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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的恢复性转型发展
2020年10月22日 10:55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9期 作者:师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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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双重叠加的转型,既要实现冲击后的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也要推动经济现代化转型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经济的冲击效应主要有三类:数量效应、结构效应和非理性预期效应;整体而言疫情冲击是暂时性的,但在对外开放领域却会有长期影响。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的恢复性转型发展需要把握增长动能转换、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提升的机遇;克服经济逆全球化以及传统的集聚经济和治理模式对完善城市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挑战;选择强化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双重叠加转型;恢复性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西部沿线省区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绩效评价”(19JJD790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多维互动机制研究”(17XJA790004);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扩大消费、释放内需潜力问题研究”(2020ZDWT13)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峻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造成的损失高达12万亿美元。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和市场的集聚地,遭受的扰动尤为强烈,疫情风险使城市传统的发展和扩张模式日益脆弱和不可持续。

  中国以人口衡量的城市化率已逾60%,近年来中小城市快速崛起,中心城市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半径持续放大,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等特大型城市群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进入成熟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80%,城市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决定性力量。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引领作用,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的恢复性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一 疫情对城市经济发展冲击效应的理论分析

  城市发展的核心是通过人口和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借助集聚经济和共享效应,在拓展本地市场范围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人口和要素的流动性,企业和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行为被同时阻断,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恐慌行为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医疗防疫体系,城市运行遭受严重冲击。疫情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冲击效应主要为三类:数量效应、结构效应和非理性预期效应。

  (一)冲击的数量效应

  疫情冲击给城市经济发展造成了系统性风险。无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需求,还是城市的短期总供给,都会在数量层面受到疫情的逆向冲击。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疫情冲击属于短期冲击,防控效果不断巩固,城市经济发展将收敛于平稳,但全球疫情导致的外部风险具有不可预期性。

  第一,从消费需求来看,疫情加大了企业复工复产的不确定性,城镇失业率相对较高,城市居民的绝对收入下滑,引致消费需求降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2月疫情影响最严重时期达6.2%(为简化分析起见,后文中年份无特别说明均指2020年),复工复产使4月失业率略降至6%, 5月失业率在“六保六稳”政策作用下又进一步降至5.9%。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3.9%。在失业率攀升和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叠加效应作用下,城市消费需求大幅衰减,第一季度城镇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增长-13.5%。动态比较来看,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已由3月的-15.9%上升至5月的-2.8%,说明疫情对城市消费的负面冲击暂时趋缓。

  第二,在投资需求方面,由于生产要素与原材料流动的限制,城市投资受疫情冲击较为严峻。第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率为-16.1%,下滑幅度超过消费需求。疫情对投资的冲击也趋于收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率由2月的-24.5%上升至5月的-6.3%,投资需求逐渐复苏。

  第三,政府购买层面,由于财政预算制度的刚性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受疫情冲击较小。2—4月份不含债务还本的国家财政支出累计增长-2.9%、-5.7%和-2.7%。

  第四,就进出口需求而言,疫情诱发的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国家间防疫政策和态度不一致,造成对外贸易领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2—4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1%、-4%和-5.1%,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5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3%,4—5月进出口负增长反弹间接反映疫情的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大。

  第五,短期供给层面,疫情在传导机制上通过价格冲击和要素供给冲击,使城市短期总供给趋于下降。以工业为例,2月以来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双双下探,但出厂价格指数走低较为明显,5月两者相差1.5个百分点,导致工业行业供给下滑。2—5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分别为-13.5%、-8.4%、-4.9%和-2.8%,如果疫情防控效果持续向好,其对城市短期供给冲击应是暂时性的。

  (二)冲击的结构效应

  城市异质性部门和经济主体的约束条件具有差异性,受疫情负面冲击的程度有所区别,造成了冲击的结构效应。疫情对城市经济冲击的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投资结构以及进出口结构等维度。

  1.产业结构效应。疫情初期由于价格冲击和原材料短缺的叠加效应,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三产业受负面冲击更为明显,第一季度第二产业同比增长率为-9.5%、第三产业则为-5.2%。从具体行业来看,疫情对住宿和餐饮业的影响最为严重,一季度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达-35.3%;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分别是-17.8%、-17.5%和-14%。房地产受冲击相对较小,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也更具有长期性,2—5月行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5.7%、-10.2%、-5.4%和-2.8%。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疫情中却逆市上扬,行业增加值同比上涨6%和13.2%。近年来,银行机构数字化升级力度加大,手机银行等业务使金融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小;疫情会影响个体情绪、降低风险偏好,从而提升居民的健康意识,增进了健康保险需求;证券行业较早实现了在线交易,受疫情冲击较小。疫情期间在线消费、娱乐以及会议和办公的频次大幅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消费环境提升和商业需求被充分激发,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所有制结构。2—4月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分别为-20.2%、-11.3%和-5.6%,相对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分别为-7.9%、-6%和-4.2%。2—5月城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的下滑速度均超过了平均水平,分别为-26.4%、-18.8%、-13.3%和-9.6%。然而5月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升至-1.4%,已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3%。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条件有差异性,国有经济一方面大多处于垄断性行业,另一方面有政府兜底使其融资约束相对较低;非国有经济所在行业竞争性较强,面临的融资约束较高。因此疫情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冲击更为严峻;但是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更强,经营策略更为灵活,对疫情的反应更敏锐,疫情中后期对其影响将逐渐减弱。

  3.投资结构效应。相较于消费行为而言,投资行为对市场和冲击的反应更为敏锐,对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也更为理性。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扩建固定资产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固定资产投资和改建固定资产投资受疫情冲击最为明显,2月累计增长率为-36%、-32.9%和-31.6%,5月则分别升至-15.9%、-17.7%和-11.6%。新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率由2月的-26.4%迅速升至5月的-6.5%,反映出各级政府更为重视新建投资,而扩建和改建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下降,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依然有“铺摊子”“占地盘”的粗放发展思路作祟。此外,设备工器具投资下滑严重,说明各级地方政府相对忽视了技术改造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1—5月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3.8%,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2.5%,政府对民生和环保的关注度并未受疫情影响。

  4.进出口结构效应。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是系统性风险,欧美政府对疫情反应相对迟滞,各国的疫情峰值彼此错落,加剧了国际经贸领域的不确定性。从我国疫情以来的进出口结构看,出口面临的负面冲击较小,2—5月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7.2%、-6.6%、3.5%和-3.3%;进口同比增长率持续下滑,分别为-4%、-1%、-14.2%和-16.7%。我国防疫物资对出口的带动较大,抵消了疫情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但5月防疫物资出口有所下降导致出口负增长。防疫物资出口强将会带来结构分化效应,能够有效提振制造业及相关行业就业的发展信心。海外供应能力大幅下降和原油等商品价格下滑,导致我国进口增长率持续走低,反映出发达国家的复工复产率相对较低,以邻为壑的逆全球化风险会加剧

  (三)冲击的非理性预期效应

  理性预期是指公众在有效利用一切信息的基础上,对经济活动作出不会犯系统性错误的预期。然而疫情等突发事件的产生,在短期内公众无法了解到准确、全面的信息,并且掌握疫情等突发性事件相关专业知识的门槛相对较高,面对快速传播的危机,公众易于产生不信任和怀疑的心态。此外,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背景下信息扩散速度呈几何级数递增,公众难以甄别多源复杂信息的真伪性,产生非理性预期行为在所难免,各类社会资源配置也会被扭曲。

  由信息不完全和恐慌情绪会导致“羊群行为”。疫情的暴发和快速、大面积扩散加之信息不完全会诱发公众的恐慌行为,甚至会出现谣言的传播,造成非理性的相互模仿、传染的“羊群行为”,影响防疫物资及其他资源的合理配置。“羊群行为”可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类,有意“羊群行为”是先行者的选择会影响后行者的收益结构和信息环境时出现的从众行为,如疫情期间的屯粮行为;无意“羊群行为”是公众面对相同问题和信息时采取相似的选择,如抢购防疫物资和药材的行为。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和“羊群行为”具有相互强化的效应,易于引发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导致统一部署的防疫措施被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受到冲击,最终损害社会稳定和社会信任关系。

  二 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城市发展的动能亟须升级、资源配置方式有待优化、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需要提高等问题,为后疫情时代政府、企业和市民能够聚焦城市短板、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然而疫情不仅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而且改变了城市发展环境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城市恢复性发展也将遇到挑战。

  (一)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机遇

  1.加速增长动能转换。全球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以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为中心的贸易城市、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城市和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创新城市。目前,我国城市的发展大多处于工业城市的发展阶段,增长动能体现为通过招商引资带来要素投入扩张和集聚,进而以规模经济、降低运行成本,驱动城市经济中高速增长。与工业城市相伴生的是城市蔓延,数量型扩张衍生了城市治理成本不断攀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漠、教育和医疗公共投入的非均衡性等大城市病。经济正常运行阶段,增长动能相对落后的问题并不突出。然而疫情暴发使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流动性被阻断,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被割裂,在短期内冲击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放大了城市传统增长动能滞后的缺陷。而代表城市先进生产力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经过数字化技术改造的金融业却逆势增长,这使城市需要加速转化增长动能达成普遍共识,为城市经济恢复性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发展铺垫了基础。加速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推动工业城市向创新城市的转变,激发各类主体的研发投入,发展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化城市经济体系,以数据为中心衔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创新提升城市应对冲击的自我恢复能力。

  2.优化资源配置方式。1994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然而我国市场体系尚未健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导致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前文分析显示,由于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民营经济在疫情前期受到更为严峻的逆向冲击,然而其对市场的反应比国有经济更为敏锐,在疫情中后期民营经济的恢复性发展更为显著。疫情的暴发凸显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促使地方政府着力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形壁垒,营造民营经济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促进城市微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政府有效治理对于我国在短期内控制疫情扩散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也暴露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不足、基层治理体系负担较重以及数字化治理手段仍有提升空间等问题。通过疫情的考验,会使地方政府加大管理和服务的创新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市场监管效率、防范风险,充分共享城市大数据以缓解城市治理的重复性工作强度,做好市场失灵时的政府补位。

  3.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已建立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保证了中国经济面对各类压力具备足够的韧性。然而疫情冲击也显现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仍有改进余地。新冠肺炎疫情使制造业供应链中部分环节停摆,诱发“长鞭效应”,传导至供应链上游企业的需求波动会强于下游企业,需求信号向供应链上游持续传递,内在牵引力量将持续强化冲击波,导致制造业会遭受长期影响。而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我国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攀升的关键环节,“长鞭效应”的出现预示着,后疫情时代政府和企业必须强化自主创新,以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目前全球经济的产业内分工已高度发达,但疫情暴发一方面在短期内阻隔了国际贸易,跨国产业内合作被抑制;另一方面疫情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部分环节停摆导致全产业链瘫痪。正常状态下产业链的薄弱环节辨识度不高,疫情的压力测试使其显性化,从而在后疫情时代,企业和政府能够瞄准产业链关键薄弱环节,以最低成本补短板,保障产业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

  (二)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挑战

  1.应对经济逆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结果,通过在尽可能大的市场范围配置资源,促进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全球的充分外溢,也显著提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效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各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医疗防疫物资紧缺、产业链中断、经济负增长、政府债务负担加剧。后疫情时代,为了保障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优先”等政策的实施会强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导致经济逆全球化。由于对外开放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研发创新对外依赖度依然较高,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从国外吸收和引进技术的门槛将会大幅提升,跨国学术交流、科技研讨的数量会显著下降,科研人员的跨国流动也会受到严格限制,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将会提高。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也将受到抑制,一方面,虽然在短期防疫物资带动了出口贸易,但长期来看各国的产业竞争加剧、贸易壁垒上升,我国出口贸易下滑,并且战略性资源和先进的机器设备进口会被限制,导致全球贸易混乱;另一方面,无论是吸收外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都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国际资本的流动性降低。此外,围绕战略性行业技术的国际标准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我国高新技术行业的领头羊企业受到国际政治打压的风险会加剧。经济逆全球化的挑战,将会加大城市技术创新的难度,影响城市产业优化升级,阻碍城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2.城市集聚经济面临的挑战。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和市场的聚集体,各类经济主体通过集聚能够共享中间品、形成规模经济的自我强化效应、分享劳动力储备、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匹配性以及促进知识溢出,为城市形态的演进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城市集聚表现为劳动力等物理性生产要素在空间集中,以共享中间品、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储备为主发挥集聚经济的效应。而集聚经济的高级形态是借助数据和信息流的汇集,释放技能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来促进城市发展。城市过度依赖物理要素的集聚,间接地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提供了传播媒介,因此受到的逆向冲击远远强于人口分布相对疏松的农村地区。在后疫情时代,产业和企业在城市开发区聚集的形态不会发生变化,然而疫情改变了居民的风险偏好,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呈分散化发展特征。可以预计,疫情后政府会加大对卫生环境较差、人口集中度较高区域的改造力度,传统集聚区的人口密度下降,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用工成本随之上升。城市逐渐由向“上”发展,转变为向“外围”发展,多中心化的城市蔓延将弱化传统聚集经济分享劳动力储备的优势。后疫情时代,城市传统聚集经济的形态特征、运营机制和土地利用模式都面临巨大挑战,发展以释放知识外溢效应为核心的现代化聚集经济模式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3.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后疫情时代,人口空间分布的分散化演变使得城市传统的治理模式对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成挑战。一是城市现有的纵向、垂直化、“金字塔型”治理结构适用于单中心规模较小的城市,城市蔓延以及预防应对突发事件都会加大基层治理的成本和工作强度。后疫情时代,提升治理效率将是建立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核心任务。二是城市的空间不断延展以及网络化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围绕单中心的投资布局模式会面临挑战。后疫情时代,城府投资决策中就短期提振经济和长期优化城市结构的权衡将更加频繁,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中展现政绩的“形象工程”应被杜绝,而基于长期发展的网络化、实用性和便捷性的基础设施体系需要更多重视。三是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和结构需要优化。我国城市教育和医疗资源大多配置在传统中心区域,后疫情时代城市的多中心化和人口的分散化对已有的公共资源配置形成了挑战,城区间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分布的重要性将会与日俱增。疫情后对远程医疗和教育的需求和供给都会大幅度提升,但围绕相关公共服务质量保障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面临重大挑战。

  三 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不仅有短期影响,而且在长期改变了城市发展环境和各类主体的认知模式和行为选择,疫情也暴露出经济逆全球化以及传统的聚集经济和治理模式对城市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挑战。因此,应对疫情引发的冲击和潜藏的风险,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是双重叠加的转型路径,既要实现冲击后的经济恢复转型发展,减缓疫情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又要推动经济现代化转型发展,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路径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创新驱动是推进现代化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内容,也是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恢复性发展的首要环节,可以为城市发展注入高质量的增长动能。然而目前地方政府却忽视设备工器具投资为核心的技术改造,创新驱动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强化,也要有针对性地完善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创新型城市是依靠科技、知识、人力资本和文化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城市,通过知识外溢以及创新要素的流动能够对临近区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我国于2008年实施创新城市试点,深圳成为首个试点城市,目前全国已有78个市、区入围。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但政策实施效果却具有区域差异性,创新型城市建设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1.优化城市创新制度和法律环境,激发各类主体创新积极性。研发具有不确定性,需要不断优化城市创新制度环境,降低各类研发风险和制度性成本。政府应构建积极宽松的创新文化氛围,降低研发创新的进入门槛,推动研发领域的自由竞争,提升研发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预防潜在的侵权行为,简化维权流程、提升维权效率,切实保护和激励创新研发活动。

  2.优化公共服务投入,大力储备高质量的创新要素。城市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投入直接关系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积累,对于吸引人才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创新型城市需要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优化城市人才生态,提高人才促进城市经济恢复性发展的强度和持久性。

  3.打造创新要素信息平台。大多数城市创新要素的供需处于非平衡状态,而高知识储备、高技术、高技能的创新人才信息存在严重非对称性。创新型城市需要借助产业互联网,打造跨城市、跨行业的创新要素信息平台,优化各城市创新要素的供需匹配度,最终以创新要素为载体,提升其流动性,促进知识外溢,改进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释放创新驱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

  (二)提升城市产业基础能力

  产业基础能力是对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刻画,提高产业基础能力是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程度由产业链和创新链发展水平共同决定。产业链是在产业间的内在关联作用下,由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构成的关系形态;创新链则基于市场导向,以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为目标,连接不同创新主体所形成的结构化功能链接模式。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融合发展,可以增强城市产业基础能力。

  1.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科技创新与城市产业资本融合发展。围绕产业发展和演进的方向,引导创新资源流向产业链的战略性关键环节,助力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瞄准产业链的短板,以创新为抓手提升其产品竞争力和发展稳定性,增强城市产业发展的韧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全产业链升级为目标,增强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性研发投入。以创新推动全产业链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演化升级,提升产业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充分释放创新在全产业链的外溢效应,推进上下游产业在后疫情时代协同恢复性发展。

  2.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提升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在宏观层面构建政产学研融合发展机制,政府部门牵头搭建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信息交流平台,抑制信息非对称造成的创新领域的逆向选择,促进高端技术创新向产业化成果的转换。在中观层面优化创新补贴政策,降低创新成果应用和推广的成本。在微观层面探索创新型企业孵化机制,以恰当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设计,协助科技企业在初创期稳健成长,提升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成功率。

  (三)加大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持续释放投资乘数效应,而且内嵌技术进步效应也能够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内生增长。在微观机制上,数字基础设施会弱化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扰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较好的企业,其股票收益率对疫情冲击的反应更为稳定。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需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力度,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切入点,优化城市发展环境质量。

  1.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动混合型和专用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城市海量多源异构数据与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融合,促进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软硬件支持。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着力发展城市平台经济,加强产业互联网建设,完善新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交易规则,推动城市各类资源的线上和线下一体化交易平台的发展,在后疫情时代释放新的城市规模经济效应。推进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融合,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追溯突发事件源头,创建高效能的信息平台,预防外部冲击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大数据的共享机制,驱动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变革,减轻城市基层治理的负担。

  2.加速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城市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加装智能化、数字化组件,改造成混合型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提升基础设施本身以及周边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为传统基础设施扩域增量。如对电网、市政水管、城市交通、停车场安装智能传感器,并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云技术深度融合,开发智能电网、智能市政网络和智慧交通体系,科学、合理地配置交通、能源动力和城市空间等各类资源。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还会提升城市社区的便利性、安全性以及生态环境的和谐性,优化城市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城市经济的恢复性发展要充分开发本地市场潜能,同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发展格局。

  1.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充分开发本地市场潜能。打破各类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以自由竞争和扩大分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要素配置的直接干预,清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劳动力要素的收入份额,增进人民福祉,激发国内市场需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制度基础,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完善和落实公平竞争政策,有效预防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国内市场做强奠定制度基础。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激发内需能够吸引国外资本和产业的持续流入,做强国内企业的产品、技术和运营模式也能促进企业走出去,内循环为外循环添薪续力。

  2.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促进技术、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创新要素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由流动、充分融合,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协同转型,拓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市场潜能。二是以外循环为内循环拓展空间,着力形成新时代东中西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西部地区依托地理优势打造多层次对外开放增长极,西南和西北联合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东部地区凭借技术和市场优势,率先推动全球产业价值链升级,提升外贸质量;在全球经济格局向境内开放转型中,中部主动联通东西,推进东中西互动协同开放。三是加快推动“一带一路”软联通。形成与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体系相衔接的国内市场、规则和标准制度,营造公平、公正的内外资竞争环境,为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政策保障,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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