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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
2018年12月06日 09: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查建国 仝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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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研讨会现场 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仝薇)12月1日,由“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召开的“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课题组首席专家、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强教授主持会议,并对课题研究背景、总体研究设计及中期研究进展等作主题发言。各子课题组成员分别汇报中期研究进展。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骆大进副主任作总结发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孙福全研究员、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万研究员、《中国科技论坛》编辑部主任张九庆、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张剑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郭俊华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周文泳教授等专家就“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主题作专题发言。

  推进科技创新亟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陈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促进了科技创新活力的不断增强,为科技创新取得辉煌成就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同济大学的支持下,“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研究进展顺利。课题组在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推进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本次研讨会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深化相关认识,提升研究质量。

  围绕“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科技体制形成的新挑战及深改总体思路研究”主题,子课题组成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胡雯博士作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历程及政策演进”报告。报告提炼了我国科技体制面临的新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要求科技体制具备面向未来的能力;国际科技竞争新格局促使中国由“跟跑”向“并行领跑”战略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大幅提升科技有效供给;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科技创新体系发挥更大效能。

  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对我国科技体制形成的新挑战及深改总体思路研究”,子课题组成员、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常旭华博士作“科技咨询体系:为我国科技战略保驾护航”报告。报告指出全球科技强国普遍具有完备的科技咨询体系,相比较而言,我国科技咨询体系统筹不足,专门性立法尚处空白。因此,需要通过优化科技咨询专业人才体系、优化科技咨询方法体系、完善科技咨询法制化保障等措施建立完善现代科技咨询体系。

  围绕“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模式研究”,子课题组成员、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刘笑博士作“借鉴国际经验,扩大科研设施开放共享”报告。报告通过对欧洲科研基础设施的研究,对比提出我国需要从顶层战略、组织管理、技术支持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国内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的建设,提升科研基础设施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水平。

  围绕“以科创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研究”,子课题组成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敦帅作“树立正确科技评价导向,构建新型科技评价体系”报告。报告提出要树立多元化科技评价导向,确定具体化科技评价体系,即包括评级主体、客体及指标体系,并开展包括代表作制度、同行评级制度、分类评价制度等在内的典型化科技评价制度。

  围绕“面向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构建研究”,子课题组成员、同济大学技术转移中心鲍悦华博士作“我国与英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比较研究”报告。报告通过对我国与英美专利管理及运用模式差异的对比,指出双方目前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双方存在差距的原因,由此提出提升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水平的相关建议。

  科技创新发展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

  李万认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同发力。一方面,企业是成果转化的主体,但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不够。相对的,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企业对基础研究都有相当比例的投入,缩小了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知识鸿沟”。美国《联邦技术转移法》《技术转移商业化法》等,建立起联邦实验室与企业之间的合同研发机制(CRADA),推动成果转化。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正是与NASA、美国空军等下属的研究机构通过合作研发机制,获得了技术支援,实现了飞速发展。我国应通过税收抵免等政策,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和产学研合作的投入,加快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高校院所要为成果转化提供有效支撑。美国《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规定,要求联邦实验室必须将其研发预算的至少5‰用于技术转移。《技术转移商业化法》要求提交年度技术转移绩效报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采用科研绩效进展报告(RPPR)方式掌握研究项目绩效进展。这样,从资金和信息等多方面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得以顺畅展开。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科研绩效和科技成果披露制度,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准备金制度,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持。

  郭俊华提出,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完善有赖于对创新体系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厘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导向经历了从政府主导的“科技管理”到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创新管理”,再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创新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尤为重要。可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前沿的研究方法,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进行更为精准的分析。在科技创新体系发展中,应注意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存在的“挑选赢家”等选择性偏见,或是撒胡椒面式的资源均摊等问题,细化分析不同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尤其是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部分科技补贴政策“资源错配”,以及企业“寻租行为”等问题。根据不同地域的特点,在科技创新链的不同阶段,采用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等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周文泳讲到,从科技创新生态角度看,如果创新主体的多样性程度越高,创新主体的能动性越强,那么,科技创新成果供应链网的流量水平和运行效率也越高,它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也越强。2018年7月以来,“三评意见”、“国发25号文”、五部委清“四唯”、教育部清“五唯”等国家层面科技评价领域的改革政策与举措相继出台,有利于激发不同专长的一线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国计民生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多方面需要,有利于治理我国科技创新生态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落实这些改革政策举措过程中,客观上影响到了基层单位既得利益群体的个人利益,尤其是会受到掌握科技评价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的消极应对;只有当基层单位的科技评价话语权能为不同专长的科技人员的代表共享的时候,这些改革政策举措才有可能真正落实到位,并让广大一线科技人员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

  孙福全表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在“深化”两字上下功夫。既要研究提出新的重大改革举措,也要对已出台的重大改革举措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改进完善建议;既要在科技体制层面提出改革建议,也要重视机制和政策层面的研究,建立问责机制,以使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既要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重点研究内容,也要研究制约科技体制改革的财税、金融、投资等领域的重大体制性障碍,加强改革总体和顶层设计,提高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于激发广大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根本上拆除制约科技创新的制度藩蓠,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张九庆认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不管对这40年如何划分,但每次科技体制的重大改革都有其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和科技本身发展需求、标志性的政策和措施。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例如,整合后政府不再管理科研项目,交由合格专业机构来管理。当取消各部委直接管理项目的权力后,各部委发展科技的意愿、责任也可能会被大大弱化。如何平衡专业评审意见和政府各部门的意愿、责任,也是我们在研究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时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

  张剑波表示,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面临两方面问题: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在引进技术迅速占领市场的边际效应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要实现高质量、高效益、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化;中国技术创新之路困难重重,正在艰难探索竞争新优势。在这两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使国家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使科技创新战斗序列适应新形势下创新的需求,就是要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更高质量的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生活水平的需要而提供创新。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实现创新人才的大量涌现。因此,首先应该将我国现有的科技创新体系、体制机制,与发达国家全方位进行全方位对比,找出我们急需弥补的短板。并且还要从创新生态体系优化的角度来考虑未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科技体制面临的问题、努力的方向、遵循的路径、实施的步骤和应采用的方法。要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提倡科学精神,推广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弘扬创新文化。

  骆大进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一方面,课题是研究党的十九大背景下的科技体制改革问题,针对不同的子课题内容,避免简单和孤立的分析,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进行整体研究,形成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课题研究应深入挖掘和探究问题的本源,并加深对科技体制背后机制和模式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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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查建国 仝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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