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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符号的政治延展与时代价值
2021年09月13日 14: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许宪隆 薛凡 字号
2021年09月13日 14: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许宪隆 薛凡

内容摘要:在诸多文化界定和民族象征中,“中华”无疑是我国各民族共享性最强的文化符号,与此相生的“中华”情结,既是各民族共有的政治基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永恒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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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民族理论方面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在诸多文化界定和民族象征中,“中华”无疑是我国各民族共享性最强的文化符号,与此相生的“中华”情结,既是各民族共有的政治基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永恒助推器。

  第一,多元一体:由来已久的“中华”情结。“中华”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两晋时期,《晋书·天文志》:“东番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中华”指中间的大门。“中华”一词产生之后,不断衍生出中原、中国等新内涵。宋张淏《云谷杂记·侍郎徐公帖》:“枞阳张监镇,其先中华人,自其祖寓武义,邦宪与之邻居有年矣”;东晋桓温《请还都洛阳疏》:“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明太祖朱元璋《谕中原檄》:“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中华”概念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更是对在中国境内长期生活并紧密联系的各民族的总称。从遥远的古代起,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各民族朝贡和亲、互市结盟、彼此融合,造就了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民族集合体。“中华”作为一种天下归心的符号,逐渐成为各民族的精神依托,形成了多元一体和血浓于水的中华情结。虽然历代政权有分有合,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和基本趋势。

  少数民族对“中华”符号、中华文化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立北魏的鲜卑、建立辽朝的契丹、建立西夏的党项、建立金国的女真、建立元朝的蒙古和建立清朝的满族等,都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这些政权不仅有国家以及文化的认同,甚至还有血缘上的归宗——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标榜自己的炎黄血统,以博取各族民众对其政权的顺从。少数民族在认同中央王朝的同时,也将本民族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体现在边疆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中,既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也维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自在自为:夷夏之辨到“中华民族”。在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客观存在。从儒家“天下观”和“华夷之辨”,到“大一统”理念的普遍形成,华夏疆域内各民族在不断的文化互动过程中,潜意识内已固化了“自在”状态下的“中华认同”。近代以来,面对国外先进的科技和资本主义文化,各民族先贤由最初的愤悱到吸纳、从借鉴到相容,在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和进化论等思想调适下,为“中华”符号增加了新内涵。

  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1905年又主导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从“中国”到“中华”,已经包含反帝反封建的题中之义。1902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认同感此后不断得到强化,并显现为“自觉”的爱国情怀。少数民族先贤的救亡图存活动,引领着民族地区的划时代社会转型,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感召力,不仅使当时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变革,对当今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也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少数民族的中华情结及其驱动下的积极作为,保证了主观上民族主义思想与爱国主义传统的统一性。虽然具体历史时期会有“责—权—义—利”的权衡,一旦外敌入侵,爱国大义必然上升为首位,这为不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精神硬核的保障。

  其次,民族地区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经济改革,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从整体上完成了对旧有经济体制的整合和多元道路的探索。民族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各民族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间经济的交流与相互促进,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环境基础。

  最后,少数民族积极探索,为先进文化精髓的引入以及激发本民族自觉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阶段才能在吸收和改造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多样性,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注入了源头活水。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爱国情怀在少数民族社会中成为贯穿百年自强行为选择的主要动力,激发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民族自觉的成熟期,爱国主义毫无疑问上升为时代主旋律。“中华”从口号到国号、从说法到宪法,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精神得以充分和自然体现,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凝练为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成为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财富。

  第三,百年大党:凝聚“中华”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推动中华民族由自在转向自觉的引领力量,各族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同舟共济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有马骏、乌兰夫等众多少数民族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1935年,中共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将“中华民族”这一学术概念明确为政党理念,赋予了强大的政治统领力。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华民族”上升为建设新中国的现实基础,作为一个实体观念再次得到强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呼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1947—1965年间先后建立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5个省级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等,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成为本民族命运的主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5个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取,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学理化表达。贯彻其中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主线,是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以“中华”符号为代表的强大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两大决定性的核心结构要素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清这一核心要素,才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爱国情怀研究”(20AMZ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浙江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

姓名:许宪隆 薛凡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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