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俄罗斯最近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表明，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识形态已发生变化，普京的权势达到了高峰。俄罗斯政治自此进入了以建立“可控的民主”为特点的新时期。“可控的民主”的实质是政治上相对集权。俄罗斯正处于多种所有制关系和市场自由交换关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阶段，“可控的民主”与经

关键词：俄罗斯；普京；政治；“可控的民主”；相对集权；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俄罗斯最近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表明，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识形态已发生变化，普京的权势达到了高峰。俄罗斯政治自此进入了以建立“可控的民主”为特点的新时期。“可控的民主”的实质是政治上相对集权。俄罗斯正处于多种所有制关系和市场自由交换关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阶段，“可控的民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因此，在俄罗斯从传统的极权主义向真正民主制过渡的长时期内，“可控的民主”的相对集权是适度分权的另一种表达，是一必经的发展阶段。从执政方向上看，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普京必须扭转4种不利发展趋势：(1)经济的原料化趋势；(2)经济的相对封闭发展趋势；(3)社会管理的官僚化趋势；(4)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趋势。在内政方面，普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改造、推动俄罗斯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实行行政改革。

　　【关键词】 俄罗斯；普京；政治；“可控的民主”；相对集权；

　　【作者简介】 许志新，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在2003年12月举行的俄罗斯第四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支持普京的政治势力取得压倒性胜利。在今年3月14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普京以高达71.31%的得票率成功连任。这些表明，普京的权势已达到高峰，无人可以撼动，他建立个人专权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俄罗斯政治自此进入了以建立“可控的民主”为特点的新时期。

　　然而，普京下一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造工作仍将受到国情的制约，任务十分艰巨。

一 选举结果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变化

　　 新一轮议会和总统选举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变化，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议会选举。

　　俄罗斯国家杜马由450名议员组成，俄法律规定，其中225名由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按得票比例分配产生，另225名由地方选区选举产生。据俄中央选举委员会2003年12月19日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支持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为37.57%，俄共为12.61%，自民党11.45%，“祖国”竞选联盟9.02%。上述4个党派因得票率超过5%，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

　　按照惯例，在地方选区当选的议员可以选择参加不同党派的议员团，因此，新杜马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显示最终力量分布的重要会议。去年12月29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出现“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局面：在该党名下登记的议员人数当天已有302人，达到修宪所需的2/3绝对多数(即宪法多数)；该党议员还当选了杜马主席和仅有的两个第一副主席职务，在8位杜马副主席中占了5席(另3位副主席来自俄共、自由民主党和“祖国”联盟)；杜马28个委员会的主席和第一副主席职位也均为该党所控制。政权党全面控制了杜马。

　　在进入杜马的其他3个党派中，除俄共是货真价实的反对派外，自民党一贯对普京政权采取合作态度，该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已表示将在新一届杜马中继续支持普京；“祖国”联盟是本次选举的“黑马”，它所以能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普京的支持，该联盟虽有自己独特的立场，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强国、民族主义、反寡头和社会公正等)与普京相接近。因此，在新一届国家杜马中，支持普京的政治力量拥有压倒性优势。

　　通过本次选举可以看到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哪 些变化呢?

　　第一，普京的威望高高凌驾于各派政治力量之上，已无人可以比肩。普京的态度对此次议会选举有着决定性影响。例如，“统一俄罗斯”党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自己明确意识形态和明确行动纲领的党，党内亦缺乏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其竞选口号就是“我们和总统在一起”。选举前一个月的民意测验显示，该党的支持率仅略高于俄共的支持率。

　　在这种情势下，普京出面对该党表示支持，他说：“统一俄罗斯”是他执政4年得以依靠的政党，他希望这个党能在本次杜马选举中取得胜利。由于有了普京的公开支持，“统一俄罗斯”党迅速拉大了对其他党派的领先距离，在选举中获得大胜。

　　又如，反对派政党均遭重创：俄共的得票率从上届的24%降至本届的12.61%，席位大减；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的得票率仅为3.9%和4.3%，未能突破5%，不得不退出杜马。反对派政党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坚持与普京政权相对立的反对派立场，应当是它们失利的最基本原因。

　　议会选举结果表明，目前在俄罗斯，不论是反对党或是政权党，都没有能够与普京相比肩的政治领袖人物，“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政策，也没有新人。自由派和民主派都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强人”[1]。右翼力量联盟以此次议会选举存在大量不公正现象为由，宣布抵制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和“亚博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也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因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中普京得以顺利连任。

　　第二，执行、立法、司法三权严重失衡。“统一俄罗斯”是一个官僚云集的党，它的胜利同时是官僚集团的胜利。该党的全面胜利还表明，除个别领袖人物外，当前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仍是各级政府官员。俄罗斯在经过10多年混乱的民主化和私有化改造之后，没有也不可能打破官僚权力结构。

　　官僚的胜利也就是执行权力的胜利。反对党议席的大幅度减少同时将大大削弱立法权力对执行权力的监督。未来俄罗斯议会能否发挥其职能，将取决于普京对议会的尊重程度。

　　第三，俄罗斯民族主义持续抬头。自民党和“祖国”竞选联盟获胜的原因是支持普京，但不是所有支持普京的政党都取得了胜利，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个党派同时有着鲜明的极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色彩。近些年来，在普京“强国主义”、“捍卫国家利益”思想和行动的引导下，俄罗斯民众的民族意识正迅速觉醒，相伴而来的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

　　第四，民意的变化有利于现政权。选举结果反映了民众的选择。1.普京执政4年取得了良好业绩，扭转了国力下降的颓势，改善了居民生活，从而得到俄罗斯民众的高度认可。普京的支持率始终维持在70%左右，选举前逮捕尤科斯公司总裁、大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举动使这一支持率升至近80%。2.俄罗斯民众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追求稳定、发展、社会公正和改善生活，他们更愿意把选票投向普京，投向普京支持或支持普京的党派。3.俄罗斯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外威胁，在普京执政期间，这点起到了增强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团结在普京周围，支持爱国主义，另有一部分人则是选择支持极端民族主义。4.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生活和生产(经营)条件的改善目前还更多地取决于国家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各级权力部门。换言之，他们的利益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权力部门，而缺少其他途径。这点决定了官员当选较多。5.普京打击寡头、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对私人资本是严厉警告，迫使后者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或对权力部门采取归顺态度。选举前预计的私人资本群起支持反对派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这就表明，除个别人外，大多数私人资本显然不愿公开对抗现政权，以避免成为被打击的对象。私人资本的软弱表明，目前在俄罗斯还很难形成其他的力量中心。

　　第五，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看，俄罗斯处于“国家主义”开始兴盛时期。选举结果表明，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的思想影响进一步减弱，随着生活状况的逐渐改善，原本坚定支持俄共的贫困阶层出现分化；自由派政党主张的“西方化”和“自由主义”也失去了原有市场，遭到严重挫折；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主义”。用俄罗斯人的解释，这种“国家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总统大权独揽和执行权力的强大，在经济上则将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2]。

　　上述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在俄罗斯社会已形成对普京的个人崇拜，其地位已无人能撼动，其权势运用也已基本不受制约(国情的制约除外)。个人崇拜和权力不受制约，是走向个人专权的两个前提条件，目前这两个条件已趋于成熟。

　　需加解释的是，对普京的个人崇拜不可能存在于社会知识阶层中[3]，而是存在于广大的中下阶层中。这一方面与俄罗斯尊重皇权的传统文化(在辽阔而偏僻的欧亚大陆上所形成的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政权对舆论工具的操控等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普京的执政业绩已得到普遍认可，民众对其执政前景寄予希望甚至厚望。

二 新时期政治的特点：“可控的民主”

　　 以这两次选举为标志，俄罗斯的政治混乱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开始进入政治相对平稳发展的新时期。 新时期政治的特点，用俄国人的话说，就是所谓“可控的民主”(управляемаядемократия)。所谓“可控的民主”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一个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在目前阶段这个控制者显然只能是普京。

　　建立“可控的民主”需要加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中央权力。加强中央权力是普京一贯追求的目标。他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建立议会多数、压制反对派、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他上台以来在社会政治领域采取的这些主要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加强中央权力，结束政治纷争，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普京在社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和对外政策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得到广泛支持，从而使“可控的民主”从可能向现实转变。

　　“可控的民主”的实质是政治上相对集权。“相对集权”(即把主要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概念是我们2002年在《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提出的[4]。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没有代之使用“相对极权”或“半极权主义”等概念，是因为“极权”往往带有贬义，而我们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集权”则是应当肯定的。文中，我们否定了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是因为这种极权主义与计划经济的高度中央集权要求相对应，历史证明这已经是行不通的；但我们不否定相对集权，是因为相对集权可以与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或者说与市场经济的一定阶段)相对应。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度里，一方面，多种所有制关系和市场自由交换关系的出现与发展，要求法律的保障和法制的普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极权就会与经济发展相矛盾，作为自然进程，会出现从适度分权最终到各种权力(利益集团)相互制衡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法制的完善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长时期内，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是实现稳定过渡所需要的，否则就会发生政治混乱，制约经济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落后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要想发展经济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5]，此项重任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

　　从民主的本义讲，“可控的民主”无疑是一种倒退。民主要求的是权力制衡，而不承认超越民主之上的不受制约的“超级权力”。但是，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如果说相对集权是必要的，那么“可控的民主”就是符合国情的：一方面，俄罗斯已不可能没有形式上的民主，撤销普选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能重蹈政治混乱、为政治斗争牺牲经济发展的覆辙。因此，建立“可控的民主”或许就是一种最佳选择。

　　既然“可控的民主”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现实选择，它就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证明，在俄罗斯建立真正民主制的条件尚不成熟。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当代的民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法制社会，它以财产私有、所有制的多样性进而利益的多元化为基础。社 会的细胞——公民是权力的本源，公民同时赋予少数精英管理社会的权力，公民(包括由公民组成的企业等自主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用“契约方式”进而法律保障加以明确和规范。因此，没有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基础——财产私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法制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法律最多成为“人治”的附属物，民主制度便无从建立。俄罗斯最初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反其道而行之，它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率先建立了民主制，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严重的混乱。叶利钦时期的教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可控的民主”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是对叶利钦道路的否定。叶利钦以新制度的政治法统建设为目的，其工作重心是摧毁苏维埃制度，确立西方式的民主制，但付出了国力陡降、居民生活恶化的惨痛代价。普京上台时，俄罗斯民族已面临生存危机，他以强国、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改善居民生活为目标，因此力求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从而不可避免地向集权回归，即建立相对集权的“可控的民主”。这种否定再次说明一条规律：民族国家的生存利益高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利益；为了保障这种生存利益，需要建立强大的经济，而发展经济则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内，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还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如像普京所说，改变现在的政府组成机制，由总统和议会多数党商议产生总理人选。俄罗斯还会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以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实现与世界的接轨。而普京将建立和保持自己相对超然的政治地位，同时不失去对全局的掌控。一方面继续推动法制和民主建设，完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保持对民主的可控性，避免政治混乱，将是“可控的民主”的意义所在。

　　现在西方不少人正在揣测俄罗斯是否会恢复苏联式的极权制度。我们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可控的民主”似乎离极权并不遥远，但二者间却有本质的差别。正如上面所谈到的，俄罗斯正处于多种所有制关系和市场自由交换关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阶段，因此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说，它仍处于从适度分权到最终确立真正权力制衡关系的过渡期内，也就是说，“可控的民主”所体现的相对集权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历史终将证明，在俄罗斯从传统的极权主义向真正民主制过渡的长时期内，“可控的民主”的相对集权不过是适度分权的另一种表达，是一必经的发展阶段。 “可控的民主”不是哪个人的个人意志显现，它是民意的选择，因而是符合国情的选择，普京只是顺应了民意和国情。普京的发展道路将因“可控的民主”而打上自己特殊的历史印记。

三 普京的社会改造工作依然艰巨

　　 相对集权，为普京的社会改造工作提供了条件。但是，这不等于普京可以为所欲为，他的活动仍将受到国情的限制。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讲，普京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有4种不利趋势是他必须扭转的：不利趋势之一：经济的原料化趋势。这一问题已喊了多年，但情况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日趋严重。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改造，关系到俄罗斯的长远发展。

　　不利趋势之二：经济的相对封闭发展趋势。尽管俄罗斯想早日加入世贸组织，并实现与欧盟经济的一体化，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阻力都相当大。

　　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模式依旧是相对封闭的，且在一段时间内还有可能延续下去。这一趋势有悖于趋势，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不利趋势之三：社会管理的官僚化趋势。官僚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恒久历史传统，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民主化改造未能触动官僚主义的根基[6]，此次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和“国家主义”的兴起更突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官僚化趋势加重了社会腐败程度，制约着经济和社会发展[7]。

　　不利趋势之四：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趋势。这是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压力。边缘化趋势始于苏联解体，加重于北约东扩和车臣问题的国际化。当前，北约持续东扩、美国加快向独联体渗透、独联体国家分离倾向有所加强的这一边缘化趋势，与俄罗斯重返国际舞台、确保大国地位的努力相抗衡，对其构成严峻挑战。

　　扭转上述趋势的过程意味着对俄罗斯社会的深刻改造。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仍将是普京工作的中心，这是应对国际挑战、确保俄罗斯主权完整和大国地位的根本要求。因此，与第一个任期一样，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内国内政策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普京以往的言论和活动来看，在国内政策方面，他可能采取以下3个重大行动。

　　(一)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造，其要点将是由国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并转用于高技术生产领域

　　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结构问题：出口的原料化[8]导致投资的原料化，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原料化趋势的加重；俄罗斯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能源原材料出口，特别是依赖于石油出口，因此受制于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石油价格的上涨与下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形势的好坏。

　　俄罗斯经济要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实现在10年内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就需要改变这种依赖能源原材料生产和出口单一化局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机器制造业。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目前原料依赖型发展模式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仍能取得较好的发展。如果从单纯经济观点看问题，这一看法似乎有道理，毕竟类似发展模式已经在老的石油输出国(如中东产油国)得到验证，并在新的石油输出国(如哈萨克斯坦)得到进一步的证明。然而，如果从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角度看问题，就可以发现这一立论是很难成立的。俄国人的分析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正进入一个很可能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称霸，没有和平、稳定和法制的时期……在最近10~15年内俄罗斯在全球化条件下有两种 发展可能：第一种是表面上看有利，但却是消极的。也就是说想象一切将按最近3年的方式进行，即国家不会崩溃，也不会出现非一体化，但是不会有明显的改善。这最终会导致俄罗斯被进一步‘边缘化’，使它变成‘大葡萄牙’这样的国家。这样一来，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不可能保障自己对广袤领土的主权。第二种情况就是大大加快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改变经济结构，保障高技术含量产业的优先发展，完成政治、行政和结构改革。”[9]概括地说，有两个基本因素决定了俄罗斯不可能固守原料依赖型发展模式：一是安全因素，没有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经济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国防、“保障对广袤领土的主权”；二是地缘政治因素，没有高质量的经济也不可能吸引独联体国家，保障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俄罗斯领导人赞同原料依赖型发展模式。因此，俄罗斯的发展战略问题不是单纯经济观点所能解释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造是解决速度和质量问题的惟一出路。

　　阻碍结构改造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匮乏。在外国投资增加缓慢的情况下[10]，解决投资问题的主要办法是自我积累。俄罗斯最大的积累源泉应当来自能源工业。由于能源特别是石油工业主要控制在财阀手中，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石油工业的利润不可能自动投向低回报产业，实现积累并转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任务就只能由国家来完成。

　　如何在自然资源的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在油气资源的开采和销售过程中)获取积累，是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按照普京的治国理念，俄罗斯强国的前提是建立“有行为能力的国家”。

　　经过几年努力，普京建立起了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但是，这种权力结构遇到了少数财阀的挑战。由于经济被控制在少数财阀手中，一方面，国家所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少，财政盈余和拍卖国有资产所得主要用于还债和建立必要的国家储备，国家没有更多的投资能力，无力解决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成为财阀手中的“人质”，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财阀的利益能否得到满足。财阀从利益最大化出发，把大量资金挪到国外，而不是用于国内投资。他们从国家手中巧取豪夺了大量资源，却把债务重负推给国家。为了保障既得利益，他们还寻求政治权力，进而同普京政权发生冲突。俄罗斯人认为，普京连任后需要解决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的所有制问题”[11]。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为普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办法，并已实际运用于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惩治尤科斯公司的行动中。

　　普京一贯坚持非国有化方针。由此看来，威胁普京发展道路的是对自然资源的私人垄断，而不是私有制。这一点将决定普京的政策选择：首先，他打击的目标将是垄断自然资源的财阀，而不会是广大的私有者；其次，他即便采取重新国有化或国家接管等措施，仍会对大多数国有资产进行拍卖或二次拍卖，私营经济成分仍将是经济的主体；第三，他将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造，目的是创造自由竞争条件；第四，他将实行倾斜政策，促使资源向高技术产业和机器制造业流动。从利益角度讲，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源在社会集团之间的再分配；第五，他将实行新的社会政策，通过打击富豪的经济犯罪来建立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目前俄国人议论最多的是，普京将采用征收资源税(地租)等办法来解决问题。不论采用何种解决办法，普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扩大国家在资源分成中的比例，以用于其他领域，促进经济结构的改造。

　　普京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在强力部门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财阀公开的反抗很容易被粉碎。风险主要来自国际压力、资金加速外逃、投资环境恶化和经济增速放慢。有人断言，普京将陷入两难处境，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而我们认为，普京退让回旋的余地并不大，理由是：1.他无论如何都需要摆脱经济发展受制于财阀的状况，在这方面如果无所作为，不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意味着坐以待毙；2.只要普京还在台上，惩治尤科斯公司之后所形成的资金外逃之势便难以遏制，这反倒要求采取进取(而非退让)手段解决这一问题。普京的目的既是改造经济结构，也是改善经营环境[12]，投资会随着这种环境改善而增长，投资下降将是暂时的。此外，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前者的国际政策，而非国内政策，国际压力不是不可以化解的。

　　(二)推进“入世”进程，使俄罗斯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普京一直积极推动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进程。他曾提出争取2002年“入世”，后推至2003年底；2003年8月，他出访意大利时又再次提出2004年“入世”的目标。普京的意图，是想通过“入世”进程实现经济制度的变革，创造吸引外资大量进入的条件，带动经济结构的改造和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最终使俄罗斯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但是，“入世”谈判情况并不理想，在与欧美国家的谈判中，双方在能源价格、农产品补贴、服务市场准入等问题上陷入僵持。与此同时，俄罗斯企业反对早日“入世”的呼声十分强烈。俄罗斯有不少人认 为，在目前条件下“入世”会给俄罗斯民族经济带来严重损害。

　　在这个问题上普京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他急切地想“入世”，是因为：在他的发展战略中，“入世”是实现结构改造和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在俄罗斯经济垄断程度高、改革缺乏内在动力助“入世”这个外力推动改革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入世”时间越迟，俄罗斯经济的改造就越落后，经济技术水平就越有可能拉大与世界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目前按照欧美国家提出的条件“入世”，有可能严重削弱俄罗斯企业的竞争力，带来企业大量破产、失业大增、社会动荡的后果。

　　由于在与欧美国家的谈判中，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让步都是不大可能的，现实的选择应当是争取相互让步，达成妥协。因此，谈判的情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即便是相互妥协，它也必然要承受相当大的风险。

　　对普京有利的是，在竞选连任成功、摆脱选举因素的制约后，他将拥有大如一言九鼎的权力，从而更加具备在“入世”问题上做出“政治决断”的条件。从第二任期一开始，普京就有可能加力推动“入世”谈判，并会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适时地做出“政治决断”。

　　惩治财阀的行动，有可能成为促使普京下决心早日“入世”的新政治因素。对外争取“入世”和 对内惩治财阀或可成为相辅相成的经济政治行为。惩治财阀所带来的消极经济影响会通过“入世”而得到弥补。“入世”还将成为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手段，将有效地向世人昭示：国内的变动并不影响俄罗斯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决心，它仍是一个愿意遵守规则和承担义务的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除政治上相对集权和惩治财阀所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

　　(三)推动行政改革，打击官僚腐败

　　整饬吏治、惩治腐败，是普京多年来一再强调的。俄罗斯的行政改革已迫在眉睫，普京连任后将实际推动这一改革。从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提出的 方案看，行政改革的要点将是缩小行政权限、减少审批项目和裁减冗员。这一方案显然缺乏力度，还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程度，更谈不上解决俄罗斯社会管理的官僚化问题。新政府形成后，已将过去30个联邦部减少到17个，显示出行政改革的力度将加大。

　　在行政改革问题上普京将会受制于政治现实。1.如前所述，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既是普京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官僚麇集的党，其主体是执行权力系统的既得利益者。普京的行政改革不可能严重伤及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否则，不仅会失去官僚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政令的畅通。2.由于不存在其他强有力的力量中心，社会无法形成对官僚的有效监督。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除了官僚集团外，普京也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依靠力量，这将限制他的选择。3.由国家强力部门所组成的政治集团是普京另一支依靠力量，与普京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强力集团在本质上仍是官僚集团的一支。由于有滥用权力的传统陋习，他们比行政官僚更可怕。普京的行政改革目标不可能是把俄罗斯变成警察国家。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格列夫指出：行政改革“也许是我们将要进行的最为痛苦的改革之一，因为，众所周知，对自身的改革总是比较复杂的”[13]。

　　因此，普京在行政改革问题上将会谨慎行事，其目标不会着眼于政治，而会着眼于经济，即围绕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行政改革。这一改革将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努力提高管理效率，二是严厉打击官僚腐败。在这两个方向上如能取得突破，俄罗斯的官僚化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

　　上述3个方面的活动是我们根据普京一贯的思维与实践所做的预测。大家知道，俄罗斯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但是，不论普京今后的道路如何走，其基本路数已是可以预料的，这是因为，前面所谈到的4个不利趋势都是他必须努力扭转的。

　　这些趋势是俄罗斯所面临的严重而深刻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普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他将通过“可控的民主”牢牢控制政治大局，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大力推进改革。如果说在第一个任期内普京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稳定、巩固权力和积蓄力量的话，那么，在第二个任期内，他必须要有大的作为，从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层面推进其强国战略。大选前夕普京突然解散卡西亚诺夫政府，提名弗拉德科夫为新总理人选，清楚地表明他已迫不及待。他需要一个更得力的行政班子，全面贯彻其战略意图。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俄〕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无上权力的负担》，载《俄罗斯报》2003年12月11日。

　　[2]有人认为，普京在经济上仍将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我们对普京将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一说同样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执政以来一贯坚持推行的是非国有化政策。因此，普京将推行何种经济政策，仍有待今后实践的证明。

　　[3]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批判传统。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上，人们仍可以经常看到对政府的批评和对普京政策的质疑。

　　[4]详见潘德礼、许志新《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

　　[5]有人认为，对资源的相对集中使用是计划经济而非市场 经济的产物。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或是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的相对集中使用情况都是存在的，这往往表现为对某些领域的发展实行倾斜政策，如国家加大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资力度或给予政策优惠。

　　[6]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领导的社会民主改造的政治后果之一，是以一种新的官僚权力结构代替了苏维埃官僚权力结构。

　　[7]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格尔曼·格列夫说：“现行的联邦中央及地方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的运行。国家行政管理领域并未得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沿袭苏联的垂直行政体系。”见格·格列夫《增长道路上的障碍》，载〔俄〕《议会报》2003年10月1日。

　　[8]2003年，俄罗斯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40%，出口依存度接近30%。在俄罗斯出口中能源原材料占70%~80%。

　　[9]〔俄〕《红星报》2003年3月26日。

　　[10]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002年11月12日发表的俄国家统计委员会投资统计报告，从1992年至2002年9月底外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为193.88亿美元。2003年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这些投资大多投向能源工业，无助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另外，据估计，俄罗斯外流资金至少是流入资金的10倍以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大问题。2003年上半年情况一度好转，净流入资金有46亿美元，但7月份“尤科斯公司事件”爆发后，下半年外流资金又升至130亿美元。

　　[11]〔俄〕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无上权力的负担》，载《俄罗斯报》2003年12月11日。

　　[12]破除财阀垄断的目的之一是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2003年5月16日普京在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说：“垄断成份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却没有表现出高效率。垄断窒息着经济竞争。政府应当更严肃地关注这一现象。这种政策的继续将导致经济停滞。”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格尔曼·格列夫指出：“俄罗斯以原料为主的经济结构造就了一批大型的自上而下有一整套体系的集团公司，凭借着行政和经济能力，它们能够缓慢、但稳操胜券地吞并任何一个有赢利能力的企业。这就导致相关经济部门里的竞争程度不是加强，而是减弱。而俄罗斯反垄断法并未发挥应有的效力。因此，这方面的一项关键任务是，消除对市场的垄断，为每位参与市场的经济主体建立公平的竞争条件。”参见格·格列夫《增长道路上的障碍》，载〔俄〕《议会报》2003年10月1日。

　　[13]格·格列夫：《增长道路上的障碍》，载〔俄〕《议会报》2003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