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翻译在文化交流中起着文化书写功能，通过文化交流、补充、融合、修正等构建社会文化体系。

　　翻译的文化书写，是指翻译行为在进行语言转换、文化交流、沟通与融合的过程中对原有文化内容、文化形态及文化结构等的改变与发展。多元的文化，需要多样的书写方式；而多样化的书写，建构多元的社会文化。

　　翻译的文化书写分为有形与无形两种，翻译的有形书写蕴含着无形的内容；无形的书写源于有形的结构，并逐步转化为有形的结构，体现在可见的语言形式上。

　　有形的文化书写

　　有形的文化书写，是指翻译使（译入语）语言文化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产生新的表达方式、结构形态等，主要包含语言结构、诗学样式、符号意义等。

　　翻译在语言结构上的书写具体体现在词语表达、句子结构、文本结构上。如我国早期佛经翻译在汉语中产生诸如 “菩提”、“菩萨”、“金刚”、“真如”、“众生”、“因缘”等词语，以及句式上的倒装表达方式等。又如在20世纪初，翻译欧化了汉语语法、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频繁出现主谓结构、被动语态、欧化连词，以及复杂句式、多样化长句等。

　　诗学层面的书写大体有文学表达、文学体裁、文学题材等。翻译在诗学层面的书写不仅产生文学表达形式，而且改变和发展了原有的文学体裁和文学题材。两千年前的佛经翻译，改写了我国早期的诗学样式，对我国古代音韵学及诗歌韵律的改变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五四运动时期，西学翻译则在我国产生了新的文学体裁，出现了十四行诗、散文、民谣诗节、挽歌等文学样式。

　　符号书写指的是文化符号意义在语言转换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互通与互补，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一种形式。在源语和目的语中，相同的所指有可能传递不同的符号意义，通过翻译，原有的符号被赋予更大的意义空间。同一语言符号在不同语言中所具有的不同文化象征，在翻译过程中实现了相互间的补充与发展。

　　无形的文化书写

　　无形的文化书写，是指翻译在语言转换与文化交流中使无形的文化内容诸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习俗等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原有文化形态的过程。在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史中，翻译改变并发展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结构。例如，早期的佛经翻译，书写了我国的宗教文化，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架构，并由此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哲学、政治、艺术等。明清时期，科技翻译“西学东渐”，在引介西方算术、天文、物理等诸学科知识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的近代哲学观和科学思维方法。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政治文化的翻译给我国带来了新的政治理念。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结合进化论观点和西方哲学思想，阐述了救亡图强的思想。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的翻译引进了西方社科研究的新著作、新理论和新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丰富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图景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维度。

　　翻译的有形书写与无形书写，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翻译的有形书写蕴含着无形的内容；无形的书写源于有形的结构，并逐步转化为有形的结构，体现在可见的语言形式上。

　　翻译受到社会要素隐形影响

　　翻译文化书写，受到社会系统要素的隐形影响。

　　其一，社会文化取向的影响。翻译的文化书写方式往往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取向。譬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的文化目的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翻译、会通、超胜”。翻译便多采用异化策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对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大规模译介，建立了译入语政治文化、科技文化的新结构体系。

　　其二，文化意识的影响。翻译的行为者、翻译的媒介 （翻译产品的传播者）、翻译的接受者等，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体甚至群体差异性、动态变化性等特征，从而使翻译活动形成多样化的文化书写策略。文化态度不同，所采取的翻译书写策略也不同。如以鲁迅为代表的译者为了丰富传统文化，力主异化翻译的书写策略，力求新文化范式的建构；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译者为了维护文化大国的传统地位以及语言的纯洁性，推崇归化翻译的书写策略，同时努力维持原有的社会文化模式。

　　其三，文化生态的影响。翻译的文化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文化生态结构。比如，当译入语社会文化生态弱，但发展态势强时，翻译便凸显为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因子，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助力器，补充或增加译入语社会文化内容，发挥文化建构功能。

　　其四，翻译的发生与发展存在于社会的系统结构中，对社会文化的作用力一方面取决于翻译与译入语社会文化系统结构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译入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的相对位关系。所谓相对位关系，是指翻译在文化书写过程中，被书写的文化相对于他文化，或相对于自文化纵向发展的文化态势。一般而言，自文化相对他文化生态呈较弱态势时，翻译多为输入式书写；反之则以输出式书写为主导。当自文化与他文化不分伯仲时，便出现“输入—输出”交互式的文化书写形态。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