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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豪兴:变迁的江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2016年04月08日 11:53 来源:文汇报 作者:黄春宇 字号

内容摘要:在我看来,费孝通《江村经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延续到了今天,还值得继续揭示。尽管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但随之变迁的江村依旧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中国农村;变迁;江村;缩影;开弦弓村

作者简介:

  文汇报记者 黄春宇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教授刘豪兴:变迁的江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在我看来,费孝通《江村经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延续到了今天,还值得继续揭示。江村是千万个农村的一种类型,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有着中国农村的基本特质和共性。尽管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但随之变迁的江村依旧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文汇报:您什么时候开始跟踪观察江村的变迁和发展的?还记得第一次到访的时候,这个村子是什么样子吗?

  刘豪兴:我是1982年元旦后一天来到江村的。半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响应费老的倡议,建立了“江村社会调研基地”,并开展了社会调查。第一期人员由京津宁沪高校和社会科学院11个单位19人组成,我因为学校的教学任务脱不开身,晚来了半个月。当天一早,我只身一人从上海乘车到平望,从平望转车到震泽,再从震泽坐船到庙港,最后沿着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走桥过河,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到达江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平整一行行如格子。在斜阳的映照下,显露出一些稀稀拉拉绿色的麦苗和油菜苗,光秃秃的桑树在沉睡,田间看不到人影,呈现冬眠的景象。

  过了西清河水泥桥,在村民的指点下来到红卫大队部,这是一幢两层的新楼房。楼前右侧有一橱房和水井,楼后大礼堂和平房是红卫丝织厂,不时发出织机的响声。厂房简陋,织机的构件许多是木的,垫机脚有的还是普通墙砖;1人2机,噪音很大,这就是草根工业的原始状态。领导小组组长甄为民和沈关宝给我安排了床位,告知有5个调查小组,许多调查人员还在农民家里访问调查。晚饭前后我与调查组各位照了面,以前熟悉的只有几位,初次见面的居多。

  农民住房除了少数几间草棚用作储物和养羊之外,都是砖瓦平房,只有红卫3队周文昌祖上传下来的一栋两层楼房。与今日规整的环村路和南村东西走向主干道布局不同,当时村里没有一条很直的路,农民的房子一部分是临河而建的,房子插花似的,显得杂乱无章。我跟着队友在南村串来串去,前门进后门出,或后门进前门出,从东家到西家,几天下来还是分不清东西南北。1981年开弦弓村有平屋3468间,户均4.39间,其中约一半是生产用房,房间大多窄小。屋内一般有样式差不多的衣柜,大小不等的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椅子偶然见到。在破旧的房子里,很难见到新添置的家什。

  生活变化大。1978年前人均收入长期徘徊在110元上下,透支户占百分之三四十。1981年,立新大队、红卫大队只有2辆自行车,为集体所有。农民收入主要是两项:一是养蚕,卖茧;二是进厂,工资交给生产队换取工分。1户1工,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通常是优先照顾困难家庭,干部家庭及其亲属子女进厂一律排序,不搞特殊。是年,人均收入141元,翌年增加到300元,主要是转队工资增长带来的。如果剔除粮食、柴火,以及年终集体分发的鱼和肉,真正到农民手上的钱并不是很多。

  有一个细节你或许会感到难以置信:1982年,农民房顶的瓦片数量比1930年代,甚至是1950年代都要少,原因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几乎家家户户把能变卖的金银手饰、家杂拿去浙江换钱、换米,还有就是爬到房顶匀出瓦片去换取食物,前提是保证房子不会漏雨。

  文汇报:原本囊中羞涩、要上房揭瓦来补贴家用的农民普遍有钱了,相比艰难岁月,江村还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刘豪兴:从村貌看到的自然是住房了。30多年来,住房建设经历了平房修缮翻新,然后改建楼房,进而楼房改建别墅等三个阶段,其速度越来越快,样式越来越新颖。

  交通出行方便快捷。1982年前,与外界交往以水路为主。1983年庙震公路建成,新世纪初沪渝高速公路(G50)和苏震桃公路(S230)相继开通,到上海、苏州和杭州等大中城市十分顺畅快捷。从复旦大学到江村,公用交通只要3小时左右;而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早上我带学生来调查,中午到平望等车,到震泽接着等,傍晚时分才到达,用了8个多小时。

  深层次的变化就是观念啦。走在江村的每个角落,你很容易感受到新旧观念的碰撞与结合。以老年人为例,特别是中老年妇女(70%以上),她们每逢初一、十五、特别的佛事活动都会去附近的庙里烧香拜佛,过去的心愿是过上好日子,现在的诉求是保平安、保健康、保富裕等等,宽泛了许多。当然,还有许多个体的不同祈福。中断了五六十年的亲属排位,又陆续回置于寺庙。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传统风俗的回归,也是村民的一种信仰。用在这方面的花销比较大,少则一次十余元、几十元,多的话两三百元,甚至更多。如果家里有人过世,一般要做3天道场,这种祭奠仪式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消失了,不经意间又普及般地出现在村民的生活场景中。新一代办婚事,早就不是多少个脚多少转的水平了,建别墅或城镇买房,

  买轿车,进饭店办婚宴等已经成为常态。

  人情往来有增无减。喜庆的事越来越多,从孩子出生前到出生的满月酒、百日庆、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成年礼(拜阿太)、大学(或参军)、定亲、结婚,家庭建房(买房)和买汽车等等,都会请客送礼。如新人的结婚仪式有一整套的流程,分子钱从一两百涨到了五六百,甚至是更高的数额。如果是娘舅,视各自的财力,礼金加实物,是数千元到超两万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人情往来的费用在日常开销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有一个家庭在一年中,先后遇上亲戚建房进住、买车、婚庆、拜阿太、上大学等,以及过年给亲戚小辈压岁钱,支出16000余元,占家庭全年收入135000的12%;有一单身老人遵守规矩,1年中侄女结婚送1条蚕丝被1300元,礼金500元,结婚当天又送500元,春节给3小外孙压岁钱600元,合计支出2900元,占他当年农村社保、低保户补贴、80岁老人生活补贴、区共产党员关爱基金等9200元的32%。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村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过去是有的吃、吃得饱就行了,现在强调健康和品质,就连去菜场买猪肉也要挑贵的那种,因为口感好。年轻人喜欢网购,我认识的一户人家,在孩子出生前就从网上买好了尿不湿、婴儿车,随后各种婴儿用品、食品等等大包(箱)小包(箱)的也经快递送货上门。此外,就像前面说到的造房子,在村民身上所体现的炫富和攀

  比心态特别明显。有些人就算暂时不具备盖新楼的经济条件,也会想办法先从亲戚和邻居处借钱,而不管你家的装修风格是简朴或是豪华,起码要在外部构造上与其他村民的房子相仿,否则面子上过不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其表现为一种金钱至上的冷漠。如兄弟姐妹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亲情伦理已降至低位,除少数3代同堂、4代同堂其乐融融生活在同一灶头外,大多数是各过各的日子,平时交集甚少,斤斤计较于利益的得与失。但如果老人病倒了,他们还是会出面承担照料的义务。这说明孝道在江村依旧存在。相比城里的“不知邻居是何人”,这里的邻里关系显然要亲近得多。以往谁家盖房子,有婚庆丧事,彼此会相互帮忙,做小工不讲钱,吃顿饭而已。但现在包工头和厨师带着小工,邻居们也插不上手,这样的需求和呼应渐渐少了。如果你为之出力多了,必有谢意。

  接受阶梯式教育成为风气。现在村里适龄幼儿依时进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所有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9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专学校,少量读中专。而1982年及以前,村里的青年没有一人上大学,1987年始有大专毕业生2人,其中保送培养的1人回村丝织厂工作。如今能回镇村工作的很少,大部分人都在镇外工作。无论读书还是经商,只要有好的成绩就是村民眼中的“有出息”。有姓沈、姓徐

  的两户人家,孩子很早就出去读书,现在是南京和杭州重点大学的教授,这就很了不起。与家财万贯的老板们相比,还是教授的声誉更好一点,在村里受到更广泛的认可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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