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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古驿道 灿若星辰的千年人文大道
2020年07月17日 16:45 来源:四川日报 作者:李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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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茅盾、马识途……文人们从这条路出川北上或前往江浙,巴文化与蜀文化在这条路上水乳交融——

  7月雨后的重庆,氤氲在夏季炎热的水汽中,沿着渝中区通远门7米多高的古城墙走,脚下是青灰色的石板路,棱角已经被时光打磨得圆润光滑。通远门是古时重庆“最后一道防线”,是军事要地,也是成渝古驿道上的点位之一。

  在通远门西南方向不远处,是山城巷,旧时叫天灯街。整条街依山而建,沿崖而上,夜晚灯笼沿着山路点亮,远远望去像一条“星路”延至天际。在天灯街的尽头,墙上刻着郭沫若诗歌《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在这条成渝古驿道周围,散落了不少像郭沫若一样的“人文繁星”,他们为厚重的古驿道,增添了不少柔光。

  □记者 李婷

  交融与碰撞

  千年古驿道上

  流淌着“巴蜀人文基因”

  要问古驿道有多发达,一颗荔枝就能回答。历史镜头拉回到唐代的长安城(今西安),绵亘25公里的秦岭支脉骊山,远望宛如一匹苍黛色的骏马,迎风而动的葱茏树木如飒飒鬃毛。唐玄宗的宫殿楼宇矗立掩映其间,大门紧闭。忽而一道道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哒哒的马蹄声夺门而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诗人杜牧的千古名句,揭晓了这个场景下令人错愕的结局。“一骑红尘,就生动地证明了古驿道制度的发展,大概3至5天就能送达。”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解释。

  杨贵妃爱吃荔枝,但荔枝为南方(今重庆涪陵、两广岭南等地)水果,要运送至西安,并保证颗颗新鲜入口,在当时需要三十里一驿的马儿专门接力相送,劳民伤财。不过与此同时,与长安连接的成都驿站也得到发展。比如锦官驿,到明代已成为成都最繁华的驿站,商铺、酒楼、茶肆、旅店林立,官员、商人、手艺人、役人汇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文人也开始“串起门”来,行走的足迹化作诗篇。成都唐代才女薛涛,游历了简州、渝州、夔州,著有《江月楼》《西岩》《谒巫山庙》等山水纪。李白从乐山清溪出发,逐水路而下,为远方的亲友写下“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千古名句。杜甫结束在成都草堂的宁静生活后,前往重庆夔州暂住为官,从诗词轨迹推测来看是“水陆兼备”,既走了水路,也可能走了古驿道。苏东坡晚年与欧阳修之子欧阳叔弼的唱和中,被龙泉驿长松寺的景色所打动,愿意在其中求得一份高洁淡泊,挥毫:“梦中化为鹤,飞入长松寺。”在当时,有“天下诗人皆入蜀”的说法,而不少诗人出川北上或前往江浙,也要经过重庆。同一文化的滋养下,巴文化与蜀文化不断水乳交融,流淌着丰富的“巴蜀人文基因”。

  “虽然成渝古驿道上,个别核心驿站发展较早,但整个驿道系统完整地兴起、繁荣是在明清时期。”西南大学教授、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说道。明清以来重庆开埠,经济政治地位显著提升,成为一颗与成都媲美的“双子星”,冉冉升起,双方的交流更为频繁,形成了完整的商业贸易网络,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环境。

  主流与多元

  明清“成渝高速路”上

  有“公益广告”

  在明清时期,古驿道本身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56岁的钟守维,是重庆高新区走马镇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干部。从小在走马镇长大的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记得自己8岁左右,还和家人走成渝古驿道去卖东西。

  跟着钟守维行走在1000多米长的走马镇慈云村古驿道边,2米多宽的石板路如今已重新修复,变成老百姓的健身步道。石板路被沿途掉落的竹叶遮盖了一部分,有的石板已经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有的石板中间微微凹陷,呈现出半圆形,偶尔还有青蛙跳来跳去。钟守维拿出一块自己收藏,已生锈脱落的马蹄铁说:“这就是当时古驿道上负重的马儿留下的。”

  慈云村古驿道边立着三块石碑,当地人叫“三道碑”,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左边一块是刻有“圣旨”二字的“孝德碑”,为走马镇人蒲氏而立。相传18岁的蒲氏为丈夫守寡终身,还为公婆养老送终;右边一块刻有“宽正严平”四字。相传当时这条古驿道上非常繁华,商旅络绎不绝,这也给了“棒老二”(重庆方言:盗贼)可乘之机。由于当地官员惩治盗贼得力,宽严相济,因此大家为他立碑;中间一块碑,刻有17位立碑出资人的姓名。“这些古道的碑文,就像是如今‘成渝高速路’上的公益广告牌,树立在当时人流量大的地方,供人观赏。”钟守维说。

  与之类似,像重庆来凤驿的“何氏百岁坊”、白市驿的“周氏坊”,四川内江隆桥驿的“石牌坊”,这些碑文和牌坊,侧面见证着当时社会提倡的主流文化。

  驿站兴起之处,走走停停皆为文化。比如客人在茶馆客栈歇脚,常在茶馆摆起龙门阵,交流旅途见闻和故事。走马镇的民间故事,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内江白市驿,也是当时驿道上流动的“川剧文化之乡”,设有万年台等表演场地,为夜宿驿站的客人提供“文化服务”。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涌入,当时成渝古驿道也成为一条文化交融的大动脉。

  驿道文化也吸引了外国探险者。1877年7月,英国传教士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从重庆西大门出发,沿着白市驿、来凤驿、璧山、永川、荣昌的成渝古驿道“东大路”前往成都,出发前他特地选择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满怀期待地开始了这趟探索之旅,并写下著作《华西旅行考察记》。

  此外,不少墨宝也与明清成渝古驿道的发展有关。明代诗人杨慎曾被贬巴蜀一带,在璧山马桥坊留下诗歌:“无奈旅怀多,村酤引睡魔。醒醒不成寐,枫叶助吟哦。”记录了一段疲惫又苦闷的公务生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本可提前一日到达杜甫草堂,但为了表示尊敬,他特地在成渝古驿道的龙泉驿停留了一天,才在人日当天前往草堂,并写下脍炙人口的名对“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

  颠沛与流浪

  郭沫若、沙汀、冰心等

  “群星云集”

  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曾多次往返成渝,是成渝古驿道最鲜活的见证者之一。

  辛亥革命前夕,他曾“坐滑竿”往返两地,在《沫若文集·初出夔门》记下:“因此就在到了重庆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五哥同时起身,他往泸州,我和一位同考上军医的姓胡的人由东大路同返成都。当时的东大路是要经过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等地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鸡公车、肩舆和溜溜马。回到成都要费十天工夫。”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陪都”,一时间,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进步文人纷纷汇集于此。郭沫若于1938年12月来到重庆,在沙坪坝住了6年半,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戏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6部历史剧和大量文学作品,带领着流亡的孩子们组成“孩子剧团”进行街头路演,让当时的抗战宣传高潮迭起。不过有意思的是,乐山出生的郭沫若,和大多数刚到重庆的人一样,不喜欢这里崎岖不平爬坡上坎的山路,不喜欢“雾重庆”半年见不到一次太阳,不喜欢夏天这里像“火热地狱”。但是在离开时,这种不喜欢却变成了一种“留恋”——他留恋坚强勤劳的重庆老百姓,能把一簇山陵铲成了一座相当近代化的都市,他留恋雾中看看四面的江山胜景,他留恋着和天气一样火热的“重庆性格”——反市侩,热诚。这些感触都被写进了他的随笔《重庆值得留恋》中。

  1934年,被称为“西南第一路”的成渝马路(后改名叫成渝公路)全线通车,路途中不少关键节点,均取自成渝古驿道“东大路”,此时成渝古驿道的职能慢慢被公路取代。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放梳理发现,1944年,沙汀作为地下党员去重庆学习,他在《睢水十年》中详细地介绍了成都西部的农村故事和在重庆工作的部分经历。“那时作家沙汀坐的汽车还是点炭火的老柴油车,来成都要开 3天,路上翻山越岭,车子还随时可能抛锚。”

  成渝古驿道的“东小路”,如今经过歌乐山三百梯。当时也汇聚了大量的躲避战乱的文人政要。冰心把歌乐山的清幽住处称作“潜庐”,重庆沙坪坝区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廖庆渝,从小在歌乐山下长大,对这里感情很深。他听长辈们说,冰心居住在歌乐山时,梁实秋、老舍、臧克家等都曾去拜访过。她收录进语文教材的《小桔灯》,就是以歌乐山的故事为背景创作的。

  见证与传承

  马识途见证古驿道

  当代诗人群接力“新诗路”

  成都和重庆这两座城,也是不少文人作家的温柔乡。“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我是重庆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性格,果敢和承担,都来源于我的家乡……行政区划可以把天空分开,把土地划割,把流水截断,但是文学不会因为行政区划而分开。”居住在成都的文坛巨匠马识途,今年106岁了,也算得上是成渝古驿道一个多世纪的见证者。

  上世纪90年代,他曾专程前往重庆,参加重庆市作协的首届换届大会,表达了自己浓浓的川渝情。而像《夜谭十记》《清江壮歌》等马识途经典作品中,不少故事原型都来源于重庆。他在《夜谭十记·沉河记》中幽默地写道:“你们前面摆的都是重庆这种大码头的龙门阵,至少也是县衙门的龙门阵,现在轮到我来摆了,我是个乡巴佬,只能摆一点乡坝头的龙门阵。”

  重庆黄桷垭出生的作家三毛,曾把人生最后一段时光交给了成都。虽然三毛去过撒哈拉沙漠,走过“万水千山”,但她回到四川依然能说着巴蜀乡音,走街串巷,与老百姓聊天了解民俗,留下了珍贵的相片。三毛曾描述成都:“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成都人相当的温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好,比如走在路上迷路啊,吃东西啊,大家都很照顾,不仅仅是对我,对外地人也是如此,不排外。”这种温暖也在琼瑶身上能够找到。出生于成都的台湾作家琼瑶,曾多次回四川探亲,回忆起在成都的童年,总能想起“金灿灿的一片片油菜花田”。

  这种见证也逐渐变成一种传承。如今“四川诗群”“重庆诗群”两大诗歌群体在全国也有着重要地位。2016年,作家凸凹所在刊物还推出专题策划“成渝古驿道诗群大展”,盘点了沿线17个区市县129位诗人的作品,流沙河、张新泉、杨牧、傅天琳、李钢、于坚、梁平、蒋蓝等在列。他为成渝古驿道东大路添加了一条生动的注解:“成渝古驿道,中国新诗路”。

 

  【专家声音】

  成渝古驿道体现了川人开放包容的特质

    记者 李婷

  成渝古驿道,一头系着遥远的乡愁,一头连着当下的思考。

  四川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张放回忆,一提起成渝古驿道的“东大路”,就让他想起当时成都不少盐巴、丝帛等货物东西往来的场景。从成都主城区来看,当时城东的东大街也是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他年轻时,或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取道古香古色的东大街,一路向东,最终行至龙泉山下龙泉驿镇。“那些年年开放的漫山遍野的明艳桃花,细想一下,不就是古人与我们今人共通的生命见证与感情流露、绽放么?”

  如今这份“乡愁”在张放眼中,也内化为一种思维。他认为,成渝古驿道其实代表着川人的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它告诉人们既要立足本地,也要破除保守,放眼世界。当抗战时期全国文化进步人士云集重庆,当成渝古驿道沿线地区开始修起了公路,这条成渝东大路,还连接到更远的上海、南京等地。而这条路线,同样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它们能把巴蜀地区的货物,运送到更遥远的大洋彼岸。“改革开放,就是成渝古驿道带给我们的当代性价值。”

  以这种开放性为基础,也衔接着两地更深入的交流。重庆社科院文史所副研究员吕昕认为,成渝古驿道告诉当今成渝两地,第一是要加强经济发展,造就区域乃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所在,为地区的综合发展奠定基础。第二是互联互通的两地交流非常重要,在沟通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西南大学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是四川泸州人,在重庆工作。他也深入研究成渝古驿道数十年,走过了不少成渝古驿道遗址,熟悉沿线城市发展情况。在蓝勇看来,成渝古驿道是两地交通交流之路,也是连接巴蜀文明的文化之路。明清兴盛的“东大路”上,内江、永川、隆昌等都是传统农业发达地区,如今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公路、航空等交通选择的多元化,这些城市的地位受到影响。因此在他看来,重走古驿道去发掘其中的人文价值,更重要的是让今人思考,怎样重新调动起已有的城市资源,去重新开发利用,进行策划规划,从而形成新的发力点,激发城市活力。

  这个观点,也得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的认同。“要想富,先修路”是大家都懂的道理,随着交通方式的转变,自然影响着城市的兴起与衰落,但段渝认为,古往今来放眼全国,成渝之间的交通也是丝绸之路上货物往来的一环,重走成渝古驿道,寻找消失的遗迹背后的故事,需要对历史点位进行科学性、集中性地开发与统筹,才能让“好酒不怕巷子深”,让古驿道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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