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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

2011年03月06日 22:44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作者：臧秀玲、王金珍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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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叶利钦时期，“超级总统制”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大国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

关键词：俄罗斯，转型时期，权威政治，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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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叶利钦时期，“超级总统制”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大国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及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关键词]　俄罗斯　转型时期　权威政治　民主政治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5)06-0115-06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开始了政治制度转型，以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导向，彻底屏弃了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引进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并且推动多党体制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化政策，希望成为西方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十多年过去了，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并没有在俄罗斯开花结果，俄罗斯至今未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相反，俄罗斯在政治生活中重新建立起了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这正印证了俄罗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戈登曾说过的：“在一个条件并不具备的社会中实施理想的三权分立原则会引起无政府主义的爆炸，日益增进的权威主义是俄罗斯为了应付这一爆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权威政治成为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走向。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很多消极后果。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未来发展走向值得关注。

一、俄罗斯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的回归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是沙皇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独特的地缘条件使俄罗斯人吸纳了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思想长期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苏联统治的几十年，权威主义由温和发展到极端，国家政权控制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民众对权威主义也由顺应逐渐走向不满，以至于几乎形成了全国性的怨愤情绪。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与新思维”，倡导“公开化”、“多元化”和“人道主义”，使长期受压抑的政治情绪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中央政权连同其国家本身被冲荡得分崩离析。整个社会很快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权威主义，转而崇尚西方式的民主。把西方民主当作样板和灵丹妙药，认为有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就有了强大的俄罗斯。在此基础上，俄罗斯迅速确立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长期禁锢后的突然开放使人们很容易对民主制的建立产生盲目乐观与侥幸心理”[2]，而对民主的迷信最终让俄罗斯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几年下来俄罗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成效甚微，民主政治的发展也陷入了困境。经济每况愈下，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滑，街头政治盛行，流血冲突不断，犯罪率攀升，社会动荡不安，地方民族分裂倾向日趋明显。总之，俄罗斯已经被激进改革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搞得精疲力竭，“民众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3]。

　　面对最初的民主政治模式带来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失控，广大民众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发展的有序化、制度化，把秩序与安全放在关注的第一位，希望加强政府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维护社会稳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权威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思想状况。迫于恢复社会秩序，推动经济转轨、政治转型和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一度失落的权威主义政治再次成为俄罗斯的现实选择，这同样也符合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轨迹。“从独裁到民主的瞬间过渡是不可能的，需要有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必须有强有力的、铁腕式的政权。”[4]

　　1993年全民公决和新宪法的颁布，确立了加强总统权力、弱化议会权力的三权分立制度，“强总统—弱议会”的权力架构得以形成，标志着权威主义政治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新宪法规定：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独立行使宪法权力，在法律上不受其他任何国家权力机关的干预，也不对三权中任何一权负责并报告工作。由俄罗斯联邦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拥有决定国家内外政策基本走向、决定国家重要官员任免、领导政府、决定全民公决、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等一系列实权。由于总统作为权力核心独揽国家大权，凌驾于联邦会议、政府和法院之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俄罗斯的总统制被称之为“超级总统制”。1996年叶利钦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至此由宪法保护的、以总统为主导地位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

　　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在其执政纲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就曾指出，俄罗斯“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在第一任期内，普京把加强中央集权制作为重要的治国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1·通过调整联邦关系，加强了中央权力。

　　自俄罗斯独立以来，联邦制一直受到地方分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威胁。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地方领导人公开与中央对抗，向中央索要自治权。地方势力集团权力的膨胀，严重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国家内部产生了不稳定因素。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采取措施整顿国家联邦体制，加强中央集权，确保国家主权完整和政局稳定。他执政伊始就宣布设立七大联邦区，由总统任命全权代表，把中央设在地方的警察、安全、银行、税务等联邦机构划归联邦区统一管理，打击了经济分立主义，强化了中央的垂直权力；改革联邦委员会，不让地方行政长官参与国家立法，从而削弱了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出台可以撤换行政长官职务的法律等措施，加强了中央的权力，这也是强化总统自身权力的基础。他还通过法律授予联邦总统解除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联邦主体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力，使得地方独立行政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改善了垂直领导体系，强化了总统的权威。

　　2·推动政党制度发展，培育扶持政权党，使总统拥有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为其顺利推行施政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普京为了稳定政党制度并改变非党派政权模式，呼吁建立“有效的多党制”，使其成为社会团结的纽带和改革的政治支柱。为了实现“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的构想，普京先后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等重要的法律文件，对政党的建立和活动、组织建设、政党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杜马选举制度等等，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一系列法律的出台提高了俄政党组织的标准，使政党数量大大减少，改变了俄政党混乱的局面，提高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在总统的大力扶持之下稳步发展，占据了杜马的多数席位，使普京总统拥有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为其顺利推行施政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并且政府利用议会多数党的优势，限制反对派的活动，进一步削弱左翼政党的作用和影响。2002年4月，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重新分配杜马专门委员会领导职务的决定，俄共及其左翼盟友农业党在七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被分配给中派政党和右翼力量联盟，直接削弱了左翼政党在经济和社会等重要领域的议会参政权。而后俄共内部分裂公开化，俄共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进一步陷入颓势。2003年大选后，俄罗斯政党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支持总统的中派力量强大，出现了总统、政府和议会密切合作的局面，进一步巩固了普京的权威地位。

　　3·严厉打击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主权。

　　针对车臣分裂势力活动猖獗和恐怖暴力升级，普京毅然进行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沉重打击了车臣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武装力量。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加了民众对普京治理国家能力的信心，同时也极大地震慑了其他有独立倾向的共和国。一方面，俄政府通过围剿和暗杀，击毙哈塔卜、扬达尔比耶夫和格拉耶夫等悍匪头目，切断非法武装的国外资金和兵力来源，使分裂主义势力面临绝境。另一方面，在车臣全境实施恢复各级政权和经济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2003年3月，车臣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总统选举法和议会选举法。新宪法明确规定车臣是俄联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从法律上确立了车臣作为俄联邦的主体地位。同时新宪法赋予了车臣除外交和国防(包括组建军队)以外的最广泛权力。“定点清除”非法武装头目、巩固车臣新政权、以车臣人治理车臣、加强当地经济建设，成为普京解决车臣问题的长期战略。[5]

　　4·打击寡头势力，结束了畸形的寡头政治，稳定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秩序。

　　在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传统作用，形成了一个对经济起垄断作用的大资产阶级，也就是所谓的“寡头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多数来自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钻新旧体制转换的空子，攫取大量资产，并且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转而干预国家政治进程和高层决策。叶利钦时期放任寡头干预决策以及实行“劫贫济富”的社会经济政策，使寡头们在俄罗斯能够呼风唤雨。

　　为改变寡头参政、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局面，普京在2000年5月就任总统的当月，就开始追究同叶利钦家族关系密切的寡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经济犯罪责任，迫使他们流亡国外。[6]2003年7月普京开展新一轮打寡斗争，把资助反对党、企图操纵议会选举的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拘捕入狱。这一系列举措严格限制了寡头参与、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既赢得了民心，提高了普京的个人威望，也迫使私营经济更加诚实、透明、更加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游戏，稳定了经济秩序。与此同时，普京也非常注意策略，对守法的寡头财团采取较宽容的态度，明确表示对以往的问题不予追究，呼吁掌握大量海外资金的寡头们迅速回归资金，参加国家建设，体现了普京总统张驰有度、富有弹性的执政风格。在普京多年来的努力下，俄罗斯基本结束了畸形的寡头统治。

　　5·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实行“可控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抗。

　　在舆论工具的控制上，叶利钦选择的是对不利于自己的媒体采取封杀的方法，而普京则运用法律及经济等手段迫使个别寡头放弃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权、查封或收买反政府的新闻机构、利用行政及法律等手段限制或禁止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等[7]，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抗。现在媒体对普京提的任何问题，都需要经过总统新闻局的筛选。西方和俄罗斯的自由派媒体把普京选择的民主类型称为“可控民主”，但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2003年底的舆情调查结果表明，76%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媒体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检查和限制。为了避免重蹈民主制引发政治混乱的覆辙、抑制民主的负面作用而采取措施来规范民主生活，实行一种有领导、有秩序、有一定限制的“有序民主”符合俄罗斯当前的国情，也得到了人民支持。

　　2004年3月，普京以高达71·2%的支持率竞选连任总统。同年9月，普京就主持召开了所有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俄联邦政府扩大会议，宣布将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出台一系列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国内安全为目标的反恐新举措。其中，政治体制改革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要改变现行地方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制，用任命俄政府总理的方式来替换全民投票选举制，也就是说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由地方直选改为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批准；二是将俄国家杜马的混合选举制度(450名议员的一半按照政党比例分配，一半由各大选区选举产生)改成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制，单席位选民区和相应的无党派自荐候选人将不复存在。新一轮的政治改革使地方力量统一到中央意志上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俄罗斯媒体普遍认为通过这一改革，普京有望在现有的垂直行政体系基础上平行构建一个垂直立法体系，并借助两个“垂直体系”实施国家管理，重筑整个俄罗斯联邦制度，进一步加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8]这些为实现强国富民而采取的强有力的政策，必将对俄罗斯今后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对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的思考

　　俄罗斯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特有的人文背景使其权威政治打上了本民族的深刻烙印。综上所述，俄罗斯权威政治的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俄罗斯的权威政治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其运作的依据，更多的是对当前问题的解决和对历史的反应，比如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乱、复兴大国地位等，表现为一种务实主义的理念。值得肯定的是，俄政策制定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

　　2·权威主义是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选择，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超级总统制”突出反映了俄权威主义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行政权力较为强大，立法权力相对较弱，成为权威主义政权最突出的特点。总统利用占据议会中多数席位的政权党的执政方式，也是俄罗斯社会所特有的。

　　3·俄罗斯国家体制仍是以“人治化”为特点，政府决策基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威方式来实现。比如尽管普京总统的部分改革措施超出了现行宪法的规定，但由于他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持，所以这些措施能够克服阻力得以推行。“人治化”的特点意味着政治权威人物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俄罗斯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权利，也具备了议会、选举等民主制度和程序，但处在权威政治的框架内，有权力下放但没有权力的分离与制衡，如议会和政党这些现代政治机构更大程度上加强了总统的权威性和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其现实意义是有限的。

　　5·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表现为政府的强制和全权以及社会和民众的消极被动和受支配的地位。国家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向受治者规定义务，并在它认为必要时给予强制执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禁锢了公民自我意识的发展，人们习惯于将国家人格化，接受集权，服从国家权威，习惯于国家的组织运行、政治决策、经济管理等由长官意志决定，这也是总统权威地位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权威主义政治架构在叶利钦时代得以形成，国家政治生活被纳入了宪政秩序的轨道，体现出了有序化和制度化的倾向。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政治体制，更加突出法制、秩序和国家观念，强化国家权威，从叶利钦时期的多中心向单一中心政治过渡，逐步形成了总统集权的局面，并且在社会各领域采取措施规范民主生活。

　　俄罗斯学者对此评价各不相同。权威主义政治的支持者认为，民族的生存利益高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利益，为实现生存利益需要建立强大的经济，这就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从而不可避免地向集权回归。有些学者认为它具有过渡性质，如俄罗斯《独立报》主编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认为这种权威主义的、原始民主主义的政权可能转变为专制制度、无政府状态，也可能转变为真正的民主制。右翼自由派则指责这是极权主义的变种，一些自由派政治活动家于2004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了“2008：自由选择”委员会，把普京实行的政策称之为“普京主义”并表示坚决反对这种主义，称“普京主义的原则是：一党制，新闻检查，傀儡议会，剥夺司法的独立性，在政权和财政方面实行严格中央集权，强力部门和官僚机构为所欲为”[9]。同时，有些西方评论家也指责俄罗斯出现了“专制”倾向。2004年3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批评俄罗斯存在缺乏制约力的“强总统制”、影响力微弱的国家杜马等。随后美国务卿鲍威尔再次批评，俄总统大选缺乏“公开性”，“独裁主义”潜返俄国社会。[10]2005年1月1日，俄罗斯政府实施新的福利政策，以津贴方式取代苏联时期就已开始实行的福利制度。新政策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俄罗斯各地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普京总统的支持率出现了下降趋势，甚至俄罗斯媒体爆出消息称俄罗斯国内外正涌动着一股“倒普”暗流，最终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白桦革命”。虽然面对国内反对派、西方政治家和舆论不断抨击，普京政权依然稳固。[11]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其失落后的复归是俄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主要思想是要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下，恢复国家必要的调控和指导功能，倡导国家权威。[12]它以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价值目标，较之于以往的权威政权形式而言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性”。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威主义政治，而是一种与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模式。事实表明，权威主义政治对实现国家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之下避免政权颠覆、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并实现大国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权威主义与大国主义的结合也对俄的国际战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对于俄罗斯社会来说，权威主义并不比庸俗的民主可怕，它可能是一剂苦药，但却是通向民主的一座桥梁”[13]。在权威主义政治推进的过程中，民主建设——如政党、议会斗争、选举等也得到了发展。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很多消极后果。

　　第一，在这种权力体制下，联邦议会虽然作为代表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在全俄范围内行使立法职能、实施议会监督，但对总统的直接制约力非常有限。总统可以利用解散杜马和提前举行选举对其施加重大影响，而杜马实际上无法对总统提出弹劾和修改宪法。甚至杜马的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总统和联邦委员会的双重否决的限制。由此形成一种“强总统—弱议会”的局面，司法权力更弱，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相互制约机制难以得到正常实施。

　　第二，全部权力和控制手段集中在总统手里，弱化了中央权力机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强势总统，就可能大大削弱国家的组织能力。对总统个人的依赖增加了制度的脆弱性，由此带来的权力更迭以及政治稳定问题凸现出来。俄前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曾评价说：“在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只能有一人，这就是总统。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那这座金字塔就不能运转了，这就是危机。”[14]并且权威主义政治将国家、社会发展的命运系于政治权威人物身上，但是不能从制度上保证权威人物具有现代化的、民主的意识，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政治权能，又不能对权威人物的权力加以制衡。这就既有可能把国家带向经济发展、稳定、繁荣的道路，也可能与之相反——经济衰退、动荡、倒退。

　　第三，总统班子采取官僚手段加强垂直政权的努力，都是为了巩固现有的统治体制，这种统治体制的合法性(作为衡量公民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尺度)通常总是很低。[15]这与总统个人威望形成巨大反差，如不扭转这种局面，其政权的稳固性将大打折扣，这也是俄罗斯宪政制度化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和表现。

　　第四，政府完全处于总统的严格监护之下，缺少独立性。政府没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决策权和自主权，只能按照总统及其智囊团的大政方针行事。此外，总统还动辄解散政府，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政府无法独立自主、积极有效地工作，超级总统制销蚀着“正式权力的理性分配”，培育了一个有个人倾向的、反程序的、反制度的政府模式。[16]

　　第五，杜马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状态，直接导致了政党功能的发挥缺少足够的权力支持，并且呈现出“无执政党”的独特现象。加上组织建设的不完善和缺乏公民社会的基础，俄罗斯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限，没有成为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间主要的政治媒介。对于政党自身的发展，也并非完全依据每一个政党的立场、观点、意识形态或政治纲领的兴衰、成败来决定该党的影响和地位，政权力量借助于舆论工具和行政力量对政党进行制约，影响政党格局的形成，其作用是巨大的。[17]

　　最后，由于行政部门控制着国家的政治资源，又几乎不受立法机构的监督，从而为官员腐败提供了机会。“国家机关的工作安排助长了行贿受贿之风。……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行政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18]据俄罗斯总检察长2004年初的估计，全国80%以上的官员有腐败行为。政权机关和国家公务员腐败，正是俄罗斯政权效率底下、外资裹足不前和百姓怨声载道的根源之一。

　　权威政体只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并不一定适合任何时代。在当今的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和拉美等国家，权威政治也只是社会转型时期由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权威主义势必也要受到时代的挑战。[19]在这种情况下，俄权威主义政治的未来发展走向就显得格外重要。

　　笔者认为，一方面，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要想回到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体制或走向极端，是不可能的了。通过考察俄罗斯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可以看到有很多因素阻止俄罗斯走回头路。首先，广大民众从心理上不可能接受，新的民主自由思想广泛传播，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其次，经过十几年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框架已基本确立，推动着俄罗斯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积极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抗逆性。最后，从制度变迁的外部压力或外部诱因来说，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支持一个民主的俄罗斯远甚于一个独裁的俄罗斯，因为在他们看来，独裁的俄罗斯实行侵略性外交政策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民主的俄罗斯。[20]普京的“集权”模式，不可能变成过去那种全面控制的“极权”模式。

　　另一方面，实践也证明了，转型期的俄罗斯不具备建立成熟的民主制的条件，“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其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其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21]而且社会发展的利益要远远高于民主的利益。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将继续贯彻权威主义政治。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政治权威的分类，当前俄罗斯正处于个人魅力型和不健全的法理型共存的阶段。各国政治实践表明，法理型政治权威最有利于保障各权力部门的产生及其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而一个高效、合法的权力运作机制反过来又能保证政治权威发挥其独特的社会整合作用。[22]所以，只有使政治权威建立在法律的轨道上，保持权威主义政体的相对均衡，才能使其所固有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在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人文背景以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探索一条迈向法理型权威政治的道路，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注释：

　　[1]罗嗣炬、王鹏《从俄罗斯威权政治看叶利钦辞职》，载于《国际展望》2000年第1期。

　　[2]冯少雷、刘靖华、陈乐民《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5页。

　　[3]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于2000年1月1日《参考消息》。

　　[4][14]范建中等《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第92页。

　　[5][6]参见盛世良《普京第二任期内对内政策的调整》，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7]《“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形势与中俄关系”研讨会综述》，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4年第1期。

　　[8]参见陈扬《普京痛下决心推新政》，载于2004年10月8日《环球时报》。

　　[9]李兴耕《关于俄罗斯“可控民主”的若干思考》，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4年第5期。

　　[10]王正泉《俄罗斯政坛出现三大趋势》，载于《国际政治》2004年第10期。

　　[11]《俄境内外涌动“倒普”暗流普京根基依然牢固》，参见人民网2005年2月12日。

　　[12]黄永鹏《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历史传承与现实选择》，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