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04年11月16至18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圣彼得堡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俄社会经济比较论坛——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主要就以下几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基本理论问题；二、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三、俄罗斯改革与稳定

关键词：中俄社会经济比较论坛，政治改革，社会稳定，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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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1月16至18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圣彼得堡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俄社会经济比较论坛——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会的国内学者分别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国外学者分别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南京师大校长宋永忠、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吴冬华、全国政协委员靳辉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博罗诺耶夫为会议致辞。

　　会议主要就以下几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基本理论问题

　　俞可平教授做了“市场经济与动态稳定”的报告，认为传统观点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而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稳定是一种动态稳定，是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动态稳定还意味着，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始终存在一个核心的政治权威；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 破坏稳定，设计良好而条件成熟的政治改革更可能意味着新的平衡状态的到来，它是达到新的稳定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在改革与发展中去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南京师大金太军教授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在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协调关系下展开。政治改革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持续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而社会政治稳定无疑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最起码的外部条件，也是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制定政治改革目标、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安定因素的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充分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承受力。

　　二、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将“中国模式”解读为：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一种发展道路，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渐进的道路。分析中国的前途，可以用“机遇难得，问题多多”八字来概括，在未来的发展中需与周边国家互相借鉴。

　　中央编译局王学东研究员分析了在中国20多年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出现的诸如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等严重有损社会公正的问题，指出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安定团结，制约 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妨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人们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扭曲，并损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也是其第一位的责任，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更确切的提法应该是：“市场(企业)追求效率，国家(政府)维护公平”。

　　中央编译局李惠斌研究员也分析了政府职能问题，提出了政府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投资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转变；市场经济调节下政府的有效规制与宏观调控。

　　华中师大唐鸣教授谈到了邓小平思想中的 “党政分开”构想，认为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位的内容是党政分开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党政不分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集权政治体制的总根源，但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党政人员分开，而是党政机构和职能分开，是党管大事，政管具体的事。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认为党政分开不能绝对化，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朝着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方向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王跃教授认为，党的执政能力与社会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在新时代搞好执政党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与时俱进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教授强调，对执政党缺乏强有力的和相对独立的监督机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执政党的监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三、俄罗斯改革与稳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中央编译局项国兰副研究员从政治认知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评价取向几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现代化路径选择中的影响。

　　南京师大俞良早教授认为民主的趋向与党内及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的矛盾是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的根源。苏联模式尽管有种种弊端，但创造了难得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树华研究员指出，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操作和社会变革在思想上多是偏向激进主义：以一种抽象的主义代替另一种抽象的主义；以宏大的纲领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崇拜革命式的彻底决裂等等。普京任总统以来拒绝了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开始从实际出发诊治俄罗斯的问题。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希罗科拉德教授谈到俄罗斯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与社会政策问题，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居民货币收入与实际生活水平大大下降，2004年居民最低月工资只有600卢布(20多美元)，只达到最低生活标准(2300卢布)的26%；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显著，10%最高收入阶层与10%最低收入阶层收入之比达到14·2：1。社会稳定取决于经济增长，而经济破坏程度之严重使得即便实现普京总统GDP翻一番的目标也只是恢复被破坏的实力，而由于存在经济结构畸形、设备老化等问题，未来的经济增长还很难预计。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博罗诺耶夫院士谈到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稳定问题，认为今天尽管还存在着种种困难，但俄罗斯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改革阶段，居民的创造力、投资水平和GDP都迅速增长。稳定问题的迫切性减弱，已经从1998年在生活富足、家庭之后排在第三位推后到了2003年的第8位(前面是家庭、安全、富足、和平、人权、法律和公正)。但目前俄罗斯社会仍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政治方面，除俄共以外，其他的政党都还年轻，缺乏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说明国家还只是建立了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此外，国家还很虚弱，经济中寡头垄断问题、院外活动问题和腐败问题依然存在。

　　四、中俄改革发展道路与成果比较问题

　　哈佛大学马切尔·戈德曼教授对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比较，认为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式的，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普京上台以后启用的官员多来自克格勃，意图给社会带来稳定。但目前 还存在着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中俄两国在改革中都产生了贫富分化，但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寡头是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富的，而中国的富豪大部分是白手起家的。

　　中央编译局徐元宫副研究员认为，中俄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但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在居民收入较转型之前普遍增加(只是增加的速度有快慢)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俄罗斯一部分人的暴富是以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为代价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大卫·科兹教授认为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方针指导下的改革造成了经济倒退、社会动荡。1998年以后尽管增长显著，但主要建立于石油价格上涨和产量增加的基础上。而在国家指导下的中国的改革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二十几年中经济没有出现过衰退。权力阶层一般更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因为它能为其更快地聚敛财富，所以尽管国家干预政策有效也常常被屏弃。科兹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现代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但可能激化现有矛盾，希望中国能保持国家干预政策。

　　南京师范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中俄两国的发展道路从历史到现代都存在着明显的互动效应，双方应当在较长时期内认识和评价对方改革的成败得失，实现一种良性互动。

　　中央编译局徐向梅副研究员针对中俄两国的转轨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在制度构建方面俄罗斯先行一步，后续改革的障碍相对弱化；在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更大成效；在某些微观层面上，俄罗斯的改革效果更好，如金融银行领域。两国应互相借鉴，就像俄罗斯在激进的改革后需要渐进式调整一样，中国也应在渐进式改革之中有某些激进式的跨越。

　　另外，与会学者还对邓小平政治改革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发展道路、苏联模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