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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
2018年12月04日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海锋 陈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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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 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海锋 通讯员陈曲)自马克思、涂尔干及韦伯等创立古典社会理论以来,社会理论更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并产生了一批卓越的社会理论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基础,但相对于时代需要仍显得滞后和不足。基于此,12月1—2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者与会。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介绍了本论坛设立的基本理念和意图。在他看来,做实做精社会理论、培植更多的青年优秀人才,乃本论坛的基本目标。社会理论本来就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哲学、社会学以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传统及范式。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例如民族国家、都市、网络、空间、身体、性、技术、环境、分工、认同、流动、民粹主义等等,都特别有必要并值得展开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洞察、分析与想象力,使其在分析和处理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关系、过程及其事件方面,显示出相当的优势。社会理论不走极端,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后革命到治理的持续而又艰难的转变与调整过程,特别需要社会理论的资源乃至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具有“执两用中”“致中和”追求和谐大同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针对当代世界面临的民粹主义困扰,中国社会理论资源及其智慧意义愈加显著,值得挖掘与阐释。在哲学研究方面,作为与伦理学、政治哲学同等重要的当代实践哲学之一种,社会理论特别有必要加强。此外,社会理论的研究也有益于加强哲学本身的开放以及哲学向相关学科的沟通对话。

  论坛期间,与会学者围绕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涉及“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定位、核心概念及其同现代社会批判传统的关联”“关于古典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关系,十九世纪知识型与结构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形成”“中国社会理论传统的分析与运用”“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引发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两大方法论的争论及其意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资源的深入讨论”“对若干当代社会理论资源如福柯、德波、吉登斯、卡斯特、斯图亚特·霍尔等相关思想的讨论”“都市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当代精神处境的社会文化分析”。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南湜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极端时期不太可能出现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应当是在一个社会缓慢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尽管诸国家民族也都有社会理论传统,但古典社会理论传统却应当特别归之于英国与欧陆两大近代传统,并由此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这两类传统:一类是英国式的自我保存,基于个人主义的制度建设;另一类是欧陆服务于国家学及官房学的社会建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谢晶对“玛纳”与实践观念的可译性作思想史考察,研究了涂尔干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于规范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意义,借此对绝对主义方法论提出质疑。她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普遍化与本土化两个极端,而在普遍主义已经取得话语权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强调社会科学相对主义方法论的价值。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考察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实在主体”。他认为,“实在主体”就是“既定社会”,且“主体即社会”。这一概念不能在抽象的形式逻辑或先验逻辑、而应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去理解,由此他批判了康德范式,因为后者缺乏清晰的社会历史维度,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当然基础,真正奠定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的是马克思,同理,不应以形式逻辑或先验逻辑为据,将中国样式看成西方样式的翻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怀玉认为,马克思开创的是面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可能从“抽象的”本质科学上升为“具体的”现实社会科学。以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大卫·哈维、吉登斯等为代表的左派社会哲学家共同促成的空间化转向,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中所固有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精神出发,并重构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强乃社主张,应建构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范式。在这一构建中应积极借鉴相关理论资源,除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外,应重视马克思对都市的分析资源。总体上看,都市社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空间经济和区位经济的重要性增加;政治上,城市权和空间正义问题凸显;文化上,呈现出普遍后现代尤其是空间视角突出的后现代时代。他还对现代性话语提出置疑,认为针对西方强势的现代性话语,应当有一定的后殖民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潘斌认为,风险社会与其说是关于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不如说是对风险认知与风险治理能力的分配。在这个意义上,能力进路的分配正义是在契约论进路的分配正义之外的积极尝试,它试图修正罗尔斯正义论偏重于财富与收入的分配逻辑,转而根据可行的能力来决定资源的合理分布。“能力门槛”的分配进路一方面需要遵循一人一票式的算术式平等原则,但基于自然的偶然性因素与社会的偶然性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使得差异原则也不可或缺。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王小章对现代人的“厌烦”情绪作了社会分析。他强调,“厌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体性的情绪。韦伯的“人格”论述诠释了一种“招魂”式的自我修炼型自我实践;齐美尔、福柯诠释了一种“无边的挑战”的自我实践,这两种自我实践路径存在着各自的困难,也都无法克服本体性的厌烦。马克思则描绘了一条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自我的路径,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说法有益于克服现代人的厌烦情绪。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认为,当下哲学与社会学的社会理论研究理应加强沟通对话,相互吸取资源,以提升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整体质量。他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天下为家与封建郡县的相对相寓关系。封建和郡县不仅仅是行政制度之分别,还同儒法之争相对应,并指出儒家薪火相传的核心,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强化郡县制的化私为公能力。对封建和郡县既从体制角度进入又跳脱出体制范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既将之构建为一个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范畴,又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再现观念和经验的复杂关联,进而为讨论现代性问题提供历史的思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认为,以往关于韦伯方法论的研究着眼于价值领域不可还原以及彼此对立的特征,成为某种互不干涉的“价值分立”论,然而,某些价值领域尝试获得或重新夺回“主神”地位,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引发现代性的内在持续冲突,其中包含了对现代性的基本分析与诊断。因此,有必要将“价值领域”作为理解整个韦伯的基础性架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李乾坤对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进行探讨,认为《启蒙辩证法》中对自我保存原则的批判与福柯生命政治批判有着内在契合,共同探讨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以及这种统治形式背后的支配性力量。

  据悉,第二届论坛将于2019年5—6月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教授代表承办方提出,第二届论坛将围绕“现代社会基础条件的变迁”“当代社会结构与功能变化”“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文化理论研究”等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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