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叶利钦的执政生涯经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脱离夺权时期奉行的平民主义路线和“分权”思维,转向加强权力的总统制;第二次是转向与“金融寡头”密切结合的“寡头政治”。同时,他先后抛弃了为稳定其政权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从叶利钦的执政行为中可以看到其政治思维有7个基本点,即:1.反共主义,2.西方式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叶利钦，执政行为，政治思维，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叶利钦的执政生涯经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脱离夺权时期奉行的平民主义路线和“分权”思维,转向加强权力的总统制;第二次是转向与“金融寡头”密切结合的“寡头政治”。同时,他先后抛弃了为稳定其政权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从叶利钦的执政行为中可以看到其政治思维有7个基本点,即:1.反共主义,2.西方式制度原则,3.激进经济变革,4.培育私有者阶层,5.亲西方,6.大权独揽,7.路线和权力的继承性。叶利钦政治思维的根本问题,是新制度法统建设与民族发展和居民生活利益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以新制度法统建设为目的,这导致目标错位,变成了为法统建设而建设,从而背离了民族发展和居民生活利益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　叶利钦　执政行为　政治思维

　　【作者简介】　许志新,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从苏联解体至1999年年底,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执政时间长达8年之久。政治家通过政治思维和执政行为影响历史,这点在叶利钦执政的8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如此,人们把这8年称为“叶利钦时代”。本文的任务是概括叶利钦的执政行为,从中总结其政治思维的基本点,进而揭示其中的矛盾性。

一　执政生涯的两次转变和两次“抛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独立实体。作为俄罗斯最高当权者,叶利钦的政治思维得以付诸实践,其政治行为从夺取政权变为巩固政权。

　　(一)两次转变

　　叶利钦执政生涯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92年至1993年的执政初期,其特点是:叶利钦脱离了夺权时期奉行的平民主义路线,开始向大权独揽的总统制过渡。

　　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夺取政权所改变的仅仅是国家上层结构,而俄罗斯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经济中国有成分仍一统天下;除一些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政权仍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民主派”力量局限在知识界和某些“精英阶层”,且内部意见混乱,叶利钦没有可以依靠的能够自上而下贯彻其执政意图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同时,业已沸腾的社会政治生活及由此激发的民意,却对社会经济状况好转和俄罗斯迅速振兴的前景充满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执政集团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但选择余地却很小。正如俄罗斯学者皮斯科京所说:“到1991年年底,总统和这个班子对经济政策方针的各种实际方案所能进行的选择已经是相当有限的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不能选择,比如说不能选择中国的改革方案,不能采用施行渐进措施的那种办法了。正如盖达尔有一次指出的,要这样做,就需要有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政权和调整好的国家领导经济的体制。而这样的政权和体制实际上在同联盟中央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1]。

　　激进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方案应运而生,这既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叶利钦的政治思维相吻合。在他看来,要巩固政权,实现民主对极权的彻底胜利,首先需要取消财产的公有制,因为公有制是“财产的国家垄断主义赖以生存的主要堡垒”[2];其次应当实现土地私有,“只有土地上出现了主 人,国家才能丰衣足食”[3];第三,需要由市场来决定生产,“应取消对企业和劳动集体在经济、金融、经营管理方面自主性的所有限制”[4]。向市场经济快速过渡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被寄予无限遐想。执政的“民主派”天真地以为:通过“休克疗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苏联晚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同时,这不仅可以使俄罗斯社会一夜间迈入梦寐以求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根本铲除苏维埃制度赖以生长的土壤——公有制,摧毁旧的社会结构,通过私有者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来构筑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西方援助被认为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重要支柱。为争取西方援助,叶利钦政府奉行“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时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盖达尔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政府将奉行亲西方政策,并深信,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来说这是惟一理智的政策”;为此“必须彻底消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一切对抗成分,并使这种关系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5]。叶利钦也说:我们的心情充满忧虑,“惟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6]。俄罗斯政府要员一再呼吁西方对俄实行“新马歇尔计划”和扩大投资,声言如果俄罗斯改革中断,共产主义就会再占上风,那时国际社会将不得不付出远比现在援助俄罗斯高得多的代价。用叶利钦的话说:“西方今天省去几戈比,明天就会多花几百万。”[7]为了消除与西方的对抗,俄罗斯在战略平衡、东欧撤军、波罗的海问题、世界热点地区、国际传统联系等方面均作出让步,对西方几乎到了凡事说“是”的地步[8]。然而,西方的援助并没有如期而至,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俄国人不切实际的幻想。

　　总之,俄罗斯激进变革的初始动机有二:1.新的经济因素或新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生成,现在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和外界的帮助(西方援助)来强行植入,否则新经济制度便无从建立;2.这种激进变革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还要通过它来达到巩固政权和融入西方“文明民主国家大家庭”[9]的目的。

　　1992年年初开始实行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很快便遭到失败,其原因在于这种激进经济变革内在的不合理性。正如许新先生所分析的:这一改革既违反了国情,也违反了经济规律,它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价格,在生产下降的条件下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在缺少原始资本的情况下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在外汇枯竭的 时候放开汇率,结果使经济立即陷于混乱。当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5%,此后一路下滑,在叶利钦执政的8年里累计下降了40%～50%。

　　受这一激进变革迫害最深的是普通民众。叶利钦虽靠平民主义起家,但他现在的经济政策却把他推到了相反的方向。社会发生了分裂,贫困的居民转而支持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左翼反对派,围绕权力归属问题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斗争的焦点在于:是遵照俄罗斯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议会制,还是按照叶利钦的要求,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

　　叶利钦把经济政策的失败归咎于“红色议会”。他认为正是议会这个与总统并行的权力中心的存在,阻挠了政府政策的实施,使经济改革缺乏彻底性。1993年他与议会的斗争白热化,最终发生了“十月流血事件”,叶利钦通过暴力手段取得了对议会的胜利。此后他顺利地修改了宪法,确立了大权独揽的总统制。总统制的确立,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本身所要求的结束“两个政权”分立和政治纷争不已的情势,因此有其合理性。

　　在实行激进经济变革到确立总统制这一过程中,叶利钦完成了他执政生涯的第一次转变,这一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脱离了平民主义路线,把众多居民推入贫困境地,在他看来,彻底改变社 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与居民生活暂时下降相比更为重要;二是他开始脱离夺权时期“极端民主化”和“分权”思维,走向加强统治和收缩权力的总统制。

　　就一般规律而言,政治家上台之前通常利用平民主义作为争取民众的手段,上台之后则往往背离平民主义。叶利钦的做法符合这一规律。为谁的利益服务,而不是是否执行平民主义路线,才是衡量政治家行为的标尺。叶利钦的问题在于,其改革政策的内容以及确立总统制的目的——进一步推进这一改革,正使他脱离并将继续脱离民众的利益,后续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点讲,叶利钦当时脱离平民主义路线,实质是脱离民众的利益。总统制的确立意味着其执政路线已变得难以逆转。

　　叶利钦执政生涯的第二次转变发生在1996年总统大选前后,其特点是他进一步转向“寡头政治”。

　　社会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俄罗斯的形势并未因总统制的确立而有丝毫好转。1994年至1996年的情况是: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仍在持续下滑;各类思潮泛起,社会意识日趋混乱;地方分立、车臣战争加重了联邦危机;北约东扩使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努力遭到沉重打击。所有这一切加剧了政治斗争,“民主派”陷于分化,以俄共为核心的反对派力量日益壮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96年6月的总统大选悄然而至。

　　民意调查显示,1995年年底叶利钦的支持率已降至3%,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再度赢得大选。反对派扬言,将就苏联解体、人民贫困、国有资产流失、车臣战争等问题对叶利钦的罪行进行清算。换句话说,一旦叶利钦失去权力,他很可能被置于死地。面对严峻形势,叶利钦准备了两种方案:一是如期举行大选;二是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推迟大选[10]。这表明他准备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在亲信们的极力劝说下,他最后放弃了第二种方案。

　　叶利钦动员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迎战大选,包括国家行政系统、社会团体、经济界、舆论界、文化界的力量和西方援助[11],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他开始了与“金融寡头”势力的合作[12],“金融巨头们一个个来到我们的竞选班子。他们也‘投身其中’,分别从组织上、精神上或财力上给予支持”[13]。正是靠金融巨头们的支持,叶利钦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根据欧洲大众传媒研究所的监控资料,3个全俄电视频道系统尽是说叶利钦的好话,最后一段时间还讲了些列别德的好话,其余的总统候选人实际上根本不提及。这里有几个数字:第二轮投票前的两个星期内,正面提及叶利钦的有247次,批评性的论述一次也没有;批评久加诺夫的有241次,正面提及的一次也没有。”[14]莫斯科报纸指出:“无条件支持叶利钦的传媒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们对久加诺夫竞选的内容以及叶利钦健康情况等潜在的危机现象作了彻头彻尾的歪曲。”[15]

　　导致叶利钦在1996年大选中获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共未能提出引导社会前进的正确纲领,而是缅怀过去,力图恢复传统制度。这就使俄罗斯社会仅仅面临着建立新制度和恢复旧制度的两种选择,加之上述等因素的作用,叶利钦经过两轮投票取得了对久加诺夫的险胜。

　　1996年大选在叶利钦与“金融寡头”之间建立了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后者“投之以桃”,前者“报之以李”:大选结束后,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先后进入政府高层任职;金融巨头们以往发国难财的行为被既往不咎,现在他们以更大的胃口吞噬着国有资产;叶利钦“家族”势力也因大选与“金融寡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叶利钦的纵容下,金融巨头们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迅速增大。政治与金钱的密切结合,使叶利钦成为他们的庇护者,这同时标志着他向“寡头政治”的进一步转变[16]。叶利钦离他的平民主义越来越远,离民众越来越远。

　　(二)两次“抛弃”

　　叶利钦在执政期间曾抛弃过很多人,其中有两次抛弃最能说明他的政治思维,一次是抛弃切尔诺梅尔金,另一次是普里马科夫。这俩人合计任总理时间6年零1个月,覆盖了叶利钦执政8年的大部分时间。

　　切尔诺梅尔金于1992年年底出任政府总理,承接了盖达尔政府“休克疗法”留下的烂摊子。他上台后立即对经济政策做了调整,例如,把财政的“硬性紧缩”变为“适度紧缩”;对尚未放开的少数最重要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保持国家调节;停止证券私有化,转为现金私有化;实行“外汇走廊”政策,以遏制通胀和稳定货币等等。由于方法缓和,经济动荡程度有所减轻。他为稳定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叶利钦却于1998年3月把这个为他立过汗马功劳的人解职了,其理由是:(1)“切尔诺梅尔金主要依靠的是所谓的‘厂长兵团’。他看不到、也不理解只有新的经理们,带着新的思维才能复苏陷入泥潭的经济”。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新的经理”呢?叶利钦举的恰恰是波塔宁[17]——著名的“七寡头”之一,而切尔诺梅尔金曾要求解除波塔宁的职务;(2)切尔诺梅尔金实现的稳定,在叶利钦看来,“只是被固定了的危机”[18];(3)切尔诺梅尔金谨小慎微,步子慢,“没有能力解决国家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叶利钦喜欢的是“决定性的外科手术”式动作[19]。

　　普里马科夫也是临危受命,他于1998年9月出任政府首脑。8月俄罗斯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经济再度崩溃,基里延科政府“一下子失去了支持”[20]。普里马科夫上任后,在议会包括左派党团的支持下,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整顿市场秩序,努力恢复生产,使俄罗斯度过了最艰难时刻,同时解救了叶利钦政权的危机。但是,危机刚过,1999年5月叶利钦也把他给解职了,其理由是:(1)普里马科夫执行的是“中左政治方针”。叶利钦认为普里马科夫“政府肯定会走其他道路。更何况政府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苏联计划学派的经济学家尤里·马斯柳科夫,他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国家采购计划的坚定拥护者,盖达尔改革方案的坚决反对者。这样一来,叶利钦所有的方针政策都会被划上一个大叉”[21]; (2)普里马科夫把“部分政治空间交给了反对派”,他的联合政府中吸收了反对派人士,从而使“议会多数派手里集中了相当大的执行权力”[22];(3)他对媒体的批评耿耿于怀,习惯于用“克格勃”手段——非民主方式工作[23];(4)令俄国商界精英们“为自己的前景担忧”。普里马科夫说过的一句话,即俄国实行大赦的目的“是为了腾出地方来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将要被我们关押的人”,令叶利钦心惊肉跳,他说:“这不是个过错,它简直就是普里马科夫的悲剧。他把自 己以及我们所有人都逼进了死胡同。”[24]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的共同点是:(1)都是受命于经济剧烈动荡之时,为稳定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都是在经济状况稍有好转时被解除了职务;(2)两人推行的都是稳健经济政策,而不主张搞激进变革;(3)他们依靠的主要是传统力量,如切尔诺梅尔金依靠的是“厂长兵团”,普里马科夫建立的是与反对派广泛合作的联合政府;(4)两人均反对“金融寡头”干政,后者甚至想对经济犯罪分子进行清算;(5)他们与议会有着良好关系,逐渐成为政治平衡人物,在任职后期享有越来越高的政治威望,被舆论认为是有可能接替叶利钦的人选。

　　叶利钦不能容忍他们的根本原因有三:(1)叶利钦主张“决定性的外科手术”式的激进变革,反对渐进式改革,用上面已引用的他自己的话说:他不能容忍背弃“休克疗法”即盖达尔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样一来,叶利钦所有的方针政策都会被划上一个大叉”;(2)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政府与所谓“红色议会”即与反对派合作,因为这种合作会导致与自己的政治选择相背离的发展道路;(3)他不能容忍从自己的政权内部发展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不仅仅是嫉妒自己的总理“功高盖主”,更主要的是不能允许他们羽翼渐丰,以致尾大不掉,影响对总统继任者的选择。

二　政治思维的基本点及其矛盾性

　　叶利钦不是理论家,他没有对其政治思维做出过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说明,但我们仍可以从其言行中归纳出下述7个基本点。这些基本点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体系,构成了对其政治行为,特别是执政行为的总指导。

　　(一)反共主义。在叶利钦政治生涯的早期,他从党内激进改革者一步步蜕变为“反共斗士”,成为苏共和苏维埃联盟的“掘墓人”;在执政期间,他与俄共互为死敌。叶利钦靠反共起家并以反共为己任,因此他与苏共和俄共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他的执政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 为,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防止共产主义东山再起。任何“红色”或“粉红色”[25]人物,均在他排斥之列。

　　(二)西方式制度原则。叶利钦所代表的是那些希望以西方为楷模、以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方向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彻底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西方模式作为自己的社会选择,并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在叶利钦执政时期,除个别时间,如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期间和1996年大选期间,为了保住政权,他采用了一些反民主的做法外,在其余的长时间里,他一直在形式上(即宪法意义上)维持了西方式宪政制度原则,目的是防止苏联式国家垄断主义的再生。

　　(三)激进经济变革。叶利钦采用的方法是,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植入新经济因素以构建新制度的经济基础。他上台伊始立即推行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是要完成向市场经济快速过渡和破除“财产国家垄断”两大任务[26]。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化、快速过渡,构成了叶利钦整个执政时期经济改革战略的三个基本方面,前两点为目的,后者为手段,但不论目的或手段都是偏激的。在实践中,当着激进经济改革遭遇严重困难时,叶利钦不得不启用切尔诺梅尔金,经济政策转 为和缓,但没有脱离“休克疗法”的总路数;当着1997年经济停止下降时,叶利钦立即启用丘拜斯、涅姆佐夫“两个年轻人”任副总理,并于次年3月用更年轻的基里延科取代切尔诺梅尔金,试图靠“年轻人的冲劲”加快改革步伐;这一进程后为金融危机所打断。

　　(四)培育私有者阶层。“形成私有者阶级”是叶利钦政权的重要目标。这个政权不可能依靠因激进变革而沦为贫困的民众,它依靠的是激进变革中的受益者——私有者阶层。私有者阶层构成叶利钦政权最基本的社会基础,用叶利钦的话说:新生的私有者阶层“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论怎样都是我的支持者”[27]。叶利钦政权对俄罗斯私有者阶层的培育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证券私有化”时期,大量国有资产的无偿分配为私有者阶层的发育提供了可能,并很快开始了资本积聚与集中过程;第二个阶段始于紧随而来的“现金私有化”时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迅猛发展,出现民族大资本。利用政权的力量无偿和低价出卖国有资产,是叶利钦政权培育私有者阶层和民族大资本的基本方式。为了快速实现这一目标,叶利钦政权甚至不惜把外国资本挡在门外[28]。因此,从执政之日起,叶利钦政权便与私有者阶层和民族资本结下了共生共死关系,成为后者的权力代表,而私有者阶层也始终是这一政权的坚定支持者。由此不难理解,叶利钦何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倒向与“金融寡头”紧密结合的“寡头政治”。

　　(五)亲西方。叶利钦骨子里是亲西方的。在当反对派时他就积极寻求西方的承认。在执政之初,他希望西方提供大量援助,希望能与西方结盟。当着结盟目标失败时,他致力于与西方结成“伙伴关系”。北约东扩使叶利钦彻底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努力受挫,使他面对威胁不得不起来反抗,但他最终仍期望能与西方达成妥协。从他的回忆录可以看出,他把俄罗斯加入西方“七国集团”和与西方国家领导人建立良好私人关系视为最重要 的外交成就。奉行亲西方政策不仅仅是因为他与西方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反共主义,或者因欠西方大量外债和国力衰败而不得不委曲求全,更主要的是:他在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始终得到了西方的坚定支持,包括政治支持和大量财政支持;同时,与西方结盟、融入西方,也与他所设想的俄罗斯未来的国际定位有关,他把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前途同与西方的全面合作联系在一起。

　　(六)大权独揽。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中叶利钦取得了对议会的胜利,确立了总统制,形成总统大权独揽的局面,议会和司法对行政权力,特别是总统权力的监督薄弱。此后,叶利钦一面回击议会对他权力地位的挑战,一面通过不断更换总理,防止行政权力内部独立政治力量的形成,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大权,以确保俄罗斯沿着他所确定的方向发展。

　　(七)路线和权力的继承性。叶利钦常说,他的政策目标是使“改革不可逆转”,是要“建立新的俄罗斯”。为了使他的政策路线能够延续下去,为了避免他离任后反对派的“反攻倒算”,特别是在他第二任期内,他十分重视路线和权力的继承性问题,对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的撤换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叶利钦最欣赏的人物是盖达尔、丘拜斯、涅姆佐夫、基里延科,以及前外长科济列夫等“年轻人”,但这些人均因“过早暴露”而名声受损。对继承人的选择一直持续到他任期的最后时刻,普京是他在任期时间所剩不多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紧接着,他以出人意料的提前辞职导致提前大选的办法,确保了普京的继任。

　　上述7点是叶利钦始终坚持的原则,尽管有时他会做出实用主义的调整,如把激进经济政策变得和缓一些,对西方的态度变得强硬一点,但其战略内涵从没有变。正是在这种政治思维的指导下,叶利钦构成了他执政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致性,这就是在俄罗斯创建新社会的制度基础。这个新的社会以私有制作为经济基础,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式,以西方式宪政制度为其上层建筑,以反共主义作为基本意识形态,以融入西方为其国际定位。概括地说,叶利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法统并保证其延续性。

　　正是出于在其任期内要完成建立这种新的社会法统的目的,叶利钦致力于社会激进变革,从而拒绝渐进式发展道路,以致把整个社会推入动荡和贫困的深渊。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叶利钦不能不遵循“政治决定一切”的原则,首先致力于政治斗争,为此不惜牺牲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睦。

　　正因为如此,叶利钦才会无视其任期内社会剧烈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现实,不承认犯有战略性错误。他在2001年12月底对俄罗斯电视台《明镜》节目发表的谈话中说:他“没有犯影响到俄罗斯历史和其发展的战略性错误”;正是在他的任内,“俄罗斯走上了正确道路,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他所说的“面貌焕然一新”,指的就是这种新社会的法统建设。

　　叶利钦政治思维与社会发展现实的巨大反差,说明二者之间存有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

　　第一,反共主义与历史继承之间的矛盾。叶利钦的反共主义以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理论与实践为出发点,它所寻求的不是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强行转向;对历史的态度不是扬弃,而是割裂,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因此,在实践上这种反共主义不能不与俄罗斯所继承的国情发生巨大冲突。

　　第二,西方式宪政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早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便仿效西方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却不存在这种西方式宪政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它赖以产生的经济条件仅仅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而新制度的经济因素并没有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成熟。因此,这种新制度是不牢靠的,它所面对的仍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的非一致性产生了二者间的尖锐矛盾。

　　第三,激进变革与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在政治上表现为保住政权的紧迫性),叶利钦为首的执政集团寻求快速经济变革,以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目的,推行严酷的“休克疗法”改革,试图一举打破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激进变革违反了历史给定的社会发展条件,既违反了国情,也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

　　第四,培育私有者阶层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激进变革的主要社会目的之一是培育私有者阶层,以构成叶利钦政权的社会基础。从客观上讲,它也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这种社会差异的形成不是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居民生活普遍提高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总量不断下降、大多数居民普遍贫困为代价,也就是说,它靠对大多数居民的剥夺(包括对原先社会所有的国家资产的剥夺)来养肥少数人。因此,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不存在社会效率与社会公正的矛盾,是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正,是在没有社会发展效率的条件下对社会公正原则赤裸裸的破坏。其必然结果就是引起社会分裂,引发激烈的阶级斗争,引发持续不断的政治权力之争。

　　第五,大权独揽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客观上要求执政阶级压制反对派的权利而总揽大权,这不能不与西方式宪政制度原则发生冲突。叶利钦与所谓“红色杜马”之间几乎没有过真诚合作,更谈不上相互尊重,而是你死我活关系以及咬牙切齿之恨。他在形式上维持西方式宪政制度原则的同时,通过大权独揽尽可能把议会权力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也损害了司法独立[29],导致“三权”之间的失衡。

　　第六,亲西方与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西方的臂助是对叶利钦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叶利钦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对内固然有利于保住政权,对外却无助于实现国家利益。在西方政治、经济以及地缘扩张的压力下,俄罗斯外交步步退让,其民族利益一再受到损害和威胁,其融入西方的目标仍遥不可及。国家民族利益是客观的,其中的核心内容不会因政治制度的变迁而改变,也不会因实行亲西方政策而自动得到实现。

　　总的来讲,叶利钦政治思维的根本问题,是新制度法统建设与民族发展和居民生活利益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以新制度法统建设为根本目的,这导致目标的错位。背离了民族发展和居民生活利益的终极目标,法统建设就变成了为法统建设而建设,变成了政治目标高于社会发展目标。这也正是叶利钦政治思维的根本错误之所在。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俄〕М.皮斯科京:《向市场过渡与国家》,《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3年第4期。

　　[2]朱启会等译:《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10页。

　　[3]同上。

　　[4]同上。

　　[5]盖达尔在俄罗斯议会的讲话,俄通社—塔斯社1992年7月3日电。

　　[6]李垂发等译: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33页。

　　[7]俄通社—塔斯社1992年1月30日电。

　　[8]1992年10月27日叶利钦出席俄罗斯外交部部务会议,对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他说道:“我们获得了对别国提出的所有议案(不管这些议案对我们是否有利)都说‘是’的盛名。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缩手缩脚,经常采取守势,往往忍欺受辱;对别的大国不敢为的事对俄罗斯敢为,我们却对此忍受。”新华社1992年11月4日电。

　　[9]叶利钦说:俄罗斯外交的任务是“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保证俄罗斯联邦能够完全合法地、和谐地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叶利钦1992年4月在第六次俄罗斯人代会上发表讲话。俄通社—塔斯社1992年4月7日电。时任俄罗斯外长的科济列夫说:“俄罗斯需要类似‘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文明世界与我们合作的计划,需要一项促使俄罗斯进入国际市场关系和进入文明民主国家大家庭的计划。”俄通社—塔斯社1992年9月23日电。

　　[10]叶利钦说:“我下了决心,对班子里的人说:‘准备起草文件……’繁杂的法律工作开始了,我们起草了一系列命令,其中包括禁止共产党活动、解散杜马、将总统选举延期举行等等。”见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28页。

　　[11]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对叶利钦的政治支持,1996年3月还宣布向俄罗斯提供102亿美元贷款。

　　[12]叶利钦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大金融财团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波塔宁、别列佐夫斯基、弗里德曼和其他一些享有名望的企业家……我与这些人组成的俄国商业界代表会见,这是第一次……他们还建议竞选班子使用他们的所有资源——信息方面的、地方上的、财力的,而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见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第26～27页。

　　[13]同上,第33页。

　　[14]引自〔意〕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24页。

　　[15]同上,第226页。

　　[16]叶利钦为自己与“金融寡头”关系做了如下辩解:“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我们才刚刚摆脱叛乱的威胁,‘左派’复仇的威胁,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公民社会的正常制度,可突然间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挑战。在今天的俄国,乃至在全世界,‘寡头’这个字眼用于我们商界代表人物的时候必定带有犯罪的色彩。然而这些代表人物与犯罪活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江洋大盗,不是黑手党头目;他们是与国家有着紧密、复杂关系的大资本代表。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正是这一点促使新闻记者、护法机构几乎在显微镜下面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事实上,大资本对政权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症结只在于这种影响采用了什么方式。”见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第105页。

　　[17]1996年大选结束后,叶利钦提拔波塔宁为政府第一副总理。

　　[18]见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第88页。

　　[19]同上,第89页。

　　[20]同上,第203页。

　　[21]同上,第224页。

　　[22]同上,第228页。

　　[23]同上,第230～235页。

　　[24]同上,第312页。

　　[25]叶利钦把议会称作“红色杜马”,把普里马科夫政府称作“粉红色政府”。

　　[26]叶利钦说:“在俄国成为独立国家,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首先必须解决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像彼得大帝时期命令种马铃薯那样,强制性地、坚定地放开价格,也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二是建立私有制。大部分的国家所有制都应当变成私有制。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任何改革。这一工作必须迅速开展,要义无反顾地去做,甚至不怕犯错误,不怕不满者的口哨声(任何一次所有制的分配从来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要形成私有阶级。”见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 自传》,第105页。

　　[27]同上,第26页。

　　[28]在谈到禁止外国资本进入和向民族资本低价出售国有资产问题时,叶利钦说:“有人说,我们的国营企业在出售时估价过低。他们说卖的非常便宜,制造了人为的障碍,不让西方资本参加竞卖。是的,绝对正确……但是,俄国也没有用以购买私有化企业的那笔钱(相对而言,数目不大)。那么,钱从哪儿来的呢?这笔钱是俄国的企业家在西方金融市场借到的贷款,所以,还是西方国家的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不能拿到更多的贷款?那样国家就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企业。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提供更多的贷款,他们只提供俄国商贾能够支付的那笔数目。当时所售企业的价格也就是这个数目,不多不少。”见曹缦西等译《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第106页。

　　[29]在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过程中,俄罗斯宪法法院站在议会一边,而没有支持叶利钦,这导致宪法法院院长的下台。此后司法权长期成为行政权的从属物,司法独立名存实亡。这一事实再次验证了“法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