定政府的组成,而主张政府应当是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对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来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这种做法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议会多数党派不能直接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更无法建立议会多数派政府,从而影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

　　普京任总统以后,随着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党派格局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支持、拥护普京总统和政府的派别开始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左派共产党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右翼自由派甚至被挡在国家杜马大门外,大多数党派对普京和政府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寻求妥协、合作的意愿。

　　然而,正如普京所说,“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显而易见,“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3]“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4]为此,普京上任以来积极促成成熟政党体制的形成,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当然是以扩大“政权党”的力量,削弱主要的反对派政党,特别是俄共的影响为前提。

　　2001年7月出台了《政党法》,以规定政党最低组成人数、明确提升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方式促进政党联合的趋势。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推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现行的国 家杜马议员选举办法,取消单一选区制,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均以采用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所有这些措施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政局的稳定,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着眼未来的政治发展。

　　第三,在叶利钦时期,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寡头们和“家族”势力干预国家政治进程,影响国家政权机关决策,致使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扫地。普京执政后不久便明确了国家政权与寡头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随着叶利钦“家族”势力退出,个别“不驯服”的寡头受到法律制裁,寡头势力虽然不可能被消灭,也起码受到了遏制。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 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出现了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治进程的现象。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同时,寡头们借助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操纵公共舆论,兴风作浪,甚至凭借金钱的力量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谋求竞选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这时正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出钱、出力给叶利钦竞选总统以大力支持,并在叶利钦连任后获得了丰 厚的回报。金融寡头们与叶利钦“家族”势力相互勾结又勾心斗角,成为叶利钦执政后期的一种政治现象。

　　削弱寡头势力,让其“安分”地从事经济活动,排除寡头对政治进程的干扰是普京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步骤。既要严厉打击寡头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要考虑到寡头手中资源对国家的特殊影响。

　　要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体现社会公正,就要解决寡头势力这个“黑洞”,但是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需要,又不可能大规模重新审视过去的私有化。为了实现政治稳定,普京在执政初期曾与他们达成不得干政、政府支持其合法经营的妥协。普京同时希望垄断寡头能够配合他的强国战略,大力发展经济。然而,问题是追求强国目标、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当权者与靠瓜分国家财产发家、控制着国家80%经济的寡头势力之间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相安无事。普京执政后,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开始清理寡头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报道的主导权。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又将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结束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显然,普京总统反寡头行动就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挤压寡头集团的势力范围,力图使他们成为对政权有益无害的民族资本,同时使国家政权控制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更多的资源。

　　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基本方略可说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经过这种治理整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国家政权得到了加强,普京因此而得到多数党派的支持和广大民众的拥戴。

二 普京的执政方式与俄罗斯政治现实

　　经过5年多的执政实践,政治领域诸方面消极因素受到了抑制,政治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政治形势保持了稳定,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然而,俄罗斯国内外,有关总 统集权、民主发展受阻的议论和指责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在俄罗斯国内针对普京总统的批评毕竟大大少于赞誉。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新俄罗斯两位最高执政者执政方式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同。

　　作为苏共的叛逆、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虽然从未明确主张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他的政治立场还是十分清晰的,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维埃制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作为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选定的“接班人”,普京在继承叶利钦所开创的“民主大业”基础上,对有关国家发展道路和国 家未来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他所坚持的基本点是在承认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苏维埃发展道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5]。也就是说,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并不妨碍普京采取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政策、方针对俄罗斯进行重新改造。

　　叶利钦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苏维埃体制,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治,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以总统集权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政权结构,这个过程已经完成。而叶利钦时期又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民主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又是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相联系的。对此,普京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6]

　　普京执政后在政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政权,使之有效率。为此他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削藩”,将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分化、压制反对派,扶植“政权党”占据议会多数,形成与总统合作,甚至听命于总统的立法机关;打击、削弱寡头势力,夺回对舆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显然,作为一个强势总统普京在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全国统一法律,加强中央政府的行为能力,确保政令畅通的同时,形成了新型的权力结构:普京依靠广大民众的社会支持、官僚行政体系的实际运作,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牢牢地将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总统集权,总统的权力已很少甚至基本不受制约。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民主混乱期的俄罗斯,普京强势总统的执政方式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显然不同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甚至也很难说它导致民主的倒退,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民主原则,起码是保持了程序民主,但也确实不同于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并因此而不时受到俄罗斯国内外“民主捍卫者”的批评、指责。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内民主问题的“关注”、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普京不止一次地作出回应,强调“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大的欧洲国家。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俄罗斯是自由国家。”[7]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有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有权自主决定民主发展进程,西方的民主实践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也存在着弊病。“……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浑,我们就不理睬它。”[8]

　　普京执政方式的核心是国家主义,这是由他认定的振兴俄罗斯的强国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为了振兴国家经济,不得不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而这一任务也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俄罗斯人发明的“可控民主”这一提法是对普京时期政治现实和普京执政方式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的执政实践恰恰证明,尽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设,处处依法办事,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事实上成为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种“可控民主”的实质也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俄罗斯目前的发展阶段,“可控民主”的确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并因此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正如普京所说:“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9]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民众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性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为那些立场相互敌对的极端主义政党所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由两极逐渐向中间靠拢,从而使社会对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会安定、国家政权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情绪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接受了普京的“可控民主”。而随着普京执政以来一系列强化国家政权措施的实施,国家的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政治进程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在遵守新闻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舆论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监督与控制,对包括因车臣问题而引起的恐怖袭击活动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也表现出一定的及时应变能力;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所有这些无疑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程度,在开始新一轮社会福利改革之前,民众对普京总统和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第二,形成了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社会转型初期,政治精英处于分散状态,不仅各种类型的精 英是分散的,而且就是同处一个阵营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各种政治力量构成及政党格局中。同样,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他们之间也在不断地勾心斗角,以求更多地靠近总统,影响国家高层决策。社会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政治精英们失去了以往苏维埃时期那种思想组织约束,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寡头干政现象的出现更加剧了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争斗程度,腐败现象丛生[10]。当时的许多政策,特别是有关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几乎都是精英们——上层统治者、官员、议员和寡头之间幕后交易的结果。与叶 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执政以来,坚定地依靠行政系统和强力部门,大量启用“带肩章”的人——有军队、克格勃背景的人,努力消除寡头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干扰,加之普京本人作为强势总统对国家政权机关控制能力的加强,保持了精英集团、干部队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尽管精英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可能完全绝迹,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十分尖锐,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精英集团之间的争斗明显弱化了,或者说更加隐蔽了,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起码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安定团结。

　　第三,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如上所述,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国家垂直权力体系的措施,以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方式,使联邦中央、总统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的能力;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共同规则——联邦中央在政治上加强管理,地方当局在经济领域拥有自主权,地方当局、地方精英对联邦中央和总统表现出了尊重和服从的态度,叶利钦时期经常出现的那种不服联邦中央和总统管的现象基本没有再出现过。然而,这是以联邦制本质性的变化为代价的,尽管普京认为“我不认为我们应转向单一制国家,尤其是苏维埃式的单一制国家。”[11]

　　第四,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党派斗争烈度大为缓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普京时期,随着社会情绪的变化,政治力量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大势已去,主张恢复苏维埃体制的左翼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自由派 都已丧失民心,中间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两翼纷纷向中间靠拢。在此背景下,当权者对仍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左派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步骤的分化、排挤,使其活动空间日渐缩小。与此同时,“政权党”的实力不断增强,实际上成了议会的主宰。

　　当然,俄罗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基本政治现实是:普京作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强势总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根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国家政权机关软弱无力的状况。

三 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以及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扬弃,保持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随着普京第二任期的开始,随着2007年议会选举尤其是2008年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角逐,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问题又显现了出来。

　　4年多来,俄罗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确取得了明显成就,完成了能够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迅速见成效的各项任务,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所能完成的任务,如上所述的改造联邦制,改革政党体制,破除寡头干政同时建立对舆论的控制等几方面的任务。所有这些无疑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而随着新一轮政权更迭的临近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将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第一,普京的“可控民主”,即强势总统的执政模式首先面临的是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效率和廉洁问题。普京的所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构成这一体系的各级官员来实现。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头号任务仍是提高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员严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12]。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行政改革“……不只在政府中慢,整个国家都慢。我虽然愿意像希望发生大激变的人一样高兴,但却没有看到激变,没有看到大的变化。还是让我们客观地看看现实吧。我国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义的经济和超官僚主义的国家,官员有权自作主张地决定一切。不仅官员,连同官员无关的人都这样想。所有的人都等长官决定……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政府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13]在进行这种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们或明或暗地抵制甚至反抗。

　　第二,无论是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党体制改革,确定制度、机制,明确“游戏规则”还仅仅是第一步,虽然是关键性的一步,而使这些硬件设置发挥作用,取得实际效果,除了要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外,还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这里,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僚集团与掌握着 国家大部分经济的财阀、寡头之间关系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普京的联邦制改革和打击寡头行动取得了成果是事实,然而真正理顺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前者解决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叶利钦时期的教训说明,地方离心倾向发生于中央政权软弱之时,也正因为如此,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

　　至于说到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普京削弱寡头势力、消除寡头干政现象可说是见了成效,不听招呼的寡头受到 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头们“守规则”了。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来自国内自由派阵营和西方国家就破坏民主、干预自由经济活动等对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实际上也使得国内投资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经济多方面考虑开始对寡头采取怀柔政策,试图用为包括寡头、财阀在内的生意人提供财产安全保证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中立,使他们安心经营活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长远看,金钱必然要影响政治,使寡头们完全脱离政治、失去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政权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叶利钦时期精英集团与寡头、官僚集团与商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不少官员实际上从这种关系中获取经济实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同寡头、商界人士进行利益的“等价交换”。这种状况当然是隐蔽的,很难限定它们的范围和影响程度。

　　第三,2005年开始的社会福利改革触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普京的社会支持率也因此而下降。左派共产党人、右翼自由派都在借机而动,传统的左翼力量如俄罗斯共产党以劳动者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右翼力量联盟以恢复民主价值为口号,大量的小 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则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在此情况下,民众的抗议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普京政权的基础。

　　第四,车臣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罗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车臣恢复重建工作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暂且不提。近年来,俄罗斯境内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有关。因此,对国家政权来说反恐任务十分艰巨,此项任务关系着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

　　第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因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使其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从未停止过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北约东扩的压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机积极向中亚国家渗透,在中亚地区保持了军事存在。近来一些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使俄罗斯周边环境不断恶化,这些经“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权大多依仗美国人在背后撑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如果这一进程不断延续、发展,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势必会再次抬头,对政权当局产生巨大的压力,普京的外交政策难免会受到批评,引起精英集团的不满,从而影响执政当局的威信。

　　第六,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 革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频频得手,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俄罗斯的反对派,特别是自由派、民主派政党。对此,俄罗斯政权当局是有警觉的。普京指出:“如果说到整个后苏联空间,令我不安的是用非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搞不断革命。一会儿是‘玫瑰’革命,一会儿是‘天蓝色’革命,或是别的什么。一个社会的内部应当建立某种规则和机制。当然,需要关注、支持和帮助民主。但如果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对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整个后苏联空间就会陷入一连串的没完没了的冲突,造成沉重后果。”[14]在2005年4月25日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作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谈及民主建设、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道路问题,显然是对“颜色革命”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国内妄图借“颜色革命”寻机而动的反对派势力的警告。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消极因素,还只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尚不足以影响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政权当局造成震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

　　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普京多次 明确表示他将尊重宪法,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时移交总统权力。这将是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国家政权牢固程度的一次重要检验。正如普京所说:“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跨过2008年这个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需要尽一切努力以应有的民主方式举行俄联邦总统的大选。”[15]可以预计的是,由于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多数的拥护,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尤其是权力体系基本定型并得以强化,各种反对派难有施展自己抱负、向选民展示自己治国才能的空间,尽管各派也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但出现“黑马”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对照叶利钦后期当政者为最高国家权力交接问题煞费苦心的情景,可以清楚地发现,普京时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叶利钦面对来自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领导的中左派力量的强有力挑战,又有强大的反对派政党俄共的掣肘,采取了一整套战术手段把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推上向国家最高职位发起冲刺的制高点,为其当选俄罗斯总统做好了各种铺垫,创造了最好的时机。而普京时期反对派力量均已无法构成对政权的那种强大冲击力,同时由于普京执政以来他本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在俄罗斯上层精英当中始终没有出现有相应政治影响的出类拔萃人物,而使得未来的最高权力交接变得困难和神秘,同时也增加了偶然成分。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russia.org.cn/chn/? SID=21&ID=631
[2]2003年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
[3]〔俄〕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82页。
[4]同上。
[5]前引书:《普京文集》,第5页。
[6]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页。
[7]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
[8]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russia.org.cn/chn/? SID=21&ID=631
[9]前引书:《普京文集》,第7页。
[10]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丘拜斯等一些政府官员直接卷入1997年“通讯投资”公司和“诺里尔斯克镍”的拍卖活动,引起精英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争斗,导致随后出现的涉及丘拜斯等当时一些政府高官的“稿酬丑闻”;1999年时任俄罗斯总检察长的斯库拉托夫威胁要对涉及“家族”的所谓纽约银行洗钱案展开调查以及随即发生的斯库拉托夫“性丑闻”,等等。在叶利钦时期,为搞臭政敌而泼脏水是精英集团内部常见的斗争方式,而其核心是经济利益之争。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官员们、精英们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1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russia.org.cn/chn/? SID=21&ID=631
[12]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
[13]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russia.org.cn/chn/? SID=21&ID=631
[14]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russia.org.cn/chn/? SID=21&ID=631
[1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