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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的“求异”伦理
2020年08月11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谢志辉 熊力游 字号

内容摘要:汉语典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和代表,汉语典籍外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策略。《论语》《老子》《孙子兵法》以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元曲等饱含中华文化思想,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仍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失真与走样。以往汉语典籍翻译多由西方译者完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和透彻,甚至存在错误,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常出现误解、误译的情况,汉语典籍深刻的精髓与内涵没有真正被领会。另外,由于中国古代语言的表达习惯,汉语典籍包蕴的思想留给读者阐释的空间较大,也导致了西方学者在传播中华文化时的曲解。语言和文化紧密相关,中国古代语言的表达方式独特,“明晰不足,暗示有余”,同一文本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西方汉学家常常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兴趣爱好,阐释出心中所期待的内容,这让汉语典籍在西方世界发生了变形,被读者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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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典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和代表,汉语典籍外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策略。《论语》《老子》《孙子兵法》以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元曲等饱含中华文化思想,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仍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失真与走样。以往汉语典籍翻译多由西方译者完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和透彻,甚至存在错误,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常出现误解、误译的情况,汉语典籍深刻的精髓与内涵没有真正被领会。另外,由于中国古代语言的表达习惯,汉语典籍包蕴的思想留给读者阐释的空间较大,也导致了西方学者在传播中华文化时的曲解。语言和文化紧密相关,中国古代语言的表达方式独特,“明晰不足,暗示有余”,同一文本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西方汉学家常常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兴趣爱好,阐释出心中所期待的内容,这让汉语典籍在西方世界发生了变形,被读者误解。

  更加严重的是西方翻译家对汉语典籍的“有意”误读。这种误读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以西方自身的强势文化为出发点,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以西方的价值观、世界观来看待中华文化,对汉语典籍随意曲解篡改,从中取其所需,用西方话语来描绘中华文化,以迎合西方的读者,说明西方文化的“唯一合理性”。这造成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变形,传统文化的“身份标志”缺失,个别价值观念被西化,未能达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此外,在西方传播较广、读者较多的汉语典籍译本有不少是早年西方来华传教士完成的,他们对汉语典籍的译介受到宗教的直接影响,试图在汉语典籍中找到与教义相通的内容,证明中华文化与西方宗教是“同源同一”,以减少在华传教的压力。尤其是一些含义模糊的重要术语,也被传教士作了对他们传教有利的阐释。例如清朝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认为《易经》里的思想就和天主教的奥秘与箴言一致,甚至认为伏羲就是亚当长子该隐的儿子埃诺克。在这种观念认识指导下,汉语典籍在西方理解、阐释和传播的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要真正通过汉语典籍海外传播来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必须“显异”。“显异”即尊重差异、凸显差异。我们应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尊重和突出中华文化的差异性及特点,保留其独特之处,让世界人民能聆听到真正来自中国的声音,感受到其潜在的力量。中国的翻译家应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以传播民族文化为己任,不能让中华文化淹没在全球化浪潮之中。没有民族文化的独立,不能维护本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就没有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翻译的宗旨就是引进异质文化和异性思辨形态,补充原质文化,推动原质文化的发展。翻译中保留文化他者的异性是翻译的终极关怀。发掘差异、尊重差异和保留差异已经不再是翻译的策略和方法问题,而是关于怎样对待相异文化的伦理道德问题。从西方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过于归化的翻译构筑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汉语典籍之前的对外传播大多体现了这种不平等,西方译者以自身的文化及价值观为取向,对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典籍进行暴力的改写和粗暴的置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解、压制和同化了其中固有的文化内涵。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所言,译者不能再以西方的价值审美观来重新塑造原文,相反,应采用“抵抗”(resist)的方法,使在目的语言中占边缘地位的外来文化得以体现,使目的语言文化多元化,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

  汉语典籍里蕴含的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能被抹杀和破坏,翻译家应当力求最大限度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质文化因素,也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征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造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传播的使命就在于将文化他者的异质特征真实完整地传递到目的语言社会中,尊重他人文本的完整性和价值观。中华文化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宇宙、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与思考,具有特别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西方传统迥然不同,尤其是一些内涵深厚的特有的“术语”,如“仁”“爱”“义”“君子”“道”“礼”“孝”“恭”等,绝不是用英语中现成的语言就可以轻易套用,并纳入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去的。如果将中华文化中的关键表达与核心概念改造为西方人所熟悉的东西,那就是掩盖和无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否认了文化他者的存在。

  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发展而绵延不绝,在人类文明史上可以称为一个奇迹。对此,我们要引以为豪,树立起强大的文化自信。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传播和输出真正的中华文化,树立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承认并尊重差异是不同文明之间良性交往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时代汉语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要体现“差异”伦理,尊重差异、凸显差异,通过“显异”的传播策略,提升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度和理解度,增强其感召力和影响力。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湖湘文化走出去的传播话语策略研究”(17YBA020)、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软科学)“‘一带一路’背景下长沙对外文化贸易的语言需求与服务对策研究”(kc18090xx)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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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志辉 熊力游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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