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际交往中,个体情感既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姿态和语调这种非语言的方式表达,也可以通过词汇和语句等语言方式表达。情感的非语言表达与识别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语言影响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唤醒

　　沃尔夫假设认为语言影响思维。对双语人群的研究发现,很多双语者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使用母语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而使用第二语言时的情感体验则相对较弱。

　　当双语者想要表达强烈的情感时,更倾向于选择使用母语;否则,会使用第二语言。Dewaele对1039名双语者进行了调查,问题为“如果你骂人的话,通常会使用哪种语言?”结果发现,最多的被试选择了母语,因为他们认为母语更能够表达愤怒情绪。另一项研究中,Dewaele要求1495名双语者对短语“我爱你”的情感强度进行评定,结果发现大部分双语者认为用母语说“我爱你”时情感激活的程度最强。

　　谎言作为一种话语,能够激起特殊的情绪。DaSilva和Leach研究了双语与谎言识别之间的关系。实验要求被试观看一盘录像带,录像中的情景为主人公在说谎或陈述事实,然后被试对其是否说谎进行判断。结果发现,相比于使用第二语言,当录像带的主人公使用母语时,被试判断的正确率更高。因为说谎是能引发尴尬和焦虑的情景,而使用第二语言会增加情绪距离,使主人公在说谎时更加坦然,尴尬和焦虑程度较低,从而被试判断的正确率降低。

　　决策曾被认为是纯认知的过程。近年来研究发现,决策过程也会受情绪影响。Keysar探讨了语言对决策过程中框架效应的影响。实验中分别给被试呈现以下两段不同的材料:(1)美国正面对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冲击,600人可能死亡,现在有A和B两种治疗方法。方案A:200人会获救;方案B: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2)美国正面对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冲击,600人可能死亡,现在有A和B两种治疗方法。方案A:400人会死亡;方案B:无人死亡的机率为1/3,600人全部死亡的概率为2/3。结果在材料(1)的条件下,72%的人选择方案A;在材料(2)的条件下有78%的人选择了方案B。这是因为第一种情况下被试把救活看作是收益,把死亡看作是损失;第二种情况则相反。面临收益时,人们会选择风险规避;面临损失时,人们倾向风险偏好。Keysar将上述材料呈现给英日双语者,结果发现,在用日语进行决策时并未出现框架效应,这说明第二语言的使用导致被试情感激活程度较低,转而更多依赖分析性的思维,所以减小了决策偏差。可见,语言通过影响被试的情感唤醒程度而影响决策。

　　然而,并非所有实验证据都支持母语的情感表达性强于第二语言。研究者将经典Stroop范式改为情感Stroop范式。实验以不同颜色呈现不同效价的情感刺激,要求被试忽视情感刺激的含义,尽快判断其颜色。结果发现,对消极刺激的判断要比对中性或积极刺激的颜色判断用时更长。Sutton等人采用情感Stroop范式,发现用两种语言呈现的情感词在颜色判断过程中产生的干扰程度相似,并未发现两种语言加工过程中情感自动激活的程度存在差别。

　　Segalowitz等人则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研究不同语言的情感词加工过程中情感效价的自动激活,结果也没有发现两种语言条件下情感激活程度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