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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古代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2021年09月13日 14: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蕤 字号
2021年09月13日 14: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蕤

内容摘要:虽然在中国地图上,河套地区不到小拇指盖大小,但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体系中熠熠生辉。在此背景下,拙文就历史时期河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进行梳理,探究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中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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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探讨古代各民族交流互融的区域特征、“中华”符号的历史脉络、学理体系的反思与建立,对于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理内涵、现实意义的理解具有重要价值。

 

  在世界上诸多大河中,黄河的流向最为独特。流经兰州后,黄河折而向北,直至内蒙古巴彦淖尔附近转而东进,然后在内蒙古托克托县附近形成九十度的大转弯,进入晋陕大峡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形。明代修筑的长城从山西偏关一带到今宁夏银川,两次穿越黄河。因此,由黄河天险和边墙城障两大自然与人文要素共同构筑了形似“套状”的地理单元,明人称之为“河套”,“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由此完成了这一区域由“河南地”向“河套”的地名学意义上的转变。河套的具体地理范围屡有变迁。例如,现代地理意义上的河套是指宁夏平原的西套以及内蒙古沿黄地带的后套和前套地区。但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中,河套地区的范围应指今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南北地区,包括今土默川平原、巴彦淖尔平原、银川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陕北北部地区,分属今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虽然在中国地图上,河套地区不到小拇指盖大小,但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体系中熠熠生辉。在此背景下,拙文就历史时期河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进行梳理,探究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中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说:“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准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是游牧民族历史舞台的后台,那么河套地区一定是前台,几乎每一个北方民族都曾驻足于此,使其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舞台。具体讲有以下四个明显表征。

  一是时间长。河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国历史同频共振,如影随形。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大规模向北迁徙进入河套地区,稍后的齐家文化也“进驻”河套地区。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齐家文化的北上、东进绝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在此之前西部文化有着复杂而漫长的东进历程,而其东进汇聚的核心便是河套地区,即阴山以南至陕北北部地区。(马明志:《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界定及其意义》,《文博》2009年第5期)事实上,河套地区史前时期与周边交融互动的特质业已奠定了这一区域的基本历史基调,只不过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诸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业已成为这一区域的时代主题,即便清季以降,长城失去了军事防御的功能,千年边关边塞的意向渐趋模糊甚至消解,但这里依然是蕃汉频繁互动交流的舞台,“走西口”“上草地”等事件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解。时至今日,河套地区蒙汉互动频繁、民族关系和谐。

  二是交往频。用“南来北往、东奔西走”来形容河套地区民族的交往状况颇为妥帖,这并非是一种表意的概括,而是真实历史的反映。这一区域不仅多有南下或西进的北方民族,匈奴、突厥、鲜卑即是如此,甚至还有由南及北驻足于此的民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党项族,不仅从西南地区迁入河套及周边地区,而且以此地为家,建立政权。这一现象在中国民族史上较为少见。此外,东汉时期的羌族、唐宋时期的吐蕃等民族从西而东,进入河套地区。可以看出,历史时期河套地区具有极大的附着力,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少数民族居留于此,相互影响、共建家园。

  三是交融深。河套地区是各民族交融的“大熔炉”,不少迁入河套地区的民族发生着文化上、身份上的变化,大大小小的各民族部众相互影响渗透,碰撞交融,有消失的民族,也有新群体的产生,吐故纳新、繁衍生息。既有影响力较大的民族之间的交融,如西晋时期鲜卑与匈奴的融合,形成了“铁弗匈奴”;也有众多小部族之间的汇合,如史书记载长城内外的“杂户”“杂虏”“杂胡”概属此类,“稽胡”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支。这种深度的民族交融是河套地区历史演进的常态,宋夏沿边地区的“党项、吐蕃,风俗相类”,甚至时人都不能准确地将二者辨别开来。河套地区的类似历史例证不胜枚举。

  四是影响远。河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只是一种历史过程的演进,传统史籍以及文物考古资料是其中重要的观察点,不过这种民族之间深入交融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单纯历史过程意义上的研究范畴,直到今天在河套地区仍可以发现不少由此产生的“活态资料”。例如,河套地区现代城市分布的格局主要体现在以黄河为核心的沿黄地区和以长城为纽带的长城地带,两条城市带犹如两条巨龙盘踞于河套南北。殊不知,河套地区长城城市带的形成就是历史时期尤其是明清以来蕃汉交往交流的结果。此外,从河套地区现代人群体性格的角度观察,亦可发现不少历史时期民族交融的痕迹。徐杰舜先生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中归纳了西北地区六个汉族族群,其中就把陕北人作为西北地区一个独立的汉族族群列出。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判断。陕北人的确具有与周边地区不同的群体性格特征,究其原因,与历史时期河套地区民族交融密不可分。历史时期汉人要北上贸易,胡人也会策马南下,南来北往便成为一家人,再往后,就变成今天的陕北人。直至今天,河套一带百姓当中流传着“胡搅胡、汉搅汉”的俗语,就是历史时期各民族碰撞交融“一锅烩”的生动体现。这一点是认识河套地区区域文化的一把钥匙。

  河套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区域,有其深刻的自然与人文因素。从自然的维度看,河套西、北、东三面环以黄河。阴山横亘黄河之北,其沟谷多为古代大漠南北之重要通道。贺兰山耸峙于黄河之西,芦芽山屏障于黄河之东。从六盘山麓到麟府地区梳齿状分布的众多河流,也是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最重要的迁徙通道。例如,今天宁夏境内的清水河流域,在明代曾被誉为“小河套”,一直为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河套地区中心区为鄂尔多斯高原,地表波状起伏,中部高,四周低,虽广布沙地,但境内分布不少大大小小的湖泊,尚可驻牧生息。河套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诚如臧克家先生在《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一文中所言:“富庶的河套,是黄河所给的一点甜头。”这些自然条件成为历史时期各民族迁徙留居于此的重要引力。从人文的维度看,河套地区处于畜牧区向农耕区的过渡地带,其中陕北北部一带属于地理学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地带。包括汉族在内的古代各民族在此既能领略到农耕文明的精细,也能体会到游牧文化的粗犷。河套地区就像一台“生计转换器”,不仅使畜牧民族学会稼穑五谷,也让汉族扬鞭牧马。这块神奇的土地能够容纳来自任何一方的各族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由此催生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当然,贸易因素也是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推动力,参天可汗道上的回鹘、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均在河套地区留有丰富的历史遗迹,这都是贸易的力量使然。

  严文明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指出以中原文化区为核心,周边围绕着甘青、燕辽、山东、江浙、长江中游五大文化区。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并且发挥着联系各个文化区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理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区域则处于中原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张光直先生也曾注意到这一点,并将这种相互影响交融的现象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历史时期中国北方各民族迁徙频繁、流动性强,因此在中国北方形成了包围中原文化区的半弧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地带。河套地区则是这一弧形地带的中心区域,东连燕辽、西接甘青,成为中国北方半月形民族交融带的枢纽区域。

  在汉语的语义中,“枢纽”一词具有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的蕴意。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不难发现用“枢纽”一词来概括河套地区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颇为妥帖,也显得形象。

  (本文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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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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