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普京执政第1任期已满，4年来，俄罗斯彻底告别了“叶利钦之乱”，迎来了“普京之治”，俄罗斯的转型也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的政治发展周期；在这4年中，普京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应”俄罗斯文化性格特征的执政理念，确立了强力政治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俄国人满意的成就，使俄

关键词：普京之治；政治理念；治国方略

作者简介：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上海，200020)

　　摘　要：普京执政第1任期已满，4年来，俄罗斯彻底告别了“叶利钦之乱”，迎来了“普京之治”，俄罗斯的转型也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的政治发展周期；在这4年中，普京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应”俄罗斯文化性格特征的执政理念，确立了强力政治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俄国人满意的成就，使俄罗斯看到了振兴大国地位的希望。但是，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仍然是不成熟的，要真正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标，普京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俄罗斯的复兴还有待观察。

　　关键词：普京之治；政治理念；治国方略

　　中图分类号：D75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4)03-0031-05

　　收稿日期：2004-01-05

　　作者简介：胡　键(1968-)，男，湖南道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俄罗斯问题研究。

　　告别叶利钦之乱，迎来了“普京之治”①，俄罗斯已经顺利进入理性转型的政治发展周期。普京执掌克里姆林宫权柄已经4年，其间历经波折，普京尽管历经艰难险阻，却也波澜不惊，正是每一次的凶险提升了普京的政治声望，造就了普京坚强的政治性格和政治形象。4年来，普京用其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筑成了一条俄罗斯复兴的道路。

一、政治理念：异源多质的俄罗斯思想

　　政治理念实际上是指政治意识形态，即系统地、直接地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没有固定的国家意识形态，这并不是俄罗斯不想要国家意识形态，每一名政治家都清楚，社会普遍的非意识形态化必然导致社会混乱，90年代俄罗斯转轨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泛滥给予了有力的证明②。因此，普京上台后的确也在构建俄罗斯的精神家园。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普京没有像叶利钦那样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中去寻找当今的“俄罗斯思想”，这正是“普京之治”的政治理念。那么，“俄罗斯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用普京的话来说，“俄罗斯思想”就是一个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合成体”[1](10)　。从它的内容来看。“俄罗斯思想”应该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意识，而且这些正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价值观”[1](8)。

　　“普京之治”的政治理念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当今甚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在文化上的一种身份认同。关于俄罗斯身份认同的问题，俄罗斯历史上就曾经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彻底打乱了俄罗斯文化自身发展的脉络，而苏共意识形态土崩瓦解后，关于俄罗斯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对待这一问题，叶利钦出于自己政治目的的需要而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普京不是选择，而是适应，即适应俄罗斯的客观实际。俄罗斯的客观实际就是俄罗斯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国家，而是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国——这样的政治地图是蕴育俄罗斯文化的土壤，从而也滋生出俄罗斯文化既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的性格特征，而是“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2](2)　的“结合部文明形态”[3](157)。俄罗斯文化的这种特殊性产生了俄罗斯现代化发展中对自身认同的困境，即俄国究竟是欧洲的一部分，还是远离欧洲的一部分[4](76)。

　　俄罗斯文化具有异源多质性。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具有共同的源头。从民族起源看，古罗斯民族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千山脉、东至第聂伯河南抵黑海北岸的广袤的东欧平原上，直到16世纪中叶，沙皇伊凡四世才开疆拓土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所以，俄罗斯人首先是欧洲人，俄罗斯国家应该是传统的欧洲国家。从语言的起源看，最初的俄语字母是9世纪中叶由来自拜占廷的希腊传教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为传教所需而创立，源自古保加利亚文，后经彼得改革后成为现代俄文字母的基础。从宗教信仰看，自从罗斯皈依基督教后，基督教就深深地嵌入到俄罗斯本土文化中。虽然拜占廷文化不是古代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源头，而是它的结果，但自从拜占廷文化渗透到俄罗斯文化之后，古代俄罗斯文化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使得俄罗斯与西方一样同属于基督教世界[5](9)　，并且直到13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俄国文化一直沿着欧洲文化的发展轨迹发展着。因此，在研究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时，不应将二者视为对立的关系，而应该去阐明统一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新与旧的辩证关系[5](115)。

　　俄欧文化是同源文化，同时也是异质文化。西欧基督教文化是以天主教文化为外壳的，而俄罗斯基督教文化则是东正教的。1054年基督教的分裂不仅反映了基督教内部的异质分化，也反映了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分化。天主教强调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外在的权威，而东正教则强调教会的传统，并奉为绝对的准则[6](9)　。二者不同的取向造就了天主教文化的“积极性”、“新颖感”和东正教文化的“保守性”、“陈旧感”。这恰恰揭示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新与旧的辩证关系”。13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它在使俄罗斯文化东方色彩不断变浓的同时，也更加加强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

　　俄罗斯文化上的这种特征历来都反映到俄罗斯的政治价值取向上来，只是历史上的俄罗斯政治家包括叶利钦在内都较少能把握其文化尺度，试图用自己的理解来回答“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个长期以来困扰俄罗斯的历史问题。而普京的巧妙之处在于，不是刻意去选择，而是努力去“适应”俄罗斯文化这种特殊的性格。正是俄欧文化的“同源性”，使俄国永远萦绕着“回归欧洲”的历史旋律，而且在普京的政治理念中再次成为时代的强音。“回归欧洲”也成为“俄罗斯思想”中“强国意识”的外在表现，因为，相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欧洲的繁荣与现代化一直是俄罗斯的向往；但是，文化上的“异质性”又使普京不得不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中去寻找其政治理念的依据。所以说，普京的政治理念就是这种兼容东西文化并赋予了当今时代意义的“俄罗斯思想”。

二、治国方略：强力与自由相结合的政治经济架构

　　经过叶利钦时代的大震荡、大滑坡，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已经有名无实，而俄罗斯人内心中所固有的“帝国梦”在90年代时不时地要表露出来，但又因综合国力的衰退而使这个梦无法成为现实。经过10年极其痛苦的调整之后，普京为俄罗斯的国际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完全放弃“帝国”思想，把“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诉求。为了这一目标，普京设计了一个强力政治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所谓强力政治，就是“在俄罗斯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民主、法制、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1](11)　，而其核心则是民主。不过，普京眼里的民主，决不是完全欧洲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俄罗斯式的民主”，有的学者称之为总统权力主导下的“指导性民主”[7]　。这种形式的民主正是普京“适应”俄罗斯文化土壤的结果，而不是选择俄罗斯道路的结果[8](2)　。这种文化土壤就是“专制—人民性”的理论体系。自伊凡雷帝以来，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的3原则就一直渗透在俄罗斯思想文化中，而居于首位的却是专制制度，东正教和人民性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专制—人民性国家”的思想在俄罗斯广泛传播开来，并在俄罗斯形成了这样一种认同，即专制君主制是实现共同福利的最好形式。从罗蒙诺索夫到拉吉舍夫都把实现社会政治理想寄托于开明君主。即使是向“黑夜中射出第一枪”的恰达耶夫也认为，“人类只应该跟随自己自然的领袖，跟随那些上帝册封的君主，我一直认为，人类在其真正进步道路上的前行，只有在那些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各自方式自天国获得了引导人类的使命和力量”[9](136)。同样，在19世纪围绕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展开激烈论战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专制—人民性”的思想。虽然在关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双方存在着较大差别，但是，两派对专制人民性思想的维护却又是那样的具有一致性。西方主义者否定沙皇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但却主张君主立宪下的议会制是国家政体的合理形式，有的西方主义者如赫尔岑不仅同情君主制，甚至还支持在俄罗斯实行君主制，只要它能保卫人民反对贵族和成长中的资产阶级；斯拉夫主义者虽是国家政权的反对者，但他们拥护君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可以避免全体人民永怀罪孽而只让君主一个人被玷污[8](24)　。甚至可以说苏维埃时期俄共(布)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专制—人民性理论”的另外一种表现③。叶利钦的错误在于试图重塑俄罗斯的文化性格，结果导致俄罗斯政治的严重动荡。而普京的治国方略所推行的民主不仅“适应”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也符合俄罗斯的现实—稳定经济是国家最主要的头等任务[1](30)。

　　稳定需要法律秩序。转轨10年，自由主义的泛滥在俄罗斯演绎了无政府主义的悲剧，所以，要重振俄罗斯的大国雄风，首先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这个政权是“公开的、可预测的，并能运用自己的杠杆来保护公民的尊严、他们的自由、安全、选举权”，“能够提供安定和诚实地挣钱的机会”[1](95)。当然，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回到极权专制时代，“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一个监察国家”，有效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必须要用宪法秩序来肃清无政府主义，使人们在“民主的高等学校里”“学会按照宪法生活”，以建立一个人们渴望的“法治国家”[1](521，105)。

　　强力政治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实行“拧紧螺帽”的政策，相反，强力政治要保证公民和法人“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1](221)　。在普京看来，90年代的私有化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没有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相关法律制度。为了使俄罗斯继续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发展，私有化仍然是普京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所不同的是，普京在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用新的私有化法来规范国家财产的买卖，从而增加这一过程的透明度。当然，普京并不接受“休克疗法”这种激进自由主义的经济转轨模式，因为休克疗法和激进自由主义的经济方针是90年代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是强调可调控的市场经济，加强国家和市场的共同作用。迄今为止，普京还没有一个十分明晰的经济纲领，在这一问题上，普京仍然是采取“适应”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自己是位把任何一项纲领只当作一种补充措施而不是法令的实用政治家”[10](98)　。因此，俄罗斯各派的主张都可以在普京的经济政策中找到一些影子，甚至包括激进自由主义的某些经济主张也被普京吸纳。正因为如此，普京的经济纲领被认为是“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第三条’道路”，它在摆脱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发展模式的同时，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自由的某些经济主张[11]。

　　无论是稳定的政治秩序还是自由经济的发展，俄罗斯都需要取缔影子经济和打击寡头集团。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动荡，原因在体制和转轨道路上，但俄罗斯经济普遍存在的影子经济现象，已经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个“怪胎”，它对俄罗斯的经济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影子经济又与寡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初，普京并不承认俄罗斯存在着寡头，而只有巨商[1](220-221)　，但是，在普京后来的政治决策中处处有寡头的影响，甚至连任命卡西亚诺夫作为联邦政府总理也是“家庭”寡头的影响所致[12]　。到后来，普京已明显地感到，一些寡头的所作所为已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所以，从2001年以来，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寡头都被逐个修理。因为，普京明白，不打击这些作恶多端的寡头，就不可能在俄罗斯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使俄罗斯顺利融入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

　　发展经济不仅需要内部稳定和切合实际发展战略，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外部安全环境”[1](250)　，这是普京外交的核心思想。这种外交思想同样是“俄罗斯思想”在外交上的反映。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源异质性”和与东方文化的“异源异质性”关系，它从两个方面放映到外交政策上来。一方面，同源性文化使俄欧之间首先在人文上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聚合力。不过，这种聚合力不是双向的，由于欧洲的繁荣和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使得聚合力主要朝着欧洲方向发生作用，这就是俄罗斯自古以来摆脱不了的“回归欧洲”的历史情结④。“欧洲情结”在经过了俄罗斯历史潮流的激荡之后，在普京时代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但是，普京的“回归欧洲”并不是像叶利钦那样一边倒向欧洲。在这一问题上，普京仍然是去“适应”，而不是选择。这就是俄罗斯文化在外交上的另一方面的反映，即“异质性”文化在俄欧之间产生的冲突⑤。比如，在名不见经传的普京当选总统之后，西方就不断地在问：“普京先生，他是谁?”这不仅是对普京的戒备，更是对俄罗斯的一种警惕。西方对俄罗斯的警惕更反映在北约东扩、俄美间谍案等具体的问题上。正因为这样，普京很自然地从东方寻找外交砝码。异源异质的东方文化是否能给俄罗斯提供文化养料呢?回答是肯定的。东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不容质疑的。所以说，东方这种异源异质的文化同样给普京提供了广阔的外交空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这一判断提供有力的证据。这就是说，俄罗斯越想靠拢西方的时候，它越需要东方。

三、俄罗斯是否能复兴

　　普京执政4年来，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政局保持稳定，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以，从这4年的施政绩效来看，俄罗斯彻底告别了叶利钦时代的动荡和危机，迎来一个从乱到治的新时期。

　　首先，政治上，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政权建设的措施，改变了俄罗斯独立以来地方势力坐大、寡头为所欲为的局面，理顺了同国家杜马的关系，特别是2003年选举产生的新1届国家杜马，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议会中的第1把交椅。正是这样，在2004年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中，普京顺利蝉联总统。同时，普京在霍案后批准了沃罗申的辞职，就在总统大选前夕，解散了卡西亚诺夫内阁，从而在政坛上彻底清除了叶利钦的“家族”遗产，确保了自俄罗斯重新立国以来十分罕见的政治稳定局势。在整顿行政体制的同时，普京也发动了打击寡头势力的战役。自2000年6月，普京打响了向寡头开战的第1枪。这表明，寡头们不再受到特殊的优待，新贵们不会再像原来那样风光了。所以，普京就职以后在俄罗斯就有“俄罗斯寡头政体终结”之说。

　　其次，经济上，谨慎改革，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建立新的财政信贷体制，积极拓展投资渠道，4年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保持良好。随着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为了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数十项新的法案，如修订了《俄罗斯税收法典》和新增加《关于促进投资活动法》、《保障外国人投资权益法》、《企业注册法》、《联邦土地法典》以及《农用土地流通法》等，这些法律对规范市场经济和改善投资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为普京推行既定的经济改革方针和实现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战略目标提供了保证[10](284-285)。

　　再次，外交上，普京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构想、军事学说、外交构想，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为重，实行东西并重的外交政策，大力拓展外交空间，全力以赴地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普京认为振兴俄罗斯必须积极地“合作与参与”，当然并不是妥协和退让。相反，在“合作与参与”中使西方国家感到了普京的锐利锋芒。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普京毫不犹豫地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并且主动向美国开放中亚空中走廊，及时抓住改善俄美关系的有利契机。同样也是在“9·11”事件后，俄国与北约的关系空前发展，双方建立了“20国机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准北约成员国，尽管俄仍然在反对北约东扩，但实际上俄的声音仅仅是一种象征罢了，在普京看来，北约是否扩大，这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并不发生冲突。在与西方打交道的同时，普京同样十分重视东方外交。普京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大国，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在联合国中最理想的磋商伙伴，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俄罗斯需要与中国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并准备继续谱写两国用实际行动撰写的冷战后两国友好关系史，中俄双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与此同时，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与朝鲜、韩国、越南、古巴、印度等国的关系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普京的“外交新概念”的成就斐然，的确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然而，由于俄罗斯的转型尚未完成，整个社会处于从加速分化向构建新的整合机制的过渡时期，因此，“普京之治”仍然是一种不成熟的政治发展模式，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我们如果单凭过去4年的成绩和仍然存在的问题来判断俄罗斯是否能复兴，这显然过于简单。一国的发展道路是充满变数的，俄罗斯尤其如此。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已不是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它在国内已经实现了相对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在国际上，也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向复兴之路迈进，至于俄罗斯能否真正复兴和究竟什么时候复兴，我们只能理智地在动态当中冷静地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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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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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Vladimir Baranovsky·Russia：a Part of Europe or Apart of Europe?[J]·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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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罗伊·麦德韦杰夫.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98，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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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A·涅夏金和B·B·韦列夏金·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演说[Z]·2000-10-30·

　　注释：

　　①所谓“普京之治”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与“叶利钦之乱”相对立的稳定；二是指普京确立起来的政治发展模式，它实际上就是“普京模式”。笔者使用这一概念，并不是认为俄罗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固定成型的政治模式，而是建构“普京模式”这种理论假说，以利于更加深刻地透视“普京现象”，这是因为政治模式的适当假设可以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现象，并用以推测和评估实际的政治情形，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那种政治模式主要用来反映当时中国的社会繁荣景象，“普京之治”则反映了今日俄罗斯特有的政治现象——普京现象的实际内容。

　　②当然，由于在前苏联时期，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所有前苏联民族都受到苏共意识形态很深的影响，因此，俄罗斯的民众不仅丧失了对任何意识形态的兴趣和信仰，而且，每每言及意识形态时仍然余悸犹存。

　　③“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笔者在这里并不是泛指所有国家共产党推行的“民主集中制”都体现了“专制—人民性的思想”，而是特指苏共在推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正好与它的历史文化想吻合。

　　④实际上，彼得大帝及以后时期关于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争论，19世纪关于“西方化”还是“斯拉夫化”的争论，甚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建立欧洲安全大厦”的主张等，这些都是“欧洲情结”所致。可以说，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内心中“欧洲情结”的阴影都是挥之不去的。

　　⑤这里并不是重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不是为这一理论提供证据。异质文明虽然并不一定产生冲突，但是异质文明国家之间如果存在着利益矛盾时，相互之间要比同质文明国家之间要更容易发生冲突，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国家利益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关键，但不是唯一的途径，文化因素在特殊的国家之间有时更能够理解其相互关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恰恰是这种特殊情况。

　　〔责任编辑　赵东波〕

Resurrection under Putin：A Way of Russia's Resurrection

HU Jian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sian Studies，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Shanghai，200020)

　　Abstract：Putin’s first presidential period has come to the end. In the past for years，Russia has welcome a period of resurrection under Puti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has entered into a period of rat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four years，Putin set up a political concept of Fitting Russia’s culture characteristic，built a ruling strategy of powerful politics connecting the free marketing economy，and made satisfactory progress in terms of politics，economy and foreign affair. Thus，it makes Russia going along a resurrection. But，since the process of Russia's democrat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the process of Russia’s resurrection is under observation.

　　Key Words：Resurrection under Putin； political concepts； ruling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