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作”是一种与刑徒有关的特殊称谓，但是自古就存在争议。近年来，围绕“复作”的性别、生成及身份的讨论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从中可知，“复作”并无性别区分，“复作”是“罪囚在通过赦免成为庶人的过渡阶段的服役形式”，目的在于“避免彻底性赦免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形成一定缓冲”。当然，在身份转化后，“复作”仍需服一定期限的劳役来赎自身之罪，直至恢复自由。那么，“复作”的服役期限如何？出路和归属怎样？借助新的汉简资料，可以探知一二。

　　简一：鋳伪金钱、奴婢犯贼杀伤主主適妻以上，律皆不得赦。在蛮夷中得毋用，期赦前有罪后发觉勿治奏，当上勿上。诸以赦令免者，其死罪令作县官三岁，城旦舂以上二岁，鬼新白粲一岁。（Ⅱ90DXT0216②：615）

　　简一属于敦煌悬泉汉简，虽无确切纪年，但从内容上看，应是一则有关赦免的诏书，而且似与“复作”的刑期有关。关于“复作”的服役期限，传世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人们普遍认为，在成为“复作”后，还需“满其本罪年月日”即服完所剩刑期才能最终获得自由。现根据这则珍贵的赦令文字可知，逢朝廷赦令，除去“不当赦”者，凡是可以赦免者，死罪需劳作三年，城旦舂以上劳作二年，鬼薪白粲劳作一年。重要的是，从相关记载看，朝廷的赦免诏令并非一纸空文，即使对服刑于遥远边塞的刑徒也同样适用，如：

　　简二：三年闰月乙丑论髡钳城旦，作尽四年三月己卯积作二月十六日，未备日岁九月十日。会二月丙辰赦令，当复作二岁。三月庚辰赦，作尽五凤二年三月乙丑积作二岁七日。书到如律令。（Ⅱ90DXT0114④：339）

　　简二中的三年闰月，联系上下文看，应指神爵三年闰十二月。二月丙辰赦令当指神爵四年的二月赦令，与《汉书·宣帝纪》“赦天下”的记载相符。至于“未备日”，根据秦汉简牍文书的相关记载，“日未备”意为刑期未满，“作日备”则指劳作期满，“未备日”应指尚未服完的刑期。简文的大致意思是髡钳城旦某人，在定罪后服刑已二月十六日之时，适逢朝廷赦令，还需复作二年，从三月庚辰到五凤二年三月乙丑日，共劳作两年零七日，日期与赦令诏书中“城旦舂以上二岁”的规定大致相符。关于这则简文，必须指出的是，“未备日岁九月十日”的记载令人费解。原因有二，一是关于髡钳城旦刑的刑期，人们普遍认为至少是五年。但简文中髡钳城旦某某“积作二月十六日”，加上“未备日岁九月十日”，共计一年又十一月二十六日，与五年相差甚远。二是简文的主人公在遇赦前似乎只需服“岁九月十日”即可刑满，在遇赦后反而要服至少两年刑，如此一来，朝廷赦免对他的意义何在？对此，张俊民怀疑“未备日”之“日”应是“四”字。考虑到悬泉汉简尚未完全公布，如果原始简文释读无误的话，那么在“未备日”后应有漏字，一切疑点方可迎刃而解。

　　简三：神爵三年六月己巳朔乙亥，司空佐安世敢言之：复作大男吕异人，故魏郡繁阳明里。迺神爵元年十一月庚午坐伤人论，会二年二月甲辰赦令，复作县官一岁三月廿九日。三月辛未初作尽神爵三年四月丁亥，凡已作一岁一月十八日，未备二月十一日，以诏书入钱赎罪免为庶人。谨为偃检□□居延……谒移过所。（73EJH1：3A）

　　简四：永光四年六月己酉朔癸丑，仓啬夫勃敢言之：徒故颍川郡阳翟宜昌里陈犬，永光三年十二月中坐伤人论鬼薪。会二月乙丑赦令，免罪复作，以诏书赎免为庶人。归故县，谒移过所河津关，毋苛留止，县次续食。（73EJT37：526）

　　简三属于由居延县签发的传文书的抄件，持传人吕异人因神爵元年伤人获罪（从简四看，伤人应论鬼薪），逢神爵二年二月甲辰赦令当复作一岁三月廿九日，到神爵三年四月丁亥日，共劳作一岁一月十八日，另有二月十一日“以诏书入钱赎罪”，最终被免为庶人。简四也属于传文书，二月乙丑赦令当指永光四年二月赦令，与《汉书·元帝纪》“赦天下”记载相符。持传人鬼薪陈犬因赦成为“复作”，后也赎免为庶人，由边塞签发传文书回归故郡，按规定，沿途经过的关卡不得为难“苛留”，所过驿站需为其提供食宿。另外，从简文看，吕异人和陈犬在成为“复作”后，既可服劳役，也可以入钱得以赎免，途径并不是单一的。当然，吕异人按照赦令诏书“鬼薪白粲一岁”的规定，应服役一年，但实际上，劳作时间却多出近四个月。同为鬼薪，陈犬似乎幸运得多，从判刑到获取自由，仅半年多时间。

　　综上，“复作”是介于徒与庶人之间的一种过渡身份，朝廷赦令是其身份转换的转折点。“复作”的原始身份可能是死刑，也可能是城旦刑或鬼薪，赦免对象视赦令而定。成为“复作”后，期限与赦令诏书“城旦舂以上二岁，鬼薪白粲一岁”大致相符，当恢复自由后，“回归故郡”的现象也很普遍。

　　当然，对于“复作”的讨论远没有结束。通过梳理文献可知，两汉时期朝廷有多赦的传统。据沈家本的考证，赦令的发布，常伴随国家大事的发生，如践祚、改元、立后、建储、后临朝、大丧、帝冠、郊祀、封禅、巡狩、定都、祥瑞、灾异等数十种。赦的类别也很丰富，有大赦、曲赦、特赦、赦免性减赎等。有意思的是，两汉四百年间各种事关赦免的诏令不断，但“复作”的存在似乎仅限于西汉，并不见于东汉。因此，汉代不同类型的赦令是否都会生成相应的“复作”，或者说“复作”的生成与哪些赦有关，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通过梳理两汉的赦免诏令可见，两汉的赦免似有“赦天下”与“大赦天下”的区别。具体来说，西汉多见“赦天下”，从汉高祖到平帝，共56次之多，仅武帝朝就有18次，而“大赦天下”却只有25次，且多集中在西汉后期。东汉则多见“大赦天下”及“减赎”，“大赦天下”高达87次，“赦天下”却仅有两次。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见于史籍为数不多的“复作”记录似乎都跟“赦天下”有关。如元狩元年，“坐知人盗官母马为臧，会赦”成为“复作”的平侯刘遂，还有对宣帝有恩的女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另外，从列举的简文看，不论是“神爵二年二月甲辰赦令”、“神爵四年二月丙辰赦令”，还是“永光四年二月乙丑赦令”，都是“赦天下”而非“大赦天下”。这种现象是巧合还是赦免制度使然？“大赦天下”对罪人是否意味着彻底地赦免？由于资料所限，目前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可以说，关于两汉赦免与“复作”的生成及其刑期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