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各地 >> 人文华中 >> 学术讲坛
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
2019年01月03日 1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2018年11月24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波兰、葡萄牙、巴西、莫桑比克、摩洛哥、喀麦隆、马里、苏丹、尼泊尔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150余人出席论坛。

  开幕式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元元,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宏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列格尔茨·W.科洛多科(Grzegorz W. Kolodko),北京国际和平文化基金会主席李若弘,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等先后致辞。湖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黄良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述明等省直部门领导出席开幕式。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许晓东主持开幕式。

  在24日上午的主旨演讲中,许晓东,欧阳康,于洪君,科洛多科,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吴季松,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蒂姆·萨默斯(Tim Summers),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外交部咨询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黄靖,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原院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美国新源启能、全球战略公司董事长诺曼·约翰·斯旺森(Norman John Swanson),中国中东事务前特使、外交部咨询委员吴思科,中国日报社原总编辑、外交部咨询委员、中美交流基金会特别顾问朱英璜等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治理中的国家责任、多边性国际组织的作用、中美等大国关系、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目标和所面临的挑战等议题,作了深入探讨。

  在24日下午的4个平行论坛和25日上午的2个大会主旨演讲中,6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发言,围绕新形势下全球经贸关系的挑战和未来、新形势下全球政治及安全治理的挑战和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探讨、网络空间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善治、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展开广泛讨论。

  此次论坛是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盛会,对于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论坛得到了国家教育部、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也得到了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致远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世界政治研究学会、北京吴建民基金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锦绣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总商会)等单位或部门的支持。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第二期华中科技大学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训班,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善治”,来自校内外的学员和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参加培训。

 

  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许晓东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目前全球的国际网络空间发展迅猛,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中国重视国际网络空间安全,建立健全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呼吁各国共同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对此,有如下建议。

  一要不断认识国际网络空间的现状。当前北美仍处于互联网中心,欧美拥有绝大部分的跨洲、跨国互联网资源。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已占到GDP的30.3%,传统行业将通过数字化及信息化转型升级。

  二要正确了解国际网络空间的问题。问题主要有:网络资源分布不平衡、信息鸿沟距离拉大、网络空间存在安全隐患和违法乱象。

  三要积极关注国际网络空间的博弈。在战术层面,发展基于攻防的网络技术;在战略层面,建立基于网络安全的整体设计。

  四要共同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提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

  总而言之,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不应以攻防谋私利,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全球善治价值导向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当今世界现代化、全球化正遭遇巨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深刻调整,全球善治似乎正远离当代人类。但从全球治理视角来看,全球善治仍然应当是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应有价值取向。如何在全球善治上争取各国的最大共识与合作,需要从各方面努力,也需要调动各种积极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特殊意义在于,既自觉回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最根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宏大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也指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有可能为全球善治提供价值引领,彰显中国视野、中国胸怀和中国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相应的生态家园共同体,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命运共同体,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造就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一定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文化命运共同体。这几个层面或方面的命运共同体之间是相互交错和渗透的,其中每一个层面或者方面都既与其他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又分别地或共同地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全球善治需要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各群体的共同努力。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与之相应的理论创新及实践创新方略,中国有可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独特贡献。

 

  从亚太地区百年巨变看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

  于洪君 中联部原副部长、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资深顾问

  我国外交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同时我国还是个亚太国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亚太地区起步。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伟大倡议,是一个神圣而崇高的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长期而复杂的历史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艰巨而繁重的全球行动,不能成为一家的独角戏。中国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为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一个发展利益广泛交织、安全关切高度契合、发展理念彼此相通、文明进程互联互鉴的良性互动过程。

  倡导并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确立中国所谓的世界领袖地位,不是要争夺世界霸权和领导权,也不是将自己的主张理念强加于人、强加于外部世界的输出模式。应该冷静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发展大势,认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力求做到软实力与硬实力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着眼全球,立足周边,主攻亚太;要分层次,分领域,分国别,分区域,循序渐进;要把握方向,统筹全局,厘清角色,求同存异,共赴前程。我国在构建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倡导者,更应该是践行者。

   

  未来的治理与挑战

  徐锭明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原局长

  未来治理包含三种含义,第一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其解”;第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三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应从如下四个报告看未来治理与挑战。第一是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的报告。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第二个报告是联合国发布的人工智能报告,它标志着人类时代的转换,当前全球正处于工业化时代的末尾,自动化时代拉开大幕,人类即将步入智能时代,我们将成为与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第三个报告是全球1.5℃增暖特别报告。第四个报告是2018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脆弱性报告。我们既要为今天着想,又要为明天着想;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对未来负责;既要对中国负责,又要对世界负责。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人拥有机遇,让人人享有成果。党的十九大以来,人民需要新的“三高”——生态的“高颜值”、发展的“高素质”、生活的“高品质”。

  将改革进行到底,将创新进行到底,各美其美是智慧,美人之美是胸怀,美美与共是文明,天下大同是理想。

 

  自然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吴季松 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

  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大家共同的支持、渊源和想法,才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全球治理有五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是生态优先。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自然生态共同体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第二个基础是教育。大家应该致力于编写客观、真实、公正的世界历史,改变教科书存在不少历史偏见的现状。第三个基础是科技。我们应用人工智能解决人类的痛点和难事,而避免人工智能走向控制人类的歧途。第四个基础是规则导向。大家都来参与制定规则,这才是人类的共同命运。第五个基础是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组织的力量。

  在此基础上有五个注意点:比信息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比数据库更重要的是分析,比虚拟更重要的是回到现实,比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人的大脑,比机器人更重要的是首先做好人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

  格列格尔茨·W. 科洛多科(Grzegorz W. Kolodko)

  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华沙考明斯基大学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我们研究全球化的未来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其定义。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用跨学科的视野来看待全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全球化。我主要就经济角度的全球化进行阐述。

  全球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经历过各种政治路线的引领,也经历了国家市场和全球市场之间的相互连接。这一趋势在全世界也愈发明显,因此我们要有一种宽广的视野。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化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需要从政策、发展等多层面,汇聚各方力量来探讨一种双赢局面的可能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尽管目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中国在推动其前进,并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视角和思路,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的优势,并对开放的全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经济方面原因有三个。第一,全球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让全世界都能够分享我们的产品与想法;第二,广阔的市场也让我们能接触到国际资本,而中国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产品;第三,在供应链方面也体现了明显的全球化特征。

  我们需要从一种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待长期发展,要实现一种平衡发展:资本输入与输出平衡、商品出口与进口平衡、社会的平衡与融合以及生态环境平衡。这是人类需要达到的平衡,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中美贸易对抗的深刻启示

  时殷弘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过去五六年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今后一段时期的紧迫任务,应依据有张有弛、“进两步退一步”的常理,再用五六年时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18年初以来,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开始隐约地透露出一种危险的“两分”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经过双边谈判显著缓解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贸矛盾,进而愈益可能与他们分别达成自由贸易或准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各类矛盾严重加剧,可能迫使中国只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同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从事对外经贸活动。此类经贸活动从长期看利润前景相当有限,因此引发的与各发展中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纠葛的风险将显著增加。

  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小甚至杜绝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否则中国的长远利益将受到严重的历史性伤害。从这样的视野看,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改善中欧、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双边关系,同时加快建构区域性多边经贸合作体制,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共好命 同好运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第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拥抱世界、中国融入世界的宣言书,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遵循,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共同价值。

  第二,过去每一个国家大都关注国内人民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和建设,而忽视国际间多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建设好国内人民命运共同体已实属不易,建设多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更大的挑战。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关心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要关心人与自然的问题。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而且是一种全球治理范式的重要实践。现有的国际组织需要进一步改造,现行的规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求大同存小异,共同推进国际组织的功能重建和流程再造。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一词在中文中可以拆分为“命”和“运”两个词,所以“共好命,同好运”,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同富贵,又要共患难。共同避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只讲双赢是不够的。

  第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方式和全球治理机制。这既是东西方对话的需要,也是南北对话的需要。

  第七,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倡议,但它是一个框架性的,不是专属的,不是封闭的,不是独有知识产权的。相反,它是开放的,是非垄断的。各国可以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框架一起去修正它、充实它、完善它。

 

  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虞崇胜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静态的进步成果和动态的进化过程。类文明中的“类”,有三种最具典型的含义:一是类别、种类;二是集合、归类;三是相似、同类。从这三种含义中,可以分离出“类”的三种特质:类是区别的,而不是同一的;类是交互的,是相互依存的;类是类似的,是可以融合的。类文明就是不同文明融合而成的共识文明,是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有关,但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也不只是一种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一种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终极追寻。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或主要是价值共同体,是人类在新历史条件下,寻找最佳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有益尝试和积极谋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也就是从类文明角度,从类的命运、类的境遇、类的现状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类文明的本质不是同一性、狭隘性、封闭性、自利性,而是多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它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一种共识性文明。这就需要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将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统一起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起来。

 

  全球治理的现状与前景

  迪伦德拉·瓦杰帕依(Dhirendra Vajpeyi) 美国北爱荷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善治的理念有三个方面。

  首先,善治的重要性和善治的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权对于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其政策及实施都能够呈现出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所以善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善治的话,我们的社会会充满挑战,并且会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从古至今,东西方的哲学家都在探索理想的政治形式,都提到了类似“和谐社会”的理念,而我们在追求善治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实现这种理念。上升到全球治理层面,善治要求我们考虑到技术、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经济等问题,因此建立全球治理的结构和体系非常重要。

  其次,全球治理的逻辑问题。民族主义者主张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环境,而不应该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外部;另一种观点认为善治应该是包容的,应该将不同的观点和层面都纳入其中。而在20世纪到21世纪,大家都认为善治应该能够解决国家和社会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能高效运转。

  最后,在全球化问题中,我们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学者从经济发展模式、种族模式提出应对措施,一些学者认为善治和全球治理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善治的实现问题上,中国特色的思路很有意思,它发展出一种很多人觉得可能跟西方不一样的模式。中国在对善治的探索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就包括“一带一路”。通过这个项目,中国也在定义着善治或者说全球治理这一概念。

 

  全球“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吴畏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哲学系教授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全球治理的一种全新模式。对全球化最普通的理解,是把它看作相互联系和时空压缩,同时也是一个多中心、多形式、多时向、多尺度、多因果的一个过程。

  在全球治理当中,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全球性治理的范式转换问题。全球治理如何准确地与全球化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进程相适应?我们现在不能把全球治理简单地看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或者提供公共物品,而应明白全球治理在本质上意味着建构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加协调或者是更高层次的全球共同体。第二,全球治理的融贯性问题。层级治理、网络治理和市场治理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的三种基本类型,它们都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彼此之间的协调统一都需要不同行动者拥有共同的精神性的条件。就治理本身而言,它可能构成了另外一种文化类型。

  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中,世界共同体或者全球共同体,还有全球民间社会,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像国际社会、国家社会和世界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被用来探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一个区别于这些概念、面向人类美好未来的概念。上述理论的基本假设,要么是人性论,要么是理性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可能完全不同于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全球“元”治理的概念可以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这是当代世界一个真正现实主义的建构方式。首先,它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世界”二元论范式。其次,它本身能够突破价值悖论的整合问题,并以共同实践的方式来构建一个未来的人类实践空间。

 

  

  中国、美国和新时代全球治理

  蒂姆·萨默斯(Tim Summers)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

  在美国政府的对外言论中,没有看到美国承担责任的意愿,而是对中国的消极言论,特别是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的批评。中美贸易战中,大量出口产品的关税都增加了,其实从2009年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就有争议,对华政策的失败与否一直是美国政界热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有三个:一是对中国的政策缺少自由批评;二是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对中国国内及其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的补贴;三是关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来美国政界对中国批评的声音有所增加。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在“9·11”前其实就初现端倪,对中国的不满并非特朗普政府独有。尽管美国的强硬政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有所体现,但当时是采取一种多边的、较为温和的形式,而特朗普则完全抛弃了这一形式,美国议会也在不断要求政府出台政策来应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提升,推动了多边机制的发展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这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有很大影响。在全球治理问题中,对抗是一个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全球治理是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国家安全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并不是我们之前期望的新时代,而更多的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一种策略性的对抗。这对于中国、对于全球化、对于全球治理都是重大的议题。

 

  

  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持续重要性

  芮捷锐(Geoff Raby)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

  世界贸易组织(WTO)目前面临着自1995年成立以来最大的压力。WTO承担各国的贸易谈判并提供各种服务,使各国能够融入世界,维护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同时,它能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协议以约束其履行各自义务,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机构。目前世界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很多规则是基于之前的国际秩序制定并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打破了大量贸易壁垒、大幅降低了关税,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取得同样的成绩。中国在承担其责任的同时,也实现了其经济的腾飞。尽管其目前面临挑战,但这只是因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出现。当下并没有大规模的国际争端发生,但是小争端不断,解决这些争端对经济形势也会有很大贡献。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WTO进行了很多抨击,给后者造成了不少挑战。而WTO是全球治理机构中一个很独特的机构,能对成员国的履责形成较强的约束,若WTO发生变动,需要成员国的投票,因此对这一机制的挑战也是对全球治理的挑战。另外,它也是一个基于共识的机构,其中有很多成员国都很好地履行了其承诺,对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

  WTO在未来将面临一些改革。一是状态的转换,如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应该被重新认识;二是贸易规则的变化,我们应具有其他更多视角。希望多哈多边论坛的成果能够扩大,改变主要成员国获利颇多的局面。WTO实现变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共同合作。

  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

  叶桂平 澳门城市大学助理校长

  构建一种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古老理念的一种现代表达,包含了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特别要把它上升到一种新文明的高度,要借鉴各国各民族先进文明成果和历史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寻求创新发展。

  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最关键的应该是有坚实的文化支持。对此应该做好试点工作,第一,要坚持相互尊重,促进文明交流;第二,要坚持根植民间,加固人文交流的友谊桥梁;第三,要坚持互学互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第四,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厚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源泉。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港澳发展提出了许多期许。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代表性城市,以及中国与海外互通互联的重要窗口,应保持国际性城市的特色,利用对外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国家方针政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故事,发挥澳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方面的特殊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

  杜志章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研读相关文本,我们可以提炼出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

  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诸多全球性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的共同价值(类价值)是其价值导向;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其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全球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传统中国大同思想与历史上人们追求大同社会的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以“全人类”为主体,以人的“类存在”为前提,以人的“类价值”为导向,以发展人的“类文明”为任务,以实现人的“类解放”为目标,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寻求新的方法和智慧

  高文勇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FGV)中巴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亚洲和世界现在经历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反全球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我看到很多国家都在用这样一种新方式,包括美国和巴西。历史上,更多的国家发展依赖于双边的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新的路径影响了很多主体的发展可能性。

  就美国和中国来说,其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影响了世界上诸多的经济体。当前全球一些国际机构遇到各种发展困难,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国际组织和平台不断涌现,包括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也包括金砖国家。金砖是一个全球性的机构,但更像平台,它倡导了南南合作,也推进了二十国集团具体的多边合作。这其中有很多表述见于其官方的声明:第一,一个完整的改革的必要性,要与联合国一起致力于让它更加高效,同时还强调了我们需要加速改革,包括全球的金融机构,这样才能够真正反映世界经济所发生的变化;第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比较。全球化代表的是一种平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不同点,所以二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作者简介

姓名: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彦)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