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出生在天津，当时天津被划为英、法、美、德、日、俄、比、意、奥九国的租界。在天津意租界，曹禺度过了童年及中学时代。租界文化特定的文化空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的创作心理、个性气质、审美视域及价值取向。

　　所谓“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所形成的具有“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曹禺长期生活在租界文化中，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租界文化影响下的家庭环境带给他的种种心理影响。曹禺的父亲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有点家产，但是过早地赋闲在家使他沉醉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中不能自拔。这在曹禺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鸦片是列强毒害中国人的物品之一，在租界区尤其盛行。当局对贩毒、吸毒等罪恶勾当听之任之，甚至是纵容支持。生活在租界区的曹禺的家人吸食鸦片成了家常便饭，不仅他的父亲和母亲沉浸其中，他的哥哥也因为吸食鸦片在三十多岁时就死了。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曹禺没有了乐观明朗的性格气质：“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童年琐忆》）这些感受与体验深深地影响着曹禺，也形成了他特定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特征。

　　租界的设立使得天津的话剧得以形成与发展，天津最早的话剧演出就是由侨民组织的。“他们为了丰富娱乐活动，组织了具有一定水平的业余剧团，在冬季演出，剧目有《我们的孩子》、《日本天皇》、《忍耐》，以及1878年英国流行的喜剧《英国皇家军舰平纳福号》。”（罗树伟《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885年5月，英国汉弥尔顿戏剧公司到英租界的兰心戏院演出，该剧团是最早到天津演出的外国职业剧团。1908年，王钟声率“春阳社”自沪赴津，演出“南方话剧”。次年，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在该校成立南开新剧团，演出其自编自导的《用非所学》，开“北方话剧”之先河。此后，话剧在天津逐渐兴起。“1916年，留美归来的张彭春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和专职导演，先后组织演出了易卜生、莫里哀、王尔德、果戈理等人的名剧，轰动一时。”（马明《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版）这些丰富的剧团活动让生活在此的曹禺成了一个“小戏迷”，也为他日后在话剧界而不是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成为大家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后来还兴起了一种“杂交”戏种——文明戏，该剧种的出现说明，“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一个群体内接触可能会产生全新的形式”。（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文明戏以话剧为基础，吸收了戏曲（主要是京剧和梆子）的表演程式和唱腔；内容以时事为主，很受群众欢迎。正是由于这种契合不同文化所形成的话剧形式，使曹禺有了出演话剧的体验，并且成为著名的话剧演员以至导演。曹禺身处租界区，耳濡目染那里的文化气息，为其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积累。

　　曹禺剧本中对于租界的直接书写并不多，但他的三部经典代表作却或多或少反映了租界文化对人物生存状态与生命际遇的深刻影响。周朴园作为《雷雨》中的主要人物，本是封建阶级的纨绔子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他成为一个拥有大产业的资本家，正是在租界环境中才产生了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周萍因为懦弱、犹疑、缺乏果断的勇气，以至于整日酗酒，并和继母陷入不伦之恋，很好地显现了他同租界环境下滋生的青年一样所具有的懦弱、胆怯心理。剧本还塑造了鲁大海这个处境艰难、满怀反抗怒火的罢工工人代表，揭示了工人反抗资本家的租界生态图景。

　　写作《日出》时，曹禺已经从学校踏入社会，直接接触到光怪陆离的租界环境。《日出》以1930年代租界中的高级旅馆和下等妓院为具体背景，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揭露它的种种罪恶。在金钱至上的租界文化里，租界里的人“容易陷入灵魂躁动、焦虑不安、颓唐厌世、沉沦堕落、放荡不羁，迫不及待地追求刺激、冒险、疯狂，急切地希望成名、发财，仓促地寻求情欲的满足”。（李永东《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这种特征明显地体现在陈白露身上。她从一个“天真可喜的女孩子”堕落为交际花，随着精神追求的落空，她走上了追求物质刺激的道路。她生存的门路是周旋于他人的金钱与权力之下，当靠山倒了，她也就失去了一切，随之倒下了。在租界文化中，无论是像陈白露这样的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高等交际花，还是如翠喜、小东西般的下等妓女，都逃脱不掉租界文化给予她们的命运：要么早夭，要么忍痛苟且地活着。《日出》所包孕的人物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带有丰富的租界文化气息，展现了一幅租界生态的大图景。

　　《北京人》对租界文化的书写不像《日出》般清晰可见，但其中所蕴含的租界符码信息却丰富而多样。租界文化的商业性、冒险性和投机性，使得仅靠祖上产业过活充满了危机。在《北京人》中，曾经富甲一方的曾家逐渐家产亏空、外债累累。曾老太爷不敢把象征着曾家财富的存折给别人看，因为他害怕让自己儿媳妇看到存折上没钱而不给他好日子过。由于财产亏空，导致他把十几年来漆好的红木棺材不得不转让给杜家以抵债务。与曾家相反，杜家得益于租界文化带来的影响迅速暴富，曾老太爷漆好的棺材，最后躺进去的却是杜老太爷。剧本这一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却为探究租界文化对家族生活的影响打开了新的视角。

　　曹禺这三部代表作呈现给读者一幕幕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场景。这是生在租界又长在租界的曹禺不经意间的自然选择，因为身处十里洋场，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租界风气的影响，诚如李永东所说的：“租界文化的影响是许多作家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