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可控民主”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是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从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全球背景和国内社会发展背景看，“可控民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现实选择。俄罗斯的“可控民主”可能成为向民主进化的通道，但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俄罗斯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相当长的时

关键词：俄罗斯，可控民主，过渡性体制，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可控民主”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是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从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全球背景和国内社会发展背景看，“可控民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现实选择。俄罗斯的“可控民主”可能成为向民主进化的通道，但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俄罗斯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关键词]　俄罗斯　可控民主　过渡性体制　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　范建中，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10004。

“可控民主”：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有着漫长的集权与专制的传统。从沙俄到苏联时期，俄罗斯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俄罗斯自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开始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18世纪初通过彼得一世的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和沙皇本人的权力。这种沙皇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了300多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仍然是一种以高压和强制为基本特征的制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制把整个社会牢牢地捆在了一起。苏联高度集中体制的突出弊端是缺乏民主，人民群众虽然已享受到 生存权和劳动权，但参政权受到限制。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形成了一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结构。最高领导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　　力，出现了党的特权阶层，拥有一支庞大的行政官僚队伍，高度集权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窒息着社会的活力。因此可以说，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制度变迁。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便进入了制度转型时期。在政治转轨初期，俄罗斯试图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自由主义民主一度成为政治文化的主流。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无政府主义释放的 能量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无论是政治体制的急剧变革，还是叶利钦所提出的一系列自由民主口号，都未能使俄罗斯走上世界民主的大舞台。在出现无政府主义政治动荡的情况下，俄罗斯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果，权威主义政治成为自由民主政治陷入困境时首先考虑的求生之路。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在俄罗斯这样的具有极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建立民主政治体制需要很长时间，走向民主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一步走到民主化，就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失控和混乱。基于这样的理论，他们主张，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 是由极权主义制度到权威主义制度，然后才能过渡到民主政治阶段。事实上，苏联解体以后不久，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正是走的权威主义道路。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开始将拥有巨大权力的总统与民主形式的政权结合起来。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在俄罗斯实行总统制，并且赋予总统至高无上的广泛权力和特权。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宪法》也引进了西方宪政制度的法治、主权在民、自由和民主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原则。俄罗斯有了自由的选举，并进行了多次全民公决。因此，叶利钦时期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被称为“选举 式专制政体”的混合型制度[1]。但是，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垂直的政权体系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再加寡头利益的扩张使国内力量结构瓦解，社会上层和基层居民的鸿沟加深，俄罗斯国家仍处于分散状态，不断出现了特殊时期的政治性危机。这一切说明，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并没有形成。

　　2000年，普京走上了俄罗斯政治舞台的中心。普京执政后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联邦行政权力受到地方分立势力的挑战和联邦会议的干扰，国家的有效管理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加强中央权威一直是普京政治改革的重点。普京上台后不久，便在政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基本扭转了叶利钦时期府院两派严重对立、地方诸侯权力膨胀、中央权威不断弱化的局面，结束了过去几年的政局混乱状态，初步建立了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实现了对多数地方的控制。所以说，在普京任总统后的第一任期内，通过强化中央权力，已经出现了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可控民主”的状态。

　　2004年3月，普京以高票再次当选总统，标志着俄罗斯已进入真正的“普京时代”。普京连任后，通过政治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垂直权力体系，从而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地位。一是联邦主体领导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改为由联邦总统提名、地方议会确认，再由联邦总统任命；二是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改为全部按政党选举产生，减少民主反对派“入围”的可能性；三是提高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坎，把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入围线从5%的得票率提高到7%；四是将政党注册资格从1万人增加到5万人；五是实行行政区划调整，合并联邦主体。此外，还通过加大反恐(清剿车臣非法武装)力度、继续“整肃”寡头势力、加强对石油天然气和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等措施，确立了普京个人的无上权威。上述情况表明，俄罗斯总统集权的趋势进一步增强，普京已经把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主要政党和媒体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实现了有一定限制的有序民主。可以说，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民主”的制度已经基本形成。

　　“可控民主”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是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式，被有的俄罗斯学者称为“准民主”或“民主的非民主形式”，其实质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2]。与过渡性的特点相联系，“可控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它既含有民主的因素，又具有集权的特点。“可控民主”保 留了民主的一些普遍性原则与制度，如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议会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等。同时，“可控民主”又强调权力的集中，这是它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最大的区别，又是与传统集权政治最相似之处。然而，“可控民主”与传统集权政治毕竟不同。在现有的宪政框架下，俄罗斯“可控民主”中所包含的权力集中只能是有限的集权，权威政治基本上是在法制条件下运行的；但传统集权政治则不是在法制条件下运行，而是“一种人格权威在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权力运行轨道，在这里，法的权威和机构的权威都处于绝对的附 属地位”。[3]此外，在“可控民主”制度下，国家与社会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分离，精英——权威们并不试图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在传统集权政治制度下，国家事实上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或力图取代社会，出现了社会组织的国家化以及国家权力关系向全社会的渗透。

俄罗斯为何选择“可控民主”

　　普京通过政治改革推行“可控民主”，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近两年来，美国主流媒体不断发起攻击，指责普京政权“限制新闻自由”，“破坏了民主制度”，使俄罗斯“回到专制时代”。尽管普京在多种场合进行辩解和批驳，但都无济 于事，美方的攻势仍然十分凌厉。在俄罗斯国内，围绕“垂直权力”的争论也十分活跃。一些人认为，普京强化垂直权力体系的措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使民主制度受到了损害。例如，法学家基里尔·科罗捷耶夫曾发表文章，从联邦主体领导人由人民选举的宪法要求、联邦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划分、执行权力机关的统一，以及普京强化垂直权力体系措施的后果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这些措施与俄联邦宪法某些条文的矛盾性[4]。俄国内右翼政党的代表坚持认为，当代俄罗斯面临两种抉择：或是坚持民主制度，或是回到苏联式的专制。2004年下半年，俄罗斯一些党派组织还曾发起游行示威，反对普京的政治改革。另一些人则认为，别斯兰人质惨剧等恐怖活动近年在俄罗斯愈演愈烈，普京加强垂直权力体制的变革只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而被迫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还有人认为，加强垂直权力体系是保证国家统一、强大和有效管理的必要手段。对此，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维·特列季雅科夫发表了《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一文，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普京的政治改革是走向理想民主模式道路上的倒退。第二，为了避免出现比丧失民主更严重的情况即俄罗斯自身的崩溃，这种政治改革又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首先必须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其次才谈得上发展所希望的民主。第三，由于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俄罗斯民主的发展应该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特点。第四，普京的政治改革意味着俄罗斯正在由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向中国式的民主发展模式过渡，但这种政治改革是否有效，还要由实践来检验。[5]

　　实际上，从民主的本义讲，“可控民主”无疑是一种倒退。民主要求的是权力制衡，而不承认超越民主之上的不受制约的超级权力。但是，从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全球背景和国内社会发展背景看，“可控民主”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符合俄罗 斯国情的现实选择。

　　从当代世界民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全球化条件下，民主作为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的一种方式，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实质性挑战。200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政治学协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2003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国际政治学协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都曾把所谓“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及其面临的挑战作为会议的主题。与会者指出，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许多国家出现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民主改革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明显的好转。历史上形成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方式，甚至往往给一些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也带来了混乱。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民主 进行重新评价。现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比遵守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更重要。

　　在许多国家出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西方形成了一种定式，即认为这些国家由非民主状态向民主状态转变，首先必须经历“非民主体系的自由化”，然后才是民主化；在向民主化的过渡中，起特殊作用的是自由竞争的选举制度。而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则被视为在民主运动强大冲击下无足轻重的次要因素。但是，这种过渡模式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除了部分国家自认为民主建设卓有成效以外，很多国家仍属于“政治灰色地带”。它们虽然颁布了 新的宪法，实行了定期的选举，并且具有反对派政党和其他公民社会的设制，但国内居民在选举之外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很少，政府的官员始终处于不受法制约束的状态，选举的合法性常常遭到怀疑，公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并不高。同时实践也证明，在民主化进程中，所谓选举的决定作用只是一种妄想；相反，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与民主化浪潮的兴起相比较，建设民主的国家制度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扎 格拉金等人认为，“在世界很多地区，自由民主制度不是被看作外来的、异己的模式，就是被表面化地理解为纯粹形式主义的东西，结果往往出现对民主的模仿”[6]。实际上，全球化和世界革新式发展的趋势，现代社会活动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的质的变化，都迫切要求在政治管理方式上实现重大的突破。这其中就包括对民主的重新认识。任何人也不能断言，世界各国最终都要接受在西方国家形成的自由民主形态。特别是在后进的民主化国家，过激地模仿西方民主，往往使既有的传统社会结构急速崩溃，这难以构架具有连续性的民主国家。民主的世界秩序只能在多种民主模式同时存在的基础上形成。这就是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全球背景。

　　从俄罗斯国内社会发展背景看，俄罗斯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以及严峻的社会现实赋予了“可控民主”必要的政治空间。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具有自己特殊的地缘政治文明，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突出特点是有着漫长的集权与专制的传统。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主自由的熏陶，俄罗斯人形成了服从集体、国家、政权及其代表者的惯性式倾向，强大的国家观念根深蒂固。公众性的崇尚权威、顺从强权的心理倾向再加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大国心态，使俄罗斯人在 困难时期普遍希望有个“铁腕人物”来拯救国家。这也使得普京推行“可控民主”，致力于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努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俄罗斯对“可控民主”的选择，同时也再次印证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利益高于民主的原则。激进自由派试图把几百年来在与俄罗斯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成套西方标准的政治设置移植到俄罗斯，但它们并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实际上，俄罗斯推行“可控民主”，与自由民主的改革失败导致俄罗斯政治混乱、国力下降和民众生活恶化直接相关。可以说，实行“可控民主”，是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时的唯一选择，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要。如果社会失去控制，国家就会陷入极端混乱甚至分裂状态。连布热津斯基这样的自由党人都承认，“俄罗斯要在相当程度上恢复法律和秩序，就必须对在摧毁苏维埃体制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典型自由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7]。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可控民主”的选择，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可控民主”是与俄罗斯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

“可控民主”条件下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

　　俄罗斯的实践证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可控民主”比西方式自由民主更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从 而也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俄罗斯的特殊国情，以及近些年来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渗透“民主”势力、策动“颜色革命”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决定了这种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结构仍将延续。今后，普京将进一步推行“可控民主”，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加强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国家权威来保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以及改变本国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但是，俄罗斯在推行“可控民主”时，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针对西方对俄政治改革的强烈批评，普京多次重申，俄目前正在酝酿的各项 改革不会超出现行宪法范畴，也不会背离民主原则[8]。在与布什连任后的首次会晤中，普京表示，俄政府正努力建设一个具有俄罗斯特色且与俄国独特历史、文化、多民族、地广人稀的现实相适应的现代民主制度[9]。一些俄罗斯学者也认为，在激进的自由民主失败之后，俄罗斯仍有机会进入切合实际的政治发展通道，最后走上真正的民主发展道路。目前，这个切合实际的政治发展通道就是“可控民主”。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尤·克拉辛认为，俄罗斯的“可控民主”之所以可能成为向民主进化的通道，主要是因为：第一，“可控民主”自 身就具有民主的因素，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初步具备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二，虽然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发育不全，但仍存在着民主力量得以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第三，尽管俄罗斯的民主道路面临集权主义障碍，但自从改革以来，俄罗斯就已出现公开化的社会环境，国家的政治发展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第四，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已不能对信息渠道和文化交流进行全面监督，因而丧失了“对真理的垄断”；第五，国家向革新式发展的方向转变，其社会成员见多识广，向往民主的秩序。[10]

　　与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道路相联系，德国学者丹瑞多夫(Dahrendorf)还曾提出“温和集权主义”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也认为，公民社会不发达、社会自治传统薄弱的国家更适合“温和的集权制度”。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专家则明确提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前景很可能就是“温和的集权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与俄罗斯的本国传统和历史经验相一致，而且也能适应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状况。

　　当然，“温和的集权制度”还只是一种“文明的专制形式”，并不足以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完全的必要条件。另外，“温和的集权制度”的发展走向是不确定的，它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通向严厉的专制。目前，俄罗斯处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其民主化水平还比较低，离严格的民主政治标准还相距甚远。权威主义的“可控民主”由于众多因素的掣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首先，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体制看，“总统集权制”存在三个主要矛盾：其一，把全部权力和控制手段集中在总统手里，弱化了中央权力机构的作用；其二，由于中央集权，国家基层权力结构萎缩，俄罗斯整体国家政权的加强受到影响；其三，这种“总统集权制”也严重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

　　其次，从俄罗斯的联邦体制看，1993年宪法确定的俄罗斯联邦的基本模式是一个不成熟的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联邦国家构成的复杂性和非均衡性不仅使法律过程复杂化，而且也使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相互作用的政治过程复杂化。

　　再次，从俄罗斯的政党制度看，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一直受到国家宪政制度设计的限制。在“总统集权制”下，政党功能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时，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还受到总统依靠权威统治的执政方式的制约。

　　另外，在“可控民主”条件下，对垂直权力制约平衡的必要的制度设置还不完善。尤·克拉辛教授明确提出，“可控民主”必须确立和完善四大制度设置。这就是：第一，公民社会的制度设置，即社会的联合组织、团体和政党。这些都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活动的成果，同时也是能够在政治发展上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带有民主性的力量。第二，信息社会的制度设置，如充当社会舆论代言人和公共领域主要支点的独立的大众媒体等。第三，社会内部沟通情况的制度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沟通。第四，有关选举的制度设置。通过完善选举制度，使社会得以对统治精英的组成施加影响，同时也强化居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11]

　　俄罗斯的“可控民主”是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民主。从理论上讲，权威主义导致独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俄国内反对独裁的力量也是强大的。

　　从长远看，在“可控民主”的基础上向前迈进，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俄罗斯而言，建立稳定、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俄罗斯正在探索一条独特的民主政治之路。

　　(责任编辑：张业亮)

　　注释：

　　[1]〔俄〕利利亚·舍夫佐娃·选举式专制政体的合理性·〔俄〕自由思想·2001(4)

　　[2]〔俄〕维·特列季雅科夫·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报,2004-09-16

　　[3]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56

　　[4]〔俄〕基里尔·科罗捷耶夫·对普京提议地方首脑由委任代替选任的法律评判·俄罗斯政治网站,2004-09-30

　　[5]〔俄〕维·特列季雅科夫·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报,2004-09-16

　　[6]〔俄〕H·B·扎格拉金、K·Γ·霍洛德科夫斯基·全球化与俄罗斯民主的发展问题·莫斯科:2004

　　[7]Brzezinski Z·The Privacy of History and Culture·Journal of Democracy·2001(12),4

　　[8]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029/2933901·html

　　[9]http://www·cnwnc·com·cn/20041122/ca1282162·htm

　　[10][11]〔俄〕尤·克拉辛·俄罗斯民主:可能的发展通道·〔俄〕政治研究·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