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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深化机构改革与治理现代化” ---“深化机构改革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政府治理研究院成立会议召开
2018年12月12日 14: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查建国 夏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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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机构改革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政府治理研究院成立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拉开帷幕,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2018年12月2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咨研究基地陈奇星工作室、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承办的“深化机构改革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政府治理研究院成立会议在中共市委党校召开。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沈炜教授致辞并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政府治理研究院成立,宣读组成人员和特约研究员名单。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高小平教授、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阮青研究员致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郭庆松教授主持开幕式。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周明伟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李琪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郭庆松教授作主旨演讲。上海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陈奇星教授主持主旨演讲。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罗峰教授主持专题发言。

  在国际视野下思考机构改革与治理现代化

  周明伟研究员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的应有之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我们应当在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思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近年来,非西方的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引发全球力量对比产生结构性变化。同时,发达国家持续60多年主导的全球治理出现了问题,人类社会在非传统安全等多个领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世界的关系前所未有之紧密。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发生在全球性变局的大背景下,也对全球治理产生巨大影响。

  沈炜教授指出,党的十九大就机构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明确了改革的总目标、总原则、任务书和时间表。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进党的机构治理现代化的深刻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要求,以提升治理能力为核心,围绕加强党的全面建设,推进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深化城市管理和市场监管体系改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等重大课题,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机构职能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李安方研究员表示,本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因为中国国力增强;另一方面,机构改革的很多内容涉及涉外部门。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机构调整的很多内容都是服务于对外开放的。因此,机构改革一定要放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之下来思考与审视,比如国内的机构改革怎么参与全球治理,如何通过机构改革展示中国的国际形象等。

  机构改革的中国逻辑

  高小平教授表示,新时代机构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背景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政府治理研究院确立以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城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优质营商环境,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等方面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李琪教授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机构精简、权力下放,到效率提高、职能转变,再到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逻辑发展过程。近六年来,按照中央的部署,政府职能转变依循三个导向深入推进,一是坚持“市场导向”而不是“市长(行政首长)导向”,强调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二是坚持“服务导向”而不是“审批导向”,政府职能由强调行政审批转向为公众和市场提供有效服务;三是坚持“效能导向”而不是“效率导向”,更加注重行政活动的效果和质量,而不仅仅是强调行政效率。李琪指出,推进行政治理体系和行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聚焦于行政体制创新和行政执行力。推进机构精简、权力下放、职能转变、效能提高、制度创新的行政改革系统集成,聚焦于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聚焦于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付诸实施。

  上海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认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处理好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关系。政府事务的内部治理要比社会事务的外部治理同样甚至更加重要。内部治理越有效,外部治理就越有力;内部治理的消耗越大,外部治理的能量就越小。没有良好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的成效必然受到影响。政府治理好外部社会,首先要通过自我治理,使它能够满足治理外部社会的必要条件。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竺乾威教授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政府体制一大特色。从组织角度而言,我国党和政府两大组织并存,这是“一元两体”的政府内部结构。“一元”就是党的领导,“两体”则是行政部门和党的部门同时存在。本轮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并深化了这种“一元两体”的组织结构。从组织关系和党政关系来看,本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类型有“嵌入式”的,即政府部门设置党的机构;有“组合式”的,即党政一体模式,比如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提出,我国机构改革的重心经历了从政府职能转变,到权力制约与职责履行的逻辑。以往机构改革较为集中于“三定”方案的规划与执行、政府之间的分权,以及大部门体制的实施等三大问题。自从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以来,各地在推动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推进公共权力结构科学化配置以及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化监督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塑造了当代中国机构改革从行政体制内部的局部性改革向行政体制内外部结合的整体性制度创新历程,开创了一条通过制约行政权力以探索制约公共权力的中国式发展道路。

  上海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吴志华教授认为,同其他国家的机构改革不同,中国的机构改革具有自身特色。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解决政府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外部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不仅要研究“怎么做”的问题,还要探索“做什么”的问题,即确定政府的职能和目标。这些因素决定,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更加复杂。

  中央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上海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正明教授表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党和国家机构设置的架构、数量、规模,以及机构撤并、权责界定、绩效评定等,都应该以人民的意愿作为依据。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阮青研究员提出,地方政府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所在,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环节。上海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点,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政府职能经验,不断总结上海政府治理已经取得的成功案例和经验,加快推进上海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国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日前,中央已经批准了上海的机构改革方案。郭庆松教授认为,上海必须在准确洞察时代发展的变局即“准确识变”中全面完成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即“全部动作”;在“科学应变”中完成好中央的“规定动作”;在主动求变中做好“自选动作”,既要尊重上海历史,又要突出上海特色,更要结合上海当前的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的前瞻需要,因地制宜地设置党政机构和配置相应职能。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教授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高质量发展着眼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率,意指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覆盖生产、生活、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行政学系主任容志教授认为,街道是实现治理重心下移的关键,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基层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也处于基层治理体系的中心位置。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大背景下,街道办事处应定位于基层行政管理的协调者,基层公共服务的组织者,社区自治共治的引领者和基层协商民主的促进者。街道办事处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结构功能再造,提升其在基层社会中的服务和管理的效能。

  探索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有效路径

  上海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孙荣教授认为,城市精细化治理要贯彻落实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通过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探索和完善,不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的能力。要坚持力量下沉,打通市、区、街镇三级机构间的条块关系,将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人员、资金和保障,更多下沉到基层。要在人民群众的服务感知上下功夫。解决多样化的群众诉求,做到有诉求,有回应,有耐心、有温度。在纷繁的城市治理中,找到群众满意的最大公约数。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鲍宗豪教授认为,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城市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但是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还存在不足,如由于人口快速集聚、公共资源短缺、交通拥堵而引发的一些“城市病”。在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应对超大城市或全球城市的新型社会风险,要构建与全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以云治理提升卓越全球城市的社会治理水平,并构建乡镇街道治理一体化的治理体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董幼鸿教授认为,在城市治理精细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处理好一些基本问题。如人性化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以人为本与技术主义路线关系;信息安全问题,即如何处理好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社区承接能力问题,即如何处理市区政府职责与基层社区的职责问题;治理高额成本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好投入与产出问题;社会主体参与问题,即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职能与角色问题。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文化处处长吴苏贵研究员表示,近年来,上海在城市精细化治理等领域有许多好的经验与做法,我们应当通过深化研究,将各级政府的好经验、好做法,加以制度化、法治化,并形成长效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查建国 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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