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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西部怎样实现跨越赶超?
2019年03月21日 08:46 来源:四川日报 作者:胡彦殊 王付永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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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如何统筹解决产业体系不优、市场机制不活、协调发展不足、开放程度不深等问题?如何系统谋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实施路径和工作机制?解答好这些问题,既需要全省上下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也需要打开眼界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国内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进经验。本报即日起推出《问计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每期邀请一位权威专家学者,就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度对话,提出对策建议,供读者参考。

  今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周年。20年来,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取得长足发展,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地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四川如何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怎样在开放条件下实现跨越赶超?

  近日,我们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采访了周其仁教授。周其仁以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闻名,他对四川高质量发展追赶跨越提出的四条建议,直截了当不高深。周其仁直言,自己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对,对的部分也不一定都被接受,不过“有这样一种声音存在”,或许可以帮人们从多种角度来思考。记者 胡彦殊 王付永

  建议一

  准确度量“差距”

  ●所谓地区之间均衡发展,不是指总量均衡,那永远做不到,但可以做到人均经济总量趋于均衡

  ●只有拿人均GDP,甚至人均GNP来量,才能准确度量出开放条件下你这个地方较其他地方的差距

  ●经济活动不是按行政级别配置,非要“拧”着来,发展的焦虑就挥之不去

  记者:从去年全国各地的“成绩单”看,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是在拉大还是缩小?

  周其仁:东西部发展客观上存在差距。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来恰当地衡量这个差距。现在舆论还习惯以行政区划为界,在行政权力范围之间比较经济总量。这难免发生偏差。因为各个地方国土面积不同,人口数量不同,生态和资源条件也不同。

  如果更多考虑“单产”,如人均经济量或每平方公里经济量,可能好一点。提高单产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让“分子”做大,一个是让“分母”减小。对于西部地区,减分母值得引起更多注意。譬如很多人口到东部打工,减少了常住人口分母,人均经济量就提升了。再譬如减少国土开发范围,让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每平方公里开发土地的单产也会上升。

  更要注意的是区域发展在要素流动中实现,其中人是最活跃的,“人往高处走”,向更多更高收入机会的地方迁移。如果我们不只是紧盯着GDP,即行政范围内生产总值,而是看看GNP,即一个地方人民包括流动到其他地方去的人所创造的经济总量,那各地比赛的成绩或有所不同。像四川人跑得满天下都是,单单把全球川菜馆净收入计入四川的贡献,就不简单。

  所以,所谓均衡发展,并不意味着要实现任何地方总产出差不多。从发达经济的实践来看,地区之间总量均衡,怕是永远做不到。但可以争取地区间人均经济量的接近。像日本的大东京地区约4000万人,经济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北海道怎么比?只能比人均所得,那可以比较接近,原因是北海道很多劳动力去了东京,当地“分母”减少,单产就上去啦。

  记者:应该在流动中考虑区域间差距的问题。

  周其仁:是的。“分子”“分母”要同时做文章。考虑单产,或者再彻底一点,考虑包括外流人口的经济贡献,才能比较准确地度量出开放条件下一个地方跟其它地方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区域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可能很大,但只要人均收入靠近,我们就应该承认差距在缩小。

  国家“十三五”规划就提出功能分区问题。不同区域生态和资源条件不同,发展经济的重点也不一样。可是看看舆论上先声夺人的排行榜,不管别人多大的地儿,多少人口,也不管承担什么样的生态修复责任,更不管历史上做出过的贡献,直接比行政范围内的经济总量。这样比来比去,没有益处。地方政府也要有定力,就是不跟着舆论跑,排在前头不见得一定光荣,排在后头也不一定丢人。浙江省提出以亩产论英雄,是个匡正时弊的好办法。温州人早就讲,他们有三个温州经济,本地是一个,中国其它地方的温州人经济构成一个,还有国外的温州人经济又构成一个。这是开放的思维。

  记者:四川刚刚出台了新的县域经济考核办法。对183个县划分为城市主城区、重点开发区县、农产品主产区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四大类别分类考核。

  周其仁:县与县是不一样的。经济活动不是按行政级别配置,要按市场效率配置。分类考核,就是照应到这些区分。县委书记县长就不会“拧”,GDP焦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脱。在今天这个开放的环境下,怎么可以关起门来想事情?连最简单的产品,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行政区划内解决全部产供销问题。分类就是开放、流动的现实在思维上的体现。有的地方重点就是把生态修复好,有的地方就是让居住条件改善,有的地方则要把“分子”做得更大,帮其他地方“背”一点增长压力。千万别一听差距大,就急火攻心,眉毛胡子一把抓。

  建议二

  有效服务“流动”

  ●开放绝不只是中国对全球开放,国内的各个省市区之间,各个市县之间都应该是一个开放状态

  ●政府要服务人服务企业,最应该的就是服务他们“流动”,只有好好送“客”,才能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客”来

  ●四川在农民工这个数量巨大的流动群体上花大力气是对的,有条件的回来,没有条件的,帮助他们更好在外发展

  记者:“分子”“分母”同时做文章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但具体到某一个地方,官员可能会比较“纠结”——靠减少“分母”来实现追赶跨越,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周其仁:现在大家对开放发展都有共识了,但这个开放绝不只是中国对全球开放,国内的各个省市区之间,各个市县之间都应该是一个开放状态。这是我们发展现代经济的前提,改革开放40年了,不能再画地为牢想问题了。与劳动力外出相比,我想地方政府更“纠结”的是项目、资金等流出去。大家习惯以行政区划为限,招商引资,光想着把其他地方的项目吸引到自己管辖的地方来,至于哪些项目放在哪里最合适,考虑得较少。

  记者: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越来越有全球“视野”,但是不见得会有全球“胸怀”,毕竟先得管好自己要负责的一亩三分地。

  周其仁:关键要清醒认识并接受“流动”。我们一些地方,拉来项目和企业,挺高兴,一听说本地企业要搬出去,就很不开心。这是人之常情。问题是项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会选择最优条件。市场是在流动中配置资源的,财富是在流动中产生的,人们必须接受这种流动,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硬要用行政权力拉项目、留项目,往往事与愿违。

  政府要服务人服务企业,最应该就是服务“流动”。什么叫产业转移?它为什么会转移?它转移到我这里就永远不再转移了吗?没这个事儿,该走还得继续走,谁也挡不住,我们只能思考研究这个走了,下个来的是什么?一定要在动态当中想问题。政府把营商环境搞好,尽可能增加吸引力,增加对本地优秀企业的黏性。至于企业来不来,来了走不走,本地企业是不是到外地发展,不完全是一个地方的行政权力可以定的。市场主体要流动,我们不能用一个固定不流动的框架去提供“服务”。你不让厉害的企业到更让他厉害的地方去,以后谁也不敢到你这来。反过来讲,为企业流动提供服务,让他在合适的时间流动到合适的地方,那才是服务到点子上了。现在好多好公司要在全球作战,政府服务包括为企业流动服务,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就能在流动中抓住追赶跨越的机会。

  服务人也是一样。四川是农民工输出大省,政府服务在这方面过去做过大量有效工作。回乡有更好机会,当然可以回乡创业。但也要顾及机会成本,就是由此放弃的在其他地方继续发展下去,是不是代价更高?现代经济是个集聚经济,各种要素凑在最适合的地方积聚,越聚越大、越聚越强,也带来更多的长远机会。实践证明四川农民工对珠三角、对全国经济贡献巨大。几十年过去了,有条件的回来,但按照中央要求让农民工在当地融入城市,更为重要,因为更符合经济趋势和具有更远大前景。不回来对家乡也可以做贡献。马化腾是海南人,他离开海南在外求学发展,做出一个腾讯,再对家乡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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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彦殊 王付永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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