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俄罗斯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其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其势力却不断下降。其中原因很多，有各种客观原因，也有俄共自身的原因。俄共分裂及其力量的衰落，对俄国的政局将产生明显的影响。俄共要想重新崛起，必须革新其自身观念，必须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

关键词：俄罗斯共产党；现状；问题；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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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俄罗斯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其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其势力却不断下降。其中原因很多，有各种客观原因，也有俄共自身的原因。俄共分裂及其力量的衰落，对俄国的政局将产生明显的影响。俄共要想重新崛起，必须革新其自身观念，必须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

　　[关键词]　俄罗斯共产党；现状；问题；前景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4)06-0104-05

　　俄罗斯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建党原因是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严重不满。俄共的建立，结束了几十年来俄罗 斯共产党一直没有独立组织系统的历史，但它当时仍宣布自己是苏共的一部分。后来，俄共走上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1991年“8·19”事件后，俄共与苏共一起被当局禁止活动并解散。1993年2月，俄共决定重建，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俄共迅速发展壮大。1993年3月，俄共在司法部重新注册，注册党员人数为50万。同年12月，俄共在议会选举中成为国家杜马第三大党团。1995年12月，俄共在议会选举中取得157个议席，占450个杜马议席中的1/3强，上升为第一大党团，再加上其他左派议员，俄共在国家杜马中占了优势，成为俄政坛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除需 2/3绝对多数才能通过的宪法级重大法律外，左派几乎可以让杜马通过任何法案。1998年9月，俄共地位进一步上升，俄共成员马斯柳科夫进入俄政府，担任第一副总理的要职。

　　自普京主政以后，俄共势力不断下降，渐渐走下坡路。1999年12月议会选举后，俄共在国家杜马中失去优势，得票率降至24.29%(获67个席位)。2001年12月，“统一俄罗斯”党成立后，一跃成为国家杜马中支持政府的第一大党。在2003年12月进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仅获12.61%的选票，比上届减少近一半，只取得40个议席，成了名副其实的少 数派。右翼势力首次未能获得法定的5%以上的选票而被拒在议会大门之外。支持总统普京、自称中派力量的“统一俄罗斯”党独领风骚，获得37.57%的选票，加上在地方选区选举中所获的105个席位，该党在杜马拥有的席位达到222个。这个选举结果结束了十多年来俄政坛左右翼势力严重对立的格局，使中派势力开始主导国家事务。这既是普京的一个重要胜利，也反映了俄罗斯人对政局稳定、国家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渴望。

　　与杜马选举一样，俄共候选人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也是每况愈下。在199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获得32%的选票，其得票率仅比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落后三个百分点；在第二轮角逐中，叶利钦拉拢名列得票第三位的列别德，才最终战胜了久加诺夫。久加诺夫由此被俄罗斯政界视为惟一可以和叶利钦一决雌雄的政治人物。到了2000年，久加诺夫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虽然输给了人气正旺的代总统普京，但他的得票率还是接近30%。那时俄罗斯政界仍然认为久加诺夫是惟一有实力向普京发起挑战的候选人。

　　但四年之后的2004年，普京在俄罗斯的威信如日中天，久加诺夫的声誉却急剧下降。久加诺夫很清楚俄共的现状，更清楚自己的实力，他根本 就不是普京的对手，最后只好放弃参加总统竞选的机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俄共的大分裂有很大关系。

　　俄共成立以来，其内部一直不甚团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内部一再发生分裂。先是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比较激进的“列宁派”退出俄共；接着2002年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出党，另立门户，组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取向的俄罗斯“复兴党”，宣布与俄共划清界限；2003年9月俄共外围组织“人民爱国联盟”领导人格拉济耶夫与俄共分道扬镳，拉拢29个左派力量组建“祖国”竞选联盟，在年底杜马选举中异军突起，以9·02%的得票率进入杜马，拉走了一大批俄共支持者。

　　2004年7月1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96名成员召开全体会议，撤消了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他的所有副手以及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职务。现任伊万诺夫州州长的弗拉基米尔·吉洪诺夫当选为俄共新领导人。

　　然而，就在此次全会结束后不到半小时，另一个由久加诺夫及其支持者参加的俄共中央全会又开始了。走出会议大厅的久加诺夫显得相当自信。他称头一个全会是“政府授意下的挑拨离间”，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俄共中央书记佩什科夫补充道，根据他掌握的材料，参与头一个全会的中央委员并非90多人，而“只有40至50人”，参与后一个全会的中央委员有91人，还有50名应邀出席会议的客人。全会一致同意解除“党的分裂分子”波塔波夫的中央书记和中央主席团成员职务，解除阿斯特拉罕基娜的中央书记职务，开除伊万诺夫州州长吉洪诺夫的党籍。

　　2004年7月3日，俄罗斯共产党在久加诺夫主持下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始后，会议厅突然停电，久加诺夫在手电筒光照下读完了中央工作报告。他指出，俄共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历史选择，需要加强党的团结，制定新的行动路线。他谴责谢米金派的分裂行径，同时作了自我批评，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俄共处于分裂的边缘。在随后进行的表决中，久加诺夫顺利当选俄共中央主席团主席。之后久加诺夫对记者表示，党代会会场突然停电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人故意捣鬼。党代会召开前，有人在国家杜马门前安排车辆，将党代会代表拉到距离会场五六公里远的地方，致使这些代表无法按时赶到会场开会。久加诺夫认为，莫斯科正在掀起一场反俄共的运动，而且这些行动不是孤立的，后面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久加诺夫指名道姓地说，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俄罗斯人民爱国力量联盟主席谢米金是这些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久加诺夫一派强调，俄罗斯共产党预先选举了316名代表，其中247人出席了久加诺夫主持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吉洪诺夫开除出党，同时还选举了由126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几乎同时，刚刚被解除职务的波塔波夫、阿斯特拉罕基娜等人，召集了一些党代表，在莫斯科另外一个地方也举行了党代会，已经被开除出党的伊万诺夫州州长吉洪诺夫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俄共领袖。吉洪诺夫一派称全党在73个地区选举了262名党代表，其中146人参加了该派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宣布解除久加诺夫等人的俄共中央领导职务，选举吉洪诺夫为俄共 中央主席。

　　分裂之后的7月6日，俄共中央书记拉什金表示，“俄共所有的地区分支机构都支持久加诺夫。”与此同时，俄农工联盟领袖哈里托诺夫、“亚博卢”民主党领导人亚夫林斯基等许多俄社会知名人士都声援久加诺夫。他们表示，“对久加诺夫的攻击就是对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名誉的破坏”。新当选的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在回答国际文传电讯社记者的提问时说，“俄共已经进行了40多次全会和党的地区分支机构积极分子会议。所有与会者都表示支持久加诺夫。最近，俄共还要在其他地区分支机构中举行相应会议。”从那以后的20多天里，俄共出现了“一党两会”、“一党两主席、两中央”的分裂局面。两个俄共主席，都声称自己是合法的，互不相让，官司最后打到俄罗斯政府司法部。俄罗斯司法部经过调查，认定有281名俄共党代表确认自己出席了久加诺夫组织召开的党代会，超过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而吉洪诺夫另立的“俄共中央”则是非法的。俄罗斯司法部副部长西多连科在2004年8月2日公开表示：“司法部已经拒绝为久加诺夫的反对派颁布的俄罗斯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登记备案。”西多连科对此解释说，俄罗斯共产党内部反对现任主席久加诺夫的派别日前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罢免久加诺夫俄共主席职务。但是，他们上报的与会人数有假，虚增了整整100人，不到规定的法定人数，因此该大会本身无效，作出的决定更无效。[1]

　　久加诺夫对司法部的裁决反应平静，他表示：“结果只能如此，因为这是一个大党，有自己的形象和纲领。”久加诺夫透露，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共产党将继续进行清理工作。而久加诺夫的反对派却对俄罗斯司法部的裁决很是不满，认为这是俄罗斯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作出的决定。波塔波夫表示，俄罗斯司法部是在国家杜马讨论优惠法的当天宣布这一裁决的，不排除是为了争取久加诺夫不反对该法案。

　　俄共影响之所以逐渐下降，并导致了目前的大分裂，原因是多方面的。总括起来，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俄共的纲领、章程及其政策主张已经严重不适应俄罗斯目前的现实。1993年召开的俄共二大提出的任务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式的人民政权”，恢复各“民族的联盟国家”；“近期目标是阻止国家资本主义化，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1995年1月召开的俄共三大通过的新党纲也规定要“建立人民政权”。而这里指的“人民”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十分广泛。显然，这种目标是不现实的。要知道，1991年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政治上实行总统制下的议会民主政治，经济上采取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经过十余年的转轨，这种制度基本上已经确立下来并且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俄共的错误就在于它没有及时、充分地认识到这种现实，没有认识到这种转变给俄共带来的新挑战。

　　第二，对苏联历史反思不彻底，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缺陷。1993年重建后，俄共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并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俄共新的领导人面对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被迫放弃了部分马列主义信条，提出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沉湎于对旧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热望。从俄共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被一些概念性和表面性的词句所代替，而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如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就是如此。久加诺夫199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拜谒斯大林陵墓时发表的讲话中，更多地是强调功绩，称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国历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而对斯大林的错误却轻描淡写。后来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把斯大林遗产中好的内容应用于俄共的思想和政 治组织工作中。[2]这样，在许多选民心目中俄共也就成了“守旧”、“倒退”与“恢复旧制度”的“同义词”。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俄共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个时代，与当初的苏共一脉相承。总体来说，俄共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反映的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进入成年的那部分人的诉求。1996年俄总统选举时，正是俄共纲领上的这种保守性成了“民主派”攻击的把柄。选民，特别是中青年选民，对恢复苏式社会主义、对遥不可及的“光辉未来”没有兴趣，他们追求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惠，因而俄共失去了多数选民的信任。多数俄共领导人一向用来对付叶利钦政府的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等宣传口号，如今也被普京政府吸收过去，成为他治国理论的一部分。可以说，意识形态与行动纲领上的缺陷是俄共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制定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改革方案和切实可行的促进国家发展的行动纲领，只是一味地充当“不妥协”的反对派角色。俄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以及它的非建设性反对派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共领导人与时俱进、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能够符合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正确主张。不仅如此，它的创建者还拒绝进行实质性的社会创新。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以对抗现政权为己任，扮演“不妥协反对派”的角色，以反对政府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为其议会工作的重心。普京出任总统后受到俄各阶层的普遍欢迎，但俄共没有及时审视政情民情的新变化，仍然坚持充当“不妥协”的反对派角色。2000年12月召开的俄共七大规定，俄共要做普京当局的“不妥协的、建设性的反对派”。2002年1月召开的俄共第八次非例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仍然规定俄共“将同新一轮自由化改革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2004年的俄共十大上，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中虽然坦承党中央工作有失误，但也并未在党的自身变革和与当局斗争的策略方面作出实质性的改变。久加诺夫仍然强调主要失误是没有及时清理搞宗派的人，并且仍主张“要继续为恢复苏维埃政权而努力”，除搞议会斗争外，还要搞群众性抗议活动。他在报告中依然称，“普京当局正在把俄罗斯引向成为西方强国附庸的道路，将使俄罗斯社会局势不断激化。”这种判断显然是不符合现在俄罗斯的现实的。

　　第四，遭受当局的挤压。前三届杜马都由俄共推荐的人担任主席。然而，在第三届杜马中俄共遭到了沉重打击，2002年4月，“统一俄罗斯”党等中派组织联合剥夺了俄共成员担任的几个重要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而大大削弱了俄共在杜马中的影响。

　　第五，俄共社会基础不断分化，并且脱离知识阶层。俄共代表的是社会贫困阶层，社会贫困阶层的存在既是俄共复兴的先决条件，也是造成俄共势衰的主要因素。

　　首先，俄共重建后，因“民主派”推行的社会激进改革而出现的大量社会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这为俄共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依靠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俄共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并成为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但是，为了满足贫 困阶层对现政权的普遍不满情绪，俄共不得不将自己置于现政权和现制度的对立面，以致常常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势力而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孤立。

　　其次，普京当选总统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他的这种平民主义治国思想赢得了部分贫困阶层的好感。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以及普京推行一系列旨在消除社会贫困的措施，如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退休金、采取振兴经济的措施、提倡爱国主义、提出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本国利益等主张，使得曾占社会人口35%左右的贫困阶层出现分化，社会贫困人口的数量也相对减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俄共赖 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萎缩。另一方面，普京对强大的俄共议会党团，连打带拉，把不少人收到自己麾下。这就使得俄共的社会基础不断发生分化。

　　最后，与知识阶层相脱离也是俄共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由于俄共所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舆论界几乎全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这一现象仅仅用“执政集团收买和操纵舆论”、“新闻工作者缺乏良知”是无法解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知识阶层的主 体与俄共的对立。而俄共之所以在与现政权的政治斗争中难以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主张，也与俄共党内缺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就知识阶层而言，苏联模式极权主义长期统治的历史使他们对俄共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主天性促使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民主派”。在居民文化水平很高的俄罗斯社会里，正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派”的引导下形成了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在一个居民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政权，离开 了知识阶层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

　　第六，竞选策略的失误。普京打击寡头权贵深得民心，而俄共却将那些寡头权贵作为其候选人。排在俄共候选人名单前列的有不少阔佬，在俄共的前18名候选人中，就有5名百万富翁。各政党议员候选人中，存款超过180万美元的7人中有4名是俄共党员，其中最富的是尤科斯董事穆拉夫连科，存款约0.5亿美元，他还是候选人中的年收入“亚军”——1138.4万美元，又兼地产“季军”——在莫斯科郊区有3公顷土地。在房产最多的议员候选人中，俄共党员涅格罗夫排名第三，拥有10套房子。“尤科斯”公司的主管、年薪 63万美元、银行存款达5000万美元的孔道罗夫也是俄共的候选人之一。这样，由于阵线模糊不清，一些原来支持俄共的选民转而投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

　　第七，俄共领导集团不团结，搞派别活动；俄共主要领导人刚愎自用，并且官僚主义严重，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不良影响。如前所述，俄共发生好几次大分裂，这使其元气大伤，社会影响日渐减弱。另一方面，党内部分高层领导人认为，久加诺夫占据俄共领袖位置十年之久，俄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应负主要责任，还指名道姓地要久加诺夫辞去党的领导职务。不少俄共党员也认为，俄 共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走出低谷，必须更换党的领导人。但是，久加诺夫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把那些党内的分裂分子及时开除出党。久加诺夫不止一次表示，他不会在这场斗争中退却，要与“俄共的敌人”坚决战斗到底。久加诺夫是个个性很强的人，2004年9月他在北京出席世界政党会议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他2004年7月刚满60周岁，这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成熟的年龄。他现在精力很充沛，可以和任何年轻人在跑道上比谁跑得快。换句话说，他无意辞职或者退休。他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属于那种“非黑即白”的类型。久加诺夫在俄 共普通党员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威信。这也是久加诺夫自己坚持留任、俄共一些领导成员支持他留任的主要原因。

　　俄共由盛而衰，对俄罗斯政局的影响是深远的，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使杜马对俄最高决策层的监督减弱，使总统集权有可能得到更进一步加强。十多年来，俄共反对国家分裂，主张公正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争取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这些努力得到了俄罗斯老百姓尤其是怀念苏联时期生活的那部分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在俄社会 发展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一度成为俄罗斯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但是2003年12月杜马选举后，俄共在议会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派。这一方面将使其在议会中影响政策、掣肘政府的能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中占了绝对多数，这就使得杜马对政府、总统的监督大打折扣。普京执政以来，通过更换各级职能部门领导人、整顿地方秩序、排除寡头干政、理顺总统与议会关系等一系列举措，加强了总统集权。而俄共的分裂与衰落，将进一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从而使总统集权有可能进一步 得到稳固和加强。

　　第二，为俄罗斯形成稳定的多党体制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俄目前登记参加选举的政党约有40个。但是在目前的俄罗斯政坛，实际是“统一俄罗斯”党占压倒优势，右派政党在杜马选举中已经溃不成军，左派政党也大为削弱。这样的政党格局，其实并不符合普京原来的设想。普京在2000年上半年提出，俄罗斯要建立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政党参加的“欧洲式”政党体系。但是现在，俄罗斯形式上是多党并存，实际上却是一党独大。素有“政权党”之称的“统一俄罗斯”党，虽在普京的大力支持和提携下成为俄第一大党，但无 论从建党时间、思想理论纲领，还是从组织建设等方面来说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成熟的政党。所以如何形成稳定的多党制，现在看来还有很多未知数。

　　尽管俄共发生了大分裂，其势力也日渐式微，但是俄共毕竟拥有50多万党员，有较健全的1.8万个基层组织，广大党员希望加强党内团结。总体上看，它仍是俄目前组织结构最严密、思想纲领最完备的政党。所以，有分析家认为，只要俄共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分裂危机”的负面影响，本着“自救”和“复兴”的原则，从成为当局“建设性反对派”的意愿出发，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必将在俄政坛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将作为俄罗斯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长期存在下去。

　　现在俄共要想振兴并重新崛起，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观念急需转变。现在的俄罗斯人，特别是中青年，对恢复苏式社会主义不再感兴趣。社会调查表明，目前俄罗斯2/3年轻人的理想是做生意，当银行家、经济师和经理，1/10梦想成为暴发户。[3]无法放下苏共历史包袱的俄共，其主张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尽管俄共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在根据变化了的国情进行自我调整，但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观念转变的必要性。2004年9月4日，久加诺夫在北京参加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回答中国记者“俄共需要做哪些事情来说服俄罗斯民众支持自己?”的问题时，他很干脆地说：“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我认为，第一要靠回忆来进行对比。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什么福利和权利，现在在‘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失去了什么，这种对比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仍然把苏联的解体简单归结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对苏共的解散。这说明，在俄共领导人的思维中，仍旧没有摆脱原先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观念。[4]

　　第二，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俄罗斯经过十余年的转轨，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基本定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任何政党要想得到正常发展，只能在现在既定的体制内开展活动。俄共也不例外。在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时，不能把自己定位为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者或者恢复者，而必须顺应俄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积极参与俄罗斯社会的转轨进程，充当政府“建设性的”反对派的角色，而不应当把自己置于政府的对立面。

　　第三，要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现在俄共财政上已经极度困难，根本没有资金开展重大的活动。所以，俄共网站和所属媒体才在2004年8月突然发表了久加诺夫呼吁党员为俄共捐款的声明。俄共在声明中详细列出了俄共银行的账号和基金会名单。久加诺夫称，隶属俄共的媒体，特别是报刊和广播电台耗费了俄共大量资金，使俄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俄共不得不出此下策。与此同时，久加诺夫还将资金短缺怪罪于俄政府，暗示俄政府总是切断俄共财政来源。[5]

　　当然，摆在俄共面前的问题远不止上述这些，还有很多。比如队伍建设问题，目前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党员队伍老化、新生力量严重不足等问题。在年龄及人员结构上，俄共基层党员基本上以5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为主，25岁以下的党员所占比例很小；支持俄共的选民大多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此外，还有加强领导层团结的问题，等等。总之，俄共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注释：

　　[1]2004年8月4日《真理报》。

　　[2]参见http：//www.edu.cn/20020401.

　　[3]http：//news.ewe.com.cn.

　　[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9/24.

　　[5]2004年8月18日《独立报》。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