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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脱域与突围
2021年09月17日 14: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荣卓 汪霞 字号
2021年09月17日 14: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荣卓 汪霞

内容摘要:与世界范围内的“脱域”现象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一场人及其关系与资源的“脱域”过程,集中表现是中国乡村的治理主体,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源不断向广阔的城市流动和蔓延。放眼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立足我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认识和把握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迁,正视和解决当前乡村治理的“脱域”问题,是提升我们党和政府乡村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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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家治理从来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要切实让党和国家的发展理念、指导思想落地落细。包括乡村、社区、县域、市域在内的广大基层,无疑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最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基层治理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补齐短板,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真正以“基层之治”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础。对于基层治理实践与发展的关注与讨论,也应成为新时代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脱域”一词源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著《现代性的后果》一书,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脱域”是由时空分离造成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从狭小有限的地方性场景中“剥离出来”,跨越到更加广阔的时空中去构建新的身份并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吉登斯认为,“脱域”是现代性产生的重要动力机制,也是现代性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与世界范围内的“脱域”现象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一场人及其关系与资源的“脱域”过程,集中表现是中国乡村的治理主体,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源不断向广阔的城市流动和蔓延。放眼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立足我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认识和把握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迁,正视和解决当前乡村治理的“脱域”问题,是提升我们党和政府乡村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

  中国乡村社会的“脱域”要素

  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以乡土文化为纽带、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域共同体。但是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乡村社会的“脱域”要素不断增多,使乡村治理的问题和短板愈加明显,出现了以下四种问题。

  第一,精英“脱域”。我国城市化进程是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过程。部分进城农民逐渐在城市买房居住,尽管其户籍和身份仍然是“农民”,但其活动根本不在乡村,他们的“脱域”导致了乡村治理主体的“不在场”,降低了乡村治理的效能。

  第二,关系“脱域”。城市化使农民从原有的生活时空和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呈现出离散和衍射的流动性。因此,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传统乡村社会人际交往、相互信任、亲密合作等规范随着村民的关系“脱域”而弱化,对乡村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形成阻滞。

  第三,资源“脱域”。人力、智力等资源的“脱域”造成乡村治理内生资源不足。在一些资源匮乏的乡村地区,村委会基本依赖上级政府的行政调拨和资源输入,村干部成为负责执行乡村资源分配任务的“半行政人员”,从而强化了基层政府与村庄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第四,文化“脱域”。千百年来的乡土文化是乡村共同体得以凝聚的内在基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村代际之间的文化印记逐步减少,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和共同记忆不断收缩,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和行为逐渐脱离了乡村生活空间和场域。

  突破乡村治理的发展瓶颈

  乡村治理的“脱域”不仅直接造成乡村治理的种种问题,也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带来了挑战。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成功化解了各种乡村治理难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当前,突破乡村治理的发展瓶颈,更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协同推进、整体发力。

  首先,要夯实乡村人才回流基础。一方面,要完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另一方面,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乡村产业振兴发挥“吸虹效应”,吸引广大学生、乡村致富能人、本土复原退伍军人及外出务工者等各类人员回乡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回流人才的各种社会保障力度,实施适宜的回流优惠政策,比如加大乡村教育投资力度,使学龄儿童不出村就能享受与城市同等质量的教育,解决回流人才的后顾之忧。

  其次,要构建乡村网络社会关系。要不断加大网络赋权力度,充分运用数字化工具搭建便捷、及时、透明的治理平台,营造数字“公共场域”,通过对乡村治理共同议题发表意见、评论、投票、点赞,让“脱域”的村民在网络空间里再次聚集并强化协商和沟通;要向村民释放更多的治理信息,把征求意见、公示、讨论、开会等事项搬到网上,让村民从“脱域”变成“在场”,在去中心化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中构建网络社会关系和新型乡村共同体。

  再次,要强化乡村内生资源整合。在乡村振兴资源向基层延伸的同时,制定乡村治理的权责清单,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功能定位和权责范围,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大乡村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发挥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使社会组织成为乡村基层政府的有力帮手。搭建政府、社会、市场资源链接平台,实现各类治理资源的集约化再配置、系统化再整合。

  最后,要激活乡村文化基因内核。科学合理指导乡村规划建设,在保护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中守住乡村的精神家园,挽救性修复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村落风格,在村寨、道路、桥梁等有形的文化空间内注入农耕文化、民俗习惯等无形的文化内核。此外,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村民成为传承优秀乡土文化的主体,真正激发广大群众对乡村的认同感、归属感,让乡村能承载广大“脱域”村民的乡愁。

  从长期来看,要避免乡村治理因“脱域”而陷入困局,党和国家必须在人才、资源等方面对乡村予以倾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使其在乡村实现聚合与重组,从而落实落细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突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共建共治机制及其风险预判研究”(18ZDA16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陈荣卓 汪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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