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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二曲之学看清初关学新走向
2020年08月13日 12: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文琦 字号

内容摘要:过往研究对二曲哲学的最大误解在于仅将其定位于“补偏救弊”的时代产物或“经世实学”的简单表彰,却很少能理解其“返本开新”的深刻用意和“康济时艰”的自我主张。事实上,“补偏救弊”是二曲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却非二曲学的根本特征;而“经世”与“实学”的简单认定都需要更深一层的明确,否则,在一定程度上甚或抹杀二曲学的深刻性。以下对二曲学的规模和走向做三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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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颙(1627—1705),陕西周至人,学者称之为“二曲先生”,与黄宗羲、孙奇逢被誉为清初最有名望的“三大儒”。如果说张载是最早对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加以系统阐释的关学宗师,那么李二曲则是最早将“内圣外王”架构引向近现代的另一关学大家,其“体用全学”启发了熊十力等人对“内圣外王”思想的开拓。

  明末清初的儒学面临新的时代挑战,关学也概莫能外,这主要是由儒学自身发展规律、时代历史变革要求、西方外来刺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分析过往研究对二曲哲学评价莫衷一是的原因,主要又与两种研究视角有关:其一是有比附西方背景的“启蒙与近代性”考察;其二则是具有直接解释力而且可满足民族复兴情绪的“经世实学”评价。这两种视角既相互区别又内在关联。事实上,20世纪以来流行于大陆的明清哲学研究,主要成果多集中在上述两种研究视角之下。然而,一旦“反理学思潮”成了公认的进步力量,而上述典范却不能因时反省,时风众势中,二曲学就不得不面临“格格不入”或“简单认可”的尴尬境地。比如,梁启超就将二曲学定位于“为旧学坚守残垒”;而侯外庐和陈祖武则在经世、实学方面肯定二曲,却也批评其学守旧,必然走向终结。

  过往研究对二曲哲学的最大误解在于仅将其定位于“补偏救弊”的时代产物或“经世实学”的简单表彰,却很少能理解其“返本开新”的深刻用意和“康济时艰”的自我主张。事实上,“补偏救弊”是二曲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却非二曲学的根本特征;而“经世”与“实学”的简单认定都需要更深一层的明确,否则,在一定程度上甚或抹杀二曲学的深刻性。以下对二曲学的规模和走向做三方面分析。

  首先,“悔过自新”是对良知心学的发展和补救。

  “悔过自新”是二曲先生最早示人的学说主张,它确实有对晚明心学流弊的直接匡正并满足另立为学宗旨的特别需要。在二曲看来,“悔过自新”可以“点铁成金”,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继承(而不只是取代)以往宗旨的基础上深富总结性;其二,在工夫层面更具操持性。其实,“悔过自新”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入德之门”或“为学始基”,它的直接来源是应对心学流弊而“补偏救弊”,其根本依据“存心复性”则是孟子心性学的题中之义。

  “悔过自新”是以“迁善改过”为根本特征而盛行于明末清初的“劝善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符合学术发展的时代方向,但它又是由学者而非社会下层民众所直接阐发,故而并没有丧失其学理性。所以,李二曲的“补偏救弊”绝不同于同时代很多学者“由王返朱”的简单思路,而是对阳明心学有真继承和真发展。“悔过自新”一方面体现出二曲与黄宗羲等同属“心学内部救正”的特征,另一方面则显然继承了关学所传承“重践履”“敦善行”的学风特色。

  其次,“融合朱陆”是对宋明理学的总结与重诠。

  建立在“融合朱陆”基础上的“明体适用”论是李二曲哲学思想的核心。李二曲并不着意关注朱陆“理论学说”上的分歧,而是在“为学实践”上尝试对其兼取与统一。

  朱陆争论的焦点正在于“教人”之先后次第的不同,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具有针锋相对的意味。从二陆的发明本心来看,它既是为学的基本前提,同时又包含为学的总体方向。所谓的“辨志”或“先立乎其大”,其实都不是为学入手的具体工夫,而是贯穿为学过程的逻辑前提。朱子“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却是实实在在的入手工夫,是包括陆王学者在内所有人为学的必由之路。二者的区别,实际上变成了逻辑前提与具体下手的区别。

  二曲对朱陆各自优长——“初学循序”与“儆切自得”的认定可以说是准确的,他主张对朱陆“不可轻低昂”,对“先入之言”(门户之见)需保持警惕。他在朱陆争辩之上提出了一个更高层面的问题——“反己自勘”,直指儒学“知行合一”的问题,大有超越朱陆之争的意味。如果说朱陆两边皆有先秦儒家的理论基础做支撑,那么二曲的融合并未对朱陆两家之所长有任何委屈,故他的融合思路是向“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同一并在的回归。二曲对两者的融合与现实中的必然有所择取、有所偏向并不冲突,他明确取陆王心学所坚持的德性目标来对程朱循序渐进的切问工夫加以统领和引导,其“明体适用”的基本思路也由此而见。

  最后,“体用全学”是对经世致用的提升与开拓。

  经世和实学绝非明清儒学所独有,李二曲对经世实学的提倡也经历了前后不同的阶段。二曲于弱冠之年就“尝著《帝学宏纲》《经筵僭拟》……诸书”,皆有济时救世之意,但后来却“尽付祖龙,绝口不道”。如果对二曲的评价限于笼统的“救世济时”,可能引起的误解在于:是否凡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同时代学者,就都跟二曲具有同等地位?当二曲三十余岁再论“经世致用”时,前后的区别是常被忽视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二曲再论经世时,经世乃成一“有本之学”。从逻辑上讲,有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二曲才不会轻言“反理学”,而是提出“道学即儒学”的观点;也只有对儒学抱存真信,他才会借“明体适用”重新获取经世实义以康济时艰,寻求社会困境的救治之方。

  虽然二曲在“经世致用”的主张上与同时代许多学者一致,但因为对宋明理学甚至儒学的态度根本不同,故他们所言之经世致用就有了根本不同的意涵。事实上,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对宋明理学体用思想的批判态度,李二曲意识到,与其说宋明理学的体用架构是阻碍经世之学发展的绊脚石,毋宁说正是因为没有做到宋明儒所揭示的“真体真用”,才出现了“体”的偏于理论思辨、“做一场话说”和“用”的无力、无为或肆意妄为。如果没有对“存心复性”“明体”之学的首先把握,那所谓的“经世致用”就只成为假模假样的做样子了。故他说:“如‘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真用’”,展示了其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所做的抉择。

  总结来看,在李二曲所处的时代,一方面,宋明理学偏于形上思辨的问题被加以重视。另一方面,天崩地解的现实环境对学者们提出安身、经世、效率等方面的新要求。李二曲希望以回归先秦儒学、批判地吸收宋明理学的方式,探索儒学新形态的建构。在此意义上,二曲之学绝不是用“为旧学坚守残垒”那种说法就可以简单认定的。沿着对心学与理学流弊的双向纠正,二曲重拾“吾儒之学自可经世致用”的自信,既借助陆王心学的“头脑”来立住儒学的根基,又大力倡导程朱的问学工夫,形成了完整而精细的理论体系。其严毅的工夫要求呼应了关学重笃实践履的学风,也成就了其“正学术、醒人心”的教育理念。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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