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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追访费老访“江村”的见证者与追随者
2018年07月04日 08:3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凌云 孔令君 字号
关键词:费孝通;开弦弓村;费老;豪兴;村民

内容摘要:姚富坤始终记得与费孝通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81年10月1日,那一年他29岁,是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农技员。费孝通71岁,经历了一些磨难之后,三访“江村”。“江村”是费老为开弦弓村起的学名。

关键词:费孝通;开弦弓村;费老;豪兴;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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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村”初心

    ■见习记者 张凌云 首席记者 孔令君

  姚富坤始终记得与费孝通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81年10月1日,那一年他29岁,是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农技员;费孝通71岁,经历了一些磨难之后,三访“江村”。“江村”是费老为开弦弓村起的学名。

  那一天,费老看起来很开心,他得知村民的平均收入比3年前增加了一倍有余; 村里缫丝厂的机器声重新响起,也开起了豆腐坊。此前,村子的面貌几十年没有变过。他要去看村民们住和吃的情况,特意挑了一间婚房,饶有兴趣地问,究竟有多少嫁妆。在开弦弓村考察4天后,费老说,这次去英国演讲,我心里有底了。他即将出发,赴伦敦领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最高奖之一的赫胥黎奖。在颁奖大会的1.2万字演讲稿中,费孝通在世界各地社会学者面前重提“江村”:“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我在‘江村’看到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实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1938年写就的博士论文,至今恰80年整。这个村子,他走访了26次,调研总在继续:他于1984年走出江苏省,从内蒙古西行宁夏、甘肃;1991年走进西南山区,又走沿海各省,从浙江、福建、广州到中国香港,合纵连横“下活全国一盘棋”;之后重返“江村”,从头做起,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行行重行行”,因此才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人类学思考。“去看,去听,去了解。沉下去,成为农民;走出来,再成为研究者。”当年曾经跟随费孝通调研的学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友梅铭记于心。

  沉下去,就有收获。社会学研究或许与领导干部调研不同,可其中的方法论,以及为解决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异曲同工。《江村经济》写就的80年后,我们追访费老访“江村”的见证者与追随者,以感受“江村”的初心。

  “江村”之变

  整个开弦弓村,无人不识78岁的刘豪兴。这位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满头银发,思路却格外清晰,回忆往事时,很多年代久远的事情和具体日期甚至能脱口而出。

  从1982年第一次踏进开弦弓村至今,他成了半个“江村人”。缘分源于1980年首期社会学讲习班。当年,为了尽早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费孝通等人开办社会学讲习和专业班,沈关宝(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刘豪兴、李友梅等人皆在此列。

  此后多年,费孝通反反复复告诉他们要研究好社会和农村的问题,就得走进农民的生活。

  1981年,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开弦弓村建立“江村社会调研基地”。在费孝通看来,理工科有实验室,社会学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费孝通的学生们跟随他的脚步,持续记录村子的变迁。1982年元旦的后一天,刘豪兴第一次到开弦弓村,并加入沈关宝和李友梅所在的“江村50年调查小组”。在这个调查小组,沈关宝负责工业,李友梅负责家庭婚姻,而刘豪兴负责副业和农业。

  当初从上海到开弦弓村,要耗时大半天:从上海坐车到平望,转车到震泽,从震泽坐船到庙港后还得走上近两小时,才能到达村子。初到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刘豪兴至今印象深刻。除了大队新建的楼房外,全村仅有一栋祖上留下的两层楼。村民们住的几乎都是砖瓦平房。整个村子只有两辆自行车,还都归集体所有。更糟糕的是村里的路,弯弯曲曲甚至不能称之为路。村民们告诉刘豪兴,一旦下雨,路就全变成泥巴地。

  刘豪兴出身广东农村,对他来说,农村生活再熟悉不过。社会学田野调查的要求之一,就是长时间观察,与人交流。与村民交流成了刘豪兴在开弦弓村日复一日的课题。夏日傍晚,村民聚集到桥下乘凉,是再好不过的聊天机会,此时的刘豪兴,通常掏出本子,边聊天边提笔记录。

  在李友梅的记忆里,在开弦弓村的那几年,白天去各家各户找村民聊天,晚上就在村里安排的办公室里通宵整理资料。她记得听录音机整理起来特别慢,经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再稍微睡一会儿。但大家都很有激情,仿佛不知疲惫。

  李友梅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村子工厂工作的外来媳妇不断增多,女性收入在家庭经济占比快速提高,村里开会时慢慢出现了各家儿媳的身影,家庭原有的权威结构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村子里去镇里工厂上班的女性越来越多,还有年轻姑娘烫了头发,“她们回到村子里,老年人看不惯,纷纷别过头,觉得是伤风败俗。”在李友梅看来,这是典型的乡土文化和工业文化的碰撞带来的冲突,“乡土文化若想发生改变,需要外部的力量介入。”

  就在他们深入调查的这几年,变化逐渐显现在开弦弓村的方方面面。村里兴起盖房热,家家户户纷纷用积蓄建楼房。为了更好地与村民交流,刘豪兴曾和村民同吃同住:一楼养蚕,房东一家住在二楼,他就睡在房东家楼梯的过道处,放张床,搭个蚊帐就够了。而在这期间,刘豪兴的房东开始从田间走出,用船运输建筑材料……

  一个小村庄的点点滴滴,就这样被详细记录,成为外界了解农村基层的真实样本。

  “实”的传承

  学生们的这份“实”,是从费孝通这里传承而来。

  开弦弓村的村民回忆,费老很实在,与人聊天,提的问题大有讲究:你身上这件衣服是市场买的,还是媳妇做的?一番话,能引出集市情况与婆媳关系。

  还有人记得,费老1996年在开弦弓村头一家毛衣作坊里说了一连串问题:你是哪里人?怎么到这里来的?用什么原料织毛衣?卖到哪里去?一件毛衣原料多少钱?织一天挣多少钱?住在什么地方?你们能不能搞一个统一的牌子,比如“江村牌”?

  只有不停地观察、询问、记录,才能反映实情,才能了解一个村庄的自然发展状态。

  曾长期担任费孝通助手的张冠生,回忆过一件小事——1996年,费孝通“江村”调查60周年的学术活动要安排会议代表参观开弦弓村,从市里到镇上再到村里的当地干部,均认为现在的村容不能令人满意,提出能否一年之内“大搞一下”。费孝通说,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能为开弦弓村开小灶。

  开弦弓村的老一辈人,早就与姚富坤多次讲过费孝通的事,说得最多的是他用毛笔给村民写字:捕虾时节,村民们常为搞混了虾笼而烦恼,费孝通主动帮忙,给虾笼挨个写上字以作区分。1936年,会写字的先生不多,费孝通戴着眼镜,看村民们养蚕、织丝、捕虾,自然地搭上话头。他的《江村经济》,便是如此而来。

  195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访问开弦弓村。姚富坤查过当年档案,说这个让村民们稀罕不已的洋人,进村之后竟表现出很熟悉的样子,指指点点,说这里应该有座桥,问那里是否有座庙。那个年月,有人疑他身份,趁他外出时翻了他的行李,找到那本《江村经济》,才恍然大悟、冰释前嫌。费孝通调研之细致,可见一斑。1957年,费孝通再访“江村”,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实地考察。村里人印象最深的细节是,安排费孝通住的小屋里,平均每天用去一斤灯油。

  曾任吴江县县长的于孟达,曾多次接待费孝通。他曾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县里为了照顾费老的生活,想改善伙食,可费老坚持只要烧一点家乡菜,爱吃的是油炸豆腐、梅菜烧肉等。他还记得,一位原来相识的农民请费老吃饭,因这位农民的家离开弦弓村较远,且要坐船进去,时间安排又很紧,所以于孟达劝费老别去了,费老却坚持要去:农民兄弟请我吃饭,盛情难却,同时这也是我了解农民生活的好机会。

  类似事情还有,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孟达陪同费老到吴江莘塔镇考察小城镇建设,工作之余,他建议去一湖之隔的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大观园游览。没想到,刚到园子门口,费老看到附近农田里劳动的农民,马上走过去与他们拉家常,仔细了解建造大观园占用的田地是如何补偿的,生活会造成多大影响……

  “志在富民”

  如今的开弦弓村,即便仔细兜上好几圈,也只是普通的苏南农村的样子——村舍田地井然,街旁有工厂,村里有诊所,去图书馆、篮球场都是几步路的事;宽带网络家家入户,太阳暴晒的中午,人们都躲在家里吹空调、刷手机。村民们普遍觉得,自己和城里人的生活没啥差别。

  “费老一生都在关注农村和农民,他所处的时代,农民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在当下,更要关注的是发展问题。”李友梅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收集整理当年调研资料,想从费老的思想出发,去探究思考当下的实践,探索乡村发展和振兴的路径。

  费孝通80岁生日时,曾有人问过他的一生志向,他毫不犹豫说出四个字:“志在富民。”

  从心底里希望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由这份初心出发,才能有坚持调研的热情。

  姚富坤夸赞起费孝通1936年初访的事,用了一句本地土话:“教出来的是臭气,想出来的是志气。”说的便是费老当年,在没有课题费也没有导师布置任务的情况下,自己想着如何改变中国贫苦农村的生活,才会深入开弦弓村。1957年费孝通再访“江村”后,说出了合作化之后忽视副业和工业,粮食虽然增产,村民实际收入却降低的事实。姚富坤从吴江档案馆翻出当年资料,发现费老调研了村里曾经用来运输的船只,观察了村里养的猪,才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诤言。

  据于孟达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开弦弓村附近虽然水道纵横,可交通非常闭塞,费孝通来时还要从震泽镇坐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水路才能到村里。面对这一状况,他深感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富裕,必须努力改善交通条件,并为此奔走呼吁。一条公路因此提前规划建设,并于1983年正式通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费孝通发现开弦弓村名声不小,却“老是中不溜地混日子”。他认为这样不行,就为当地出谋划策——增加生产,别的余地不大,可水面你们有的是,水上边可以做的文章多啦。他还直言批评当地干部:要千方百计增加群众的收入,不然你这父母官怎么向老百姓交代……现在对渔民的收费很多,不想着为他们服务,光想多要钱,这怎么行……

  从那时起,长三角的发展及太湖的开发利用,都成了费孝通的心思。刘豪兴的心思,也留在了村里。他不断往返上海、开弦弓村已30多年,观察、记录“江村”成为他坚持至今的一项事业。受费孝通言传身教,李友梅也说,社会学的工作对她而言,已不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事业。1988年,费老为李友梅找了赴法国学习的机会。临行之前,他与李友梅细谈,希望她能够真正学到对研究中国社会有用的方法。待到李友梅学成回国时,费老已把研究视角投向浦东开发,当时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大规模征地过程中有了征地农民再就业的问题。费老把这个研究交给李友梅,要她到实地去看。李友梅明白,在费孝通的理念中,社会学应该是一门服务人民的社会生活的学问。

  “不忘初心”

  这份事业,还在继续。

  姚富坤也没想到,自1981年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参与了每一次接待费孝通访问的活动,共计24次;更让他自己与旁人意外的是,他因耳濡目染,从“被研究者”转变为“研究者”,能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著书言志,成了“农民教授”。记者与他聊天,只听他一个接一个地报出国内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名字,言语间竟都熟悉。

  他说起英国的华人社会学者常向群,从1996年起,她在村里调研总天数约为132天,大多数时候住在姚富坤家里。平常,她在村民家一起吃饭,每天只吃面条和咸菜;当地当时缺水,每天由镇政府供应一水瓶水给她,连饮带用。常有村民问她:“吃得消吗?”她总是笑笑:“吃得消,这里太好了。”让姚富坤印象深刻的是,常向群本不会讲吴江话,最初要由他充当“翻译”,但常向群勤问勤记,从日常用语着手,五六天后便能与村民单独交流。某年过年,常向群也在村里过,这是为了能在大年初一观察村民去附近庙宇“烧头香”等习俗:她深夜跟着村民去庙里,看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赶着去另一个地方,整整一夜没睡。村民不理解,大过年的不与家人团聚,孤苦伶仃在乡下吃苦,为什么?但是如此住久了,村里人都把她当自家人,愿意把知道的事说给她听。后来她记下村里全套的文化习俗,让土生土长的村民都感慨,本地人都没法把这些事讲得如此有条理。

  说起这些事时,姚富坤时不时便会从抽屉里拿出一两本书,皆与“江村”有关,一边递过来,一边道出其中一二。从1981年到2014年,有100多批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到访,姚富坤见了一批又一批,还有数不胜数的记者来了又去,无论是参观、调查还是采访,离开时都收获满满的模样。

  眼下,姚富坤等村民正配合刘豪兴,一起做“江村口述史”项目。刘豪兴希望,能收集100位开弦弓村村民的口述资料,成为“江村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即使相识多年,姚富坤偶尔对刘豪兴也会不理解:“访谈里重复的话,他也坚持一字不落,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有什么必要?”可刘豪兴觉得,同样的话讲两遍,味道绝对不一样。

  这段时间,刘豪兴又住进了村里。开弦弓村的日子如水流过,一如既往平静。村委会的墙上,“不忘初心”四个字格外醒目。

作者简介

姓名:张凌云 孔令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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