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抑或反对全球化

　　全球化主体是经济全球化，即资本、生产、信息、流通、产品和消费等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通过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对资本进行更有效的运作以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居民消费量的策略，客观上促进各国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对这个趋势，И.科罗列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1998）一文中声称，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明显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特别是国际贸易结算的自由化、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功能增强等，吸引了更多的国家进入全球化体系。尽管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地位在加强，但世界经济的多元化格局也正在形成，作者因而主张应加大全球化力度，以改变发展中国家约有1/2居民还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利益的局面 [2]。这种呼吁此后成为潮流。《社会与科学》杂志2000年第5～6期连续发表文章讨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过程，是世界发展不可避免的结局"，Э.巴塔洛夫在《新时代--新世界》一文中指出，目前"正是全球化的世界"，而这种趋势促进了全球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朝着有序竞争的方向发展、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克服了外省落后地区的信息闭塞和教育落后等不足，能乐观地解决现代化时期和前现代化时期的许多矛盾 [3]。全球化在俄罗斯获得这样的认可，也就不难理解俄国人何以不把自己原有的"全球的"（земной）术语动词化，而采用英文Globalization的俄语音译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这种认同在俄罗斯上层精英阶层表现得相当突出。前总理普里马科夫院士的《俄罗斯与全球化环境下的国际关系》（2001）称全球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在当代国际社会成为范围越来越广的综合现象，虽弱化了政府功能却强化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任何国家的发展若背离这一趋势将会不堪设想，断言"俄罗斯正处于全球化时代" [4]。后来升任外交学院院长的Е.巴扎诺夫在《作为一种客观过程的全球化》一文中指出，目前正是各民族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相互渗透并快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这个趋势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5]俄罗斯外交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科列帕茨基的《全球化与民族利益》（2000）声称，全球化与民族利益之间虽充满着矛盾，但当前民族国家利益的获得离不开全球化，因而必须寻找它们之间的和谐性 [6]。《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1999年年初主持召开"全球化重要问题"圆桌会议，该刊主编Г.吉里根斯基称全球化是人类以"相互关系"存在的一种形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全球化的古希腊形式、殖民时代的全球化等。俄罗斯主流社会对全球化的这种评价有其根据，据国际著名全球化问题专家罗·塞缪尔森的《全球化利弊》（《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14日）所提供的数据，1987～1998年，亚洲因抓住了全球化机遇，其人均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从27%下降到15%，而非洲因未抓住机会，1998年这种低收入的居民依旧保留在11年前的40%水平上。
　　俄罗斯对全球化的这种强烈认同感，触动了知识界给全球化趋势寻找合法性根据的热情。科瓦列夫的《全球化:历史学家的视点》构建了一套全球化合法性的历史--全球化并非始自今日，认为人类社会史乃全球化史，古典全球化以基督教扩张为特色，20世纪末的全球化依靠超越国界的商业经济和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扩展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必然[7]。进而，有人声称"全球化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主流，忽视这种趋势则意味着把自己排除在历史之外。俄罗斯是不应该走这样的路的" [8]。而此前《自由思想》（1999年第10期）所刊发的А.涅季别洛夫的文章《全球化乃民族国家经济的选择》就已提出民族国家要正视全球化的思想，《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当时也发表了《文化扩张与经济全球化》（该文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与西方不断扩张其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强势的西方文化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 [9]。此后，俄罗斯《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杂志2000年第2期转载德国J.E.斯任浦的演讲《关于全球化的10个论题》。该演讲在国际上以充分肯定全球化价值和经验而著称，认为全球化不仅是争夺市场而且也是价值观之争，全球化不是产生新冲突而是有可能促成和平，全球化不是减少公民个人自由而是为个人活动提供更大自由空间等。进而，亚尔科娃在《全球化在俄罗斯没有毛病》一文中极力推崇俄罗斯进入全球化，认为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工业资源、高科技等优势，总统和政府、左翼政治家只是想利用反全球化口号找到进入这个俱乐部的通道，或者说，反全球化只是一个漂亮口号，俄罗斯要正视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化位置的事实 [10]。而费多托娃主编的 《现代化与全球化:21世纪俄罗斯形象》（2002）一书有许多主张与之相似。更有甚者，В.库瓦尔金的《全球化--人类的未来光明》（《独立报》2000年第3期）全面倡言全球化的积极意义。继此，再度出现"全球化与欧亚选择"论题:В.达辛的《全球化与欧亚选择》（《自由思想》2001年第10期）指出，因俄罗斯文明自身具有东西方的复杂性，要进入全球化就必须正视与欧亚的复杂关系，以确认自己在解决世界问题上的角色，对全球化做出适当的贡献;D.特列宁的《欧亚的终结:在地缘政治与全球化交界处的俄罗斯》（2002）主张，俄罗斯是欧洲还是亚洲抑或兼有欧亚特点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之论，在全球化时代已成为一种偏见，国家强力不能再靠疆域大小来确定，国家利益也不能通过疆界来捍卫。俄罗斯今日面临着来自西面的北约和欧盟扩张，来自南面伊斯兰文明的进攻，来自东面的东北亚国家的迅速崛起，因而俄罗斯的欧洲地区之地位和亚洲地区的发展，车臣危机等问题，不全是俄罗斯内部所导致的，而且外来压力凸现了俄罗斯多元民族文化融合、民族认同问题的重要性[11]。
　　当然，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法律、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形式建立某种关系，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形成、经济区域合作化、世界贸易集约化等皆属于此。这类趋势正深深影响着俄罗斯，从而使俄罗斯转向从全球化视角重新认识自我:А.马里金的《独联体十年》（《自由思想》2002年第1期）在全球化框架下总结近10年来独联体发展问题，О.罗索娃的《自由化十年总结》（2001）和С.杜波夫斯基的《转折时期的俄罗斯:1991～2000》分别以全球化视野审视这10年变化，强调俄罗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需要重新评估自己，正视自己衰退的事实，以免未来发展再次出现周期性动荡，而С.库捷琳等主编的《全球化与后苏联社会》（2001）和科洛德柯从波兰文翻译的《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前景》（2002）等从全球化角度分析了俄联邦、独联体和东欧地区的发展问题，重提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复杂关系;阿巴尔金院士的《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1999）认为，在决定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主要因素中全球化占据最重要位置，诸如国际经济组织功能增强、国家经济主权受到来自跨国公司挑战、金融能脱离实际的物质生产部门而独立运行等，未来俄罗斯就是要在这种威胁中求发展，因而俄罗斯不能恐惧挑战。这样一来，自然就出现了运用全球化视野重审俄罗斯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全球化重新看待俄罗斯发展的趋势，诸如B.科瓦列夫的《全球化与俄罗斯》（2000）、Н.阿波杜尔加米德夫的《在世界相互关联中的俄罗斯经济》（2001）、科列索夫等主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地位》（2000）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国家利益》（2002）、А.贝科夫的《对全球化与俄罗斯地方利益及欧亚区域的整体透视》（2001）、H.伊凡诺夫的《全球化与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问题》（2002）、М.杜林选编的《全球化与俄国经济发展问题:全俄第23次经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К.科契莫尔的《金融全球化与俄罗斯银行体系的发展》（2003）等体现了这样的视野，也显示出俄国人在经济全球化问题认识上所达到的深度。
　　不仅如此，全球化视野还被运用到认识和分析俄罗斯社会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上来。阿布杜拉季波夫的《俄罗斯的东方战略》（2000）试图用经济全球化思想解释区域问题，认为"对俄罗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能利用亚太地区的资本、市场和有利于俄罗斯经济高涨而推行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毫无疑问，俄罗斯应该融入亚太……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区域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要保证俄罗斯的长期经济利益关键在于，使我们的经济能够适应当今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并为了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好好利用来自东方的机会……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西伯利亚和远东能源开发、工业建设是俄罗斯同亚太地区未来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合作点，要充分利用俄罗斯作为欧亚天然桥梁的有利地理位置……希望能成功地把西伯利亚和远东由原来令人担忧的不稳定地区变成俄罗斯繁荣之地"[12]。对俄罗斯发展的这种战略性认识也 被运用到具体行业问题上，如2001年11月22日在莫斯科举行"全球化进程背景下的俄罗斯冶金业一体化"大型学术研讨会，讨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俄罗斯冶金企业发展问题;俄联邦杜马下院议员B.奥尔罗夫的研究报告《全球化条件下的天然原料经济》，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情况、俄罗斯和独联体的资源优势与世界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之关系问题 [13];П.罗伊克主编的《世界与俄罗斯的土地潜力:21世纪土地利用的全球化之路》（2000）提出了俄罗斯在全球化趋势中如何有效利用土地以及俄罗斯土地改革与全球化之关系等问题;Г.戈尔诺斯塔耶夫教授的《军用生产的全球化与俄罗斯国防工厂》则根据北约国家军备生产分散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事实，提出俄罗斯如何面对这种全球化情景而改革自己的国防企业 [14]。此外，C.沙哈拉伊的《现代世界的全球化:政治法律视点》（2003）和《全球化与俄罗斯的法律体系》（2003）、В.沙拉耶夫选编《第七次巴比伦学术报告会:全球化与21世纪俄罗斯国家安全问题》（2003）等分别把俄罗斯法律问题、重建国家安全观念等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并由此大大深化了对俄罗斯问题的认识。
　　如此一来，亚夫林斯基在普斯科夫州商贸局2002年3月26日召开的"俄罗斯经济:幻想与现实"研讨会上声称，"全球化尽管像冬天，但一定会来的"，就成为一种强劲的声音。可是这种声音却不能淹没俄罗斯反全球化的呼声:自彼得大帝启动现代化以来，俄罗斯一直有抗拒西方现代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政府一部分治国理念、知识分子责任诉求和民众的民族情绪等共同汇成的，导致"民族主义被想像为对外国技术和外来威胁的反应，是迄今为止一直保存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一个主题" [15]。特别是，苏联解体和近10多年来俄罗斯遭遇的很多教训，以及全球化触及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强化了民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更何况经济全球化中的美国化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如基辛格认为"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美国的这种全球战略力图使欧洲和日本中立化并使它们脱离美国轨道的能力最小化，对北约建立军事控制并使原苏联的各个部?quot;拉美化"，对中东和中亚及其石油资源施加绝对影响，使没有战略利益的南方地区的一些区域边缘化，而曾任里根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E.勒特韦科在《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和输家》（2000）中也把全球化称之为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化策略。这样一来，俄罗斯一部分知识分子关心的就不是全球化的经济利益，而是利益背后的一整套话语权，进而导致抵制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使得马尔金和舒曼的《全球化的陷阱:对时尚和民主的批评》（2000年）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发行轰动一时，A.胡格维尔特的《全球化与后殖民世界:发展中的新政治经济》（1997）、D.科顿的《当公司统治世界时》（1995）等反全球化的著作成为俄罗斯学者思考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资源。什维德科夫的《全球化的矛盾》（2000）借用美国反全球化学者H.达姆斯的《资本主义转型》理论批判美国技术资本主义向世界的扩张，达辛的《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透视》（《自由思想》2000年第6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政治在后冷战时代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作家季诺维耶夫的《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美国人谋求人类领导者角色》（2002）称"全球化"是战争意识形态下的幌子，美国及西方世界要以此统治全世界并对人类精神进行意识形态愚弄，把美国化当作全球化、把美国发展模式提升到人类未来普遍价值观的高度、希望人们只追寻全球化，这类手段夸大了西方生活观念或科学技术的普遍性价值，并使人类信息领域中的巨大进步成为意识形态欺骗的物质基础?quot;西方人没有死光，反而把世界引向了死亡之途" [16]。巴扎诺夫在《正在全球化中的世界应该维持多极化:完全依赖美国并不意味着事事听从美国》一文中从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峰会开始谈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如何遭遇发达国家内部抵抗，批评全球化怎样成为美国战略利益扩张的组成部分，以及这种扩张目前已遇到美国盟友和俄、中、印等大国的消解 [17]。
　　俄罗斯质疑全球化深刻之处还在于从理论上 批判这个概念。巴兰诺夫的《俄罗斯为何要唾弃全球化》（2000）认为，由西方制造的全球化概念和美妙图景能来到俄国，是一部分官方人士选择的结果。这个概念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冷战时代全球是对立的、叶利钦时代认同西方也没给俄罗斯带来全球化的好处，只有那些不假思索地理解全球化者才去赞同它，而认真分析全球化起源和实质者都会反对它的。目前还没有第三种人，在俄罗斯它得到承认只是因为要相信它。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斯杰平也对此持批评意见:作为全球化核心内涵的现代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导致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这类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意味着现代人类学的危机--人越想战胜世界、世界就会反过来激进地改变着人类并使人类生存状况恶化，使人失去积极思考自我存在的能力，人成了程序化或程序操作及其产物的人质（заложник） [18]。而托尔斯泰赫则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与现代化》（1999）断言，以经济网络为主体的全球化不可能用一种逻辑和单一手段达到全球一致，不可能解决各国所有重要问题，相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难以解决的，需要的不是一致，而是对话、协调。同样，潘拉宁的《全球化媒介》（2000）批评说，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媒介系统日益发达及其对全球进步的作用，事实上媒介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和个人生存安全所带来的威胁是无可估量的。而瓦西里连科之作《文化交汇处的政治进程》（1998）称，西方文化的扩张导致新的野蛮和文化征服，历史上许多强制性的文化同化，"造成了世界文化系统中的各种形式的文化种类大大减少"，古罗马战胜并排挤了古代自然神文明的情形现在又在重复，即西化-全球化的反人文性质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能在全世界广泛扩展，而且全球化进程对各种样式文化解释的适用性是很有限的 [19]。《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1999年年初主持召开"全球化重要问题"圆桌会议，会上В.亚多夫断言全球化对于俄罗斯而言基本上是往消极方面转化，因为俄罗斯与过去相比显然处于弱势，全球化与西方扩张其生活方式、文化工业、思想模式等紧密相关联，全球化过程在许多国家或者导致国际化或者是民族主义化。弗理德曼和库兹涅佐娃合著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00）则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是否在平等水平上相互贴近"的疑问。据上世纪60～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结构和水平的主要数据，作者发现全球化是一种在不断加剧的趋势，90年代发展中国家80%居民都卷入了这个过程，但1999～2000年联合国发展报告则表明这期间发展中国家3/5的居民没有达到卫生保健水平，4/5的居民居住条件不够标准，这就让人怀疑全球化的正义性 [20]。不仅如此，В.别伏吉耶夫等人的《发展中的世界:全球化抑或地方化》（《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2000年第7期）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更加边缘化、地域化了。政治学家弗缅科在《新世界并不在山背后:被怀疑的现代全球化之基础》一文中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九一一事件之后国际趋势变化进行了另外的解释，得出全球化的不可能性和不必要性之惊人结论 [21]。而这些认识，验证了历史学博士А.乌特金的《全球化:过程与思考》的总结性意见，即全球化乃发达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反而产生"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是否因为全球化而遭受痛苦?谁首先赢得全球化?"的问题 [22]。
　　俄罗斯知识界对全球化否定的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威胁问题。不少俄国人认为，"全球化破坏了社会和经济的有效发展与追求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国家经济逐渐变为一种独特的统计虚构……世界经济正在转变为全球自我再生产体系，在该体系中再生产的主要数据将不再是在国家层次上决定，而是在国际层面上决定"，"全球游戏规则一经确定，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无法抵抗市场的冲击"，跨国公司替代了国家不少功能 [23]。《哲学研究》杂志在2001年第1期开辟"全球化:趋势与前景"论坛，编者按指出:"现在正发生着资本战胜民族利益、没有被国家监管的大众信息广泛传播、多种跨民族或超民族的现象。全 球化既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坚固系统，其所建立的不仅仅是跨国的跨民族关系，又使国家试图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既强化了世界一体化的集权过程，又限制了民族国家权力的扩大"。Б.叶拉索夫的《大同世界:全球化摧毁非西方文明结构的生机》（2001）深刻描述了全球化对非西方国家的破坏力 [24]。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这位世界著名反全球化人士，从民族国家利益角度批评全球化对东盟国家的威胁，从民族经济学原则批评索罗斯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责任，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而用自己的力量克服金融危机等，这些观点引起了俄罗斯的积极关注 [25] ;2000年12月13日，法国驻俄联邦使馆举行授予索尔仁尼琴法兰西学院道德与政治学勋章仪式，受奖者发表全球化威胁人类的演讲，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诞生的人文主义包含着人类中心论思想，而这种人文主义越来越暴露出道德认知因为脱离宗教基础而僵死的趋势，并日益威胁着人类，此论第二天就被俄罗斯著名的《东正教网站》以《索尔仁尼琴谈全球化的威胁与人文主义危机》为题广泛传播;2000年年底外交学院举行了"把俄语扩展为一种世界语言来运用"的高层会议。会上，В.费多托夫呼吁，伴随英语的全球化，信息化成了美式英语的全球化手段，全球信息媒介也就成了对其他民族的挑战，因而语言多元化成为各国保存民族自我意识的基础 [26] ;2001年10月底，达沃斯经济论坛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改善未来俄罗斯投资环境问题，俄罗斯有两万名反全球化的人士加入抗议全球化论坛行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可见，俄罗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性解读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立足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因而对于俄罗斯社会来说很有影响力，却难以引起国际社会对它的关注。

全球化问题之争的效应

　　无论如何，全球化问题在俄国的争论产生了巨大效应。
伴随争论而来的是进一步关心全球化的一般性理论问题。С.多尔戈夫在《经济全球化:新概念抑或新现象》（1998）一文中就指出，只要关注国际贸易和财经、新货币背景下的欧盟，那么就必须关心全球化及其内涵和外延。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М.杰利亚金的《全球化的一般理论:对俄罗斯而言的世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能和它共享什么?》（2000）从宏观历史高度重构全球化概念。М.莫洛佐夫主持的《全球化:新现象和一些争论的问题》（2000）系统梳理了俄罗斯和西方关于全球化概念或现象的种种争论，详细评述了跨国行业、跨国资本、金融危机、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等全球化中的重大问题，认为全球化的先决条件是瓦解地方财政市场及其相关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广新科技，不断推出统一的财政制度。同样，В.库瓦尔金的《全球化是人类光明的未来吗?--21世纪初人类社会具有的真实概貌》（2000）、В.梅利扬采夫的《信息革命、全球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悖论》（2000）、Т.格利斯等人的《世界经济·现代理论·市场一体化·全球化市场》（2001）、А.乌特金的《全球化:过程与思想》和У.别科的《全球化是什么》（2002）等结合不同的情况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概念和情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全球化眼光审视国际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专门领域的问题，正在成为一种方法论。伊万诺夫的《全球化与发展的最佳战略问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2期）称，全球化是体现这次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特征的关键概念，同时又超出经济学科范畴，任何国家无论选择怎样的发展方案都不可不与全球化联系起来。В.诺沃谢理斯基的《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前景》（2001）提出，当代任何一个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现实性问题，都 要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虑，因为国民经济发展与世界科技进步、科技变化方向是分不开的。这种分析方法在M.库拉科夫等人主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进化角色》（2001）、И.别列亚耶娃等人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反危机管理》（2002）、久加诺夫的《全球化与国际关系》（2001）和《全球化与人类的命运》（2002）、Л.祖布琴科的《现代条件下的国际资本运动》（2001）等著述中也同样存在。而H.乌斯宾斯基和弗多维琴科的《对每一个国家的威胁和对世界共同体的威胁》（2001）认为车臣恐怖主义和阿富汗恐怖主义一样都不是区域性问题，因而打击车臣恐怖主义也是全球性问题，对俄罗斯车臣战争给予了合法性辩护。潘纳宁的《全球世界中的东正教文明》（《莫斯科》2001年第3～12期）称，在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和俄罗斯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矛盾中，东正教构筑了俄罗斯要拯救全球的救赎意识之基础，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东正教应成为后冷战时代抵抗世界单极化、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化的重要因素。此论与Ю.雅科维茨的《全球化与文明的相互影响》（2001）之说相呼应:在全球化视野下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及其如何发展，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亨廷顿所说?quot;不同文明冲突论"。不仅如此，还把这种全球化视野运用于对区域问题的研究上来，С.罗戈夫院士选编的《世纪之交的美国》（2000）收录的《美国市场模式:从民族特性到全球化趋势》，与В.库尔特金和Д.科列缅捷耶夫的《欧洲社会进程的全球化:社会学向度》（2003）分别从全球化视角分析美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特点和欧洲一体化问题，发现"任何人在市场上都是没有例外的，市场只承认和尊重经济力量。在经济活动中只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但市场不能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市场不会给任何人担保，因此美国政府明白100%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27];萨里茨基的《中国--世界经济中的新体系》（《东方》1999年第1期）和C.利维申的《全球化和中国--非洲对话》（2002）分别从全球化角度分析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得与失问题、中非关系进展与全球化格局，而А.雷桑巴耶夫主编的《全球化与中亚国家的宗教对话》（2002）探讨了全球化如何可能化解中亚地区各宗教冲突的可能性问题。这类研究，在方法论上拓展了认识世纪之交俄罗斯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文化转型、社会变革等问题的视野。
　　全球化讨论还延伸出其他相关的学术课题。戈尔杰耶夫的《全球化与个人符号:关于现代人的世界观选择问题》（2001）分析在全球化标准主导一切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如何保存个体生命形式问题，Б.马尔科夫等人选编的《从世界全球化观点看人的异化》（2001）分析以追求物质满足和经济利益为宗旨的全球化现象对世界和谐发展的影响问题以及作为复杂生命现象的人在全球化过程中伴随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丧失思想深度等问题，科瓦列夫的《俄罗斯与全球化》提出生态、人口、环境等学科的理论创新越来越滞后于人类实际状况的问题，"应成为我们反全球化危机范式的基础。我们的反全球化危机范式并不只是简单地强化我们的立场，还将保障我们在全球化理论中的主导地?quot; [28]。当然，也促进了某些学科的变革，如К.杰罗卡洛夫主编的《全球化与哲学》论文集（2001）触动了当代哲学学科建制问题，Н.马舍夫斯卡雅等人的《人口与全球化》（2002）分析经济全球化给世界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诸如人口频繁的迁徙、人的居住地经常变动、地区或社区人口的标准模糊化等），以及由此导致人口学研究的变革。
　　最耐人寻味的是，全球化讨论的结果促使俄罗斯知识界和政府都开始认真反思全球化标准的构成及俄罗斯角色问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1999年年初主办"全球化重要问题"圆桌会议，A.涅科列萨在会上提出全球化作为未来模式更是一种称呼，实现全球化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某些地区进入了后现代阶段，另一些地区在文化和社会综合方面还处在现代化阶段，因而我们要以自己的特色实践这种可能性;М.切什科夫直接提出全球化的俄罗斯标准问题，即"全球化在俄罗斯"和"全球化为了俄罗斯"问题。特别是，M.杰利亚金在其《全球化条件下的俄罗斯:我们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获取战略利益》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伴生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高新科技的广泛共享、跨国公司借助高 科技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全球化的标志掩盖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影响，导致各民族国家的空间地理因素将不再是制约经济发展和限制企业市场行为的关键因素等 [29]。当然，这种试图修正全球化标准的研究，又带动了对全球化自身规定性的思考，С.乌多维科的《全球化的符号学研究》（2002）、И.马里科夫斯卡雅的《作为社会转型的全球化》（2002）、А.沃洛金的《全球化:基础、趋势和前景》（2002）、杰罗卡洛夫的《多面的全球化》（2003）等都显示出俄罗斯学术界近年来对全球化问题的基本研究方向。
　　总之，全球化及其与俄罗斯民族国家关系问题引起了俄罗斯知识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并酿成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使俄罗斯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化已进入实践层面而产生效益，进而促使俄罗斯逐渐转向正面认可全球化，而不限于从理论上评估俄罗斯社会的当代变革，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理性大于情绪，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学院派的抽象性减少，应用性加强。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俄罗斯进一步放弃冷战意识形态思维，更务实地面对世界变化和自己的角色，诸如突破了俄罗斯民族的或地域的封闭性限制，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避免了改革的盲目性，使社会转型遵循国际社会变革的普遍性规律。更有甚者，俄罗斯全球化历史研究中心打算建立一个没有民族边界?quot;全球化历史和公民社会博物馆"，该博物馆分为"世界发展（商业社会）的全球化"和"公民社会历史的全球化（上层建筑--公民权利、权力制度、社会、文化、宗教）"两大部分。然而，俄罗斯因有强大的民族主义传统，左翼社会团体人士和大部分民众、部分知识群体把民族国家利益的获得与全球化对立起来，这种情绪演化为国家某些政策的导向时，导致俄罗斯在全球化中被人为地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淹没了俄罗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声音和作用。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 В.Розанов:《Восьмеркаиантиглобалисть》，《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2001№8.
[2] См.《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1998№8.
[3] 〔俄〕Э.巴塔洛夫:《新时代--新世界》，载〔俄〕《自由思想》2001年第1期。
[4] Е.Примаков:《Россияи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вусловияхглобализации》，《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2001№3.
[5] ЕвгенийБажанов:《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какобъективныйпроцесс》，《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13февраля2002.
[6] ЛевКлепацкий:《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инациональныеинтерес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2000№1.
[7] В.Дахин，《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взглядистории》，《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2001№5.
[8] В.Ковалёв:《Россияи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28Августа2000.
[9] К.Саломон:《Культурнаяэкспансия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2000№1.
[10] МаргаритаЖаркова:《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вРоссиинепорок》，《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22марта2002.
[11] Dmitri Trenin: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
[12] 《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15Сентября2000.
[13] http://www.alternet.org/issues/globalization.html.
[14] http://castru/english/publish/2000/march-apr/gornostaev.html.
[15] Robert C.Williams，Russia Imagined: Art，Culture & National Identity，1840～1995.New York，etc.:Peter Publishing，Inc.，1997.p.xii.
[16] АлександрЗиновьев:《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Американцыпретендуютнарольправителейчеловечества》，26февраля2002.
[17] ЕвгенийБажанов:《Глобализующийсямиростаетсямногополюсным:ВсеобщаязависимостьотСШАнеозначаетвсеобщегопослушан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25июня2003.
[18] В.С.Степин:《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знание.Структура，историческаяэволюция》.Москва，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2000，c.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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