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与文学的“世纪之变”中，严复是最应首先被提到的人物。严译名著是当时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块丰碑，其筚路蓝缕之处甚多。严复1902年与梁启超通信时说：“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其与张元济信中又云：“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向西方寻求新理的严复，又时时注意在国粹中有真发现，这种熔中西学术于一炉的努力，使之赢得了中西学皆第一流人物的美誉。

　　作为世纪之交的思想领袖之一，严复在文学价值、功用方面的见解及雅俗取向也极有见地、自成一言，与同时代文学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构成很有意味的对比。

　　在文学的价值功用上，严复持“无用之用”说。严复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救国之方，三方之中，又以开民智最为根本。开民智，需变学术。在学术救国的格局中，当时中国最急需的是船坚炮利之学、经济社会之学。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认为：“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而中土学术，最尚词章之学。“（词章之学）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波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娱于记诵词章，拘于训诂注疏，陋于经义八股，中土学术因此不振。欲开民智，非讲物理达用之西学不可，非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严复在《涵芬楼古今文抄·序》中认为：诗歌与古文，有为己与为人之别。为己者以得之为至娱，相欣而无穷，这是一种情感满足审美愉悦的境界；为人者假其途以有求，求得则辄弃之，这是一种以诗歌古文为个人工具当敲门砖的境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可同日而语。鉴于此，严复在《诗庐说》中有文学“无用之用”之说：“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邪？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严复对社会科学的翻译引进，是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这种功利色彩体现了一个以救亡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民胞物与的情怀。但严复对文学功用的理解，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情感属性与审美功能。

　　在《诗庐说》中，严复表达了对诗的三个方面特质的认识：第一，诗是美术之一种，具有意造和超夫事境的特点。第二，诗发于自然，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第三，诗不可使有用，用则丧其真。把诗归入美术的类别中，慎言诗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与严复读西方书，识理、情之别有着密切的关联。严复在1909年成书的《法意》按语中，言及美术的范围及其诚、善、美的特质。他关于美术的认知可以概括为：美术的范围包括词赋、音乐、歌诗、图画、雕塑、建筑、百工诸类；美术具有娱官神耳目、移情动魄的作用，体现出人类对诚、善、美的追求，关情而不关理；国家美术水平的好坏、国民美术修养的高低，是国家贫富强弱的显性标志。在救亡的学术格局中，主张先物理后文辞，重达用而薄藻饰；在对文学价值作用的认识上，注重文学情感与审美的特征，强调文学的非功利和私己性，以“不用之用”和诚、善、美为文学的至高境界，这些都使严复在文学观上显示出与梁启超的不同。

　　严复与梁启超的不同，还表现在文学的雅俗观上。作为世纪之交的两位重要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以报纸媒介为思想启蒙阵地，以生花妙笔，作惊奇可喜之论，将通俗可读的报章文体发挥到风生水起的极致。梁启超新文体的阅读人群，下至粗通文字的贩夫走卒，上达精通经史子集的士大夫，覆盖面甚广。严复也有办报的经历，其对报章文体并不陌生。但在翻译实践中，他仍然坚持雅言的标准，有意与报章文体保持距离。这与严复从事翻译时的文化身份焦虑有关，也与他将翻译之作的阅读对象定位于士大夫有关，当然也与西方学术著作学理难译有关。

　　如果说严复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立“信、达、雅”标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请古文大师吴汝伦润色修饰，尚有抬高个人与译文身价、引发社会关注的意图的话，那么1902年《原富》出版时，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论，则更加明确了其译著以士大夫和社会精英阶层为主的阅读定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介绍《原富》，盛赞其“体思宏大”之后，也提出了“其文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的批评。针对梁启超的批评及其对文界革命的提倡，严复撰《与梁启超书》予以一一辩驳。梁启超呼吁以“从众向俗”为导向的文界革命，严复则认为这不是文界革命，而是对文界的凌迟。梁启超主张学理邃赜之书，也应用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使学童受益；严复坚持报章文体与述学翻译文体有文野高下之分。学术译著就是写给多读古书之人的。严、梁的分歧，显示出全民启蒙和精英启蒙出发点的差异，也显示出思想语言表达等方面所持的雅与俗标准的差异。

　　严复以文言译西方学术著作，备尝“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甘苦。其《天演论·译例言》举“导言”一词为例，严复初译为“巵言”，夏曾佑改为“悬谈”，吴汝伦以为“巵言”滥熟，“悬谈”佛学色彩重，应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学者的认真讲究，于此可见。1899年，严复在《与张元济》中，言翻译之难云：“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鲜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以示同辈，尚以艰深为言；设其轻信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严复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中再谈翻译之难，以为西方学理已成科学体系，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用中国文言文体词汇翻译西方自成系统的学理，这种方枘圆凿式翻译实践其有两难：其一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难；二是思理层析，准确表达难。但文言翻译即便很艰难，严复却未因此而放弃对雅言的坚守。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