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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后疫情时代的城市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
2020年06月30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查建国 夏立 陈炼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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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日前,上海社会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与上海研究院城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后疫情时代的城市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时召开。与会学者就当前城市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此次会议面向上海社会学会全体会员开放,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参加。

  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杰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刘欣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李友梅以“社会治理研究需要面对新问题”为题,交流了后疫情时期社会治理的新问题和新任务,并以中国网络领域出现的社会关系秩序变化与认同分化的现象为例,提出社会分层理论解释机制的局限性。她表示,当前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修正认知偏差,包括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等。后疫情时期我们在重视“六稳”“六保”的同时,研究当下人们的心态共处、社会安全感、社会性思想关怀以及社会共识重建等议题将成为社会治理研究要面对的重要内容。

  刘少杰的发言题目为“不确定条件下社会信任的分化与协调”。他认为,在疫情期间,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间、个人群体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信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网络信息时代,社会信任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分化,借助卢曼的社会信任变迁理论来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熟悉信任、系统信任、网络信任”这三种并存但矛盾的信任关系。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探寻新的信任关系,提倡开展有效对话,信息的有效沟通,让社会秩序保持持续的稳定。

  周晓虹以“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路径与切口”为主题做了发言。他认为,当前的疫情对于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在后疫情时代,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比以往更为迫切。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不仅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同时也是它的难点或瓶颈。已有的治理体制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事件时,具有突出的效率,但同时也限制了社会行动空间,导致底层活力不足、封闭性强,这些弱点在后疫情时代可能会更为凸显。因此,强化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应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题中之义。

  刘欣的发言题目为“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方式转型”,如何将新冠疫情置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下进行思考和研究、疫情将从哪些方面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做了探讨。刘欣表示,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来看,在现代性不断扩张和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人们为了应对自然、环境风险而设置的一系列制度和组织,其本身就隐含着结构性的风险。新冠疫情冲击了我们生活方式的连贯性,打破了我们在身份认同、消费行为、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实践方面长期建构起来的惯例化行为模式。面对这些日常生活的新变化,该如何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安排和组织设置,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用新的制度安排、组织设置和治理方式去规避新风险,将成为我们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

  张文宏的发言题目是“后疫情时代社会资本的投资”,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分析了疫情防控中的社会资本机制。他表示,在宏观层面,国家力量是社会治理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主体。中观层面,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在追求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兼顾社会的利益;社区层面也发挥了大量作用,大量的宣传标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疫情防控期间表现最突出的群体,如医护工作者等,用自己的奉献赢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同,为所在群体扩大了社会资本的影响力,也为常态时期解决医患矛盾、干群冲突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微观个人层面,有了个人暂停面对面互动、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的改变,以及中国式的亲密关系对疫情扩散的影响等。社会信任的建构成为战胜疫情的社会资本,在后疫情时代,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投入是应对疫情所带来社会不确定性的有效方法之一。

  提升社会学社会服务能力

  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上海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杨雄研究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文军以“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全球疫情防控的困境与应对之策”为题发言。他表示,社会学跟流行疾病的研究一直有较强的关联性,分析当前疫情的特征,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是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现代社会流动是一种区隔体系,流动的实践具有社会性、扩展性和世界性的特征。而不确定性则是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其主要是由全球化和个体化所推动。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给疫情防控带来了较大挑战,亟需有效的应对方式。建议以制度创新为基础,以共同体的方式来应对,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杨雄的发言题目为“后疫情时代: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保增长与保民生、经济发展与超大城市人口调控、国家主义与社群主义”四个发展问题并重点分析了经济发展与超大城市人口调控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对浅度城市化进行反思,其中包括超大城市发展模式、高层住宅的居住方式、城市人的社交方式三个方面。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人口健康与城市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将产业、居住、生态、人文、创新、文化持续结合起来。

  何雪松以《战争与社会思想》一书为引,论及当前社会学界对于社会极端状态研究的缺位。他认为,疫情发生之后,非常态的社会状态应当引起社会学研究者的注意。回顾社会学的历史发展,早期经典社会学家大多关注的是社会转型的问题,尽管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之后出现了新古典社会学,但其关注焦点仍然是转型。关注社会问题的知识体系对于宏观层面的整体研究依然缺位。以灾难社会学为主的研究传统,总体而言关注的是群体,也缺少对于整体的研究。如果我们社会学在非常态的研究上有更多贡献的话,对于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以及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桂勇的发言题目为“民粹型民族主义与后疫情时代的网络治理”。他表示,分析疫情前后的网络空间变化可以得出,疫情后网络社会撕裂与新型民族主义更为明显。由于信息茧房、同类聚集与主流丧失等三大互联网效应的存在,网络撕裂与极端化开始出现。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应关注数字鸿沟、公共讨论这两个互联网中的核心问题。他还从数据出发,分析了当前网络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特殊关系。最后就后疫情的网络治理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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