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来，上海犹太难民区的历史遗迹、当年来华犹太难民留下的实物和史料，真实反映出二战时期犹太难民远渡重洋的避难之旅。他们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度过的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记忆，历经70余载依旧栩栩如生。近年来，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话题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从事犹太研究、特别是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已有30余年的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说：“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但历史上那些难忘篇章仍然闪烁着光彩。我们学者的责任就在于，为后世保存重要的历史记忆，使子孙后代能记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使世界更美好而奋斗。”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成果丰硕

　　《中国社会科学报》：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是如何缘起的，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经历了哪些变化？

　　潘光：由安娜·金斯伯格所写的出版于1941年的《犹太难民在上海》一书，可能是最早研究来沪欧洲犹太难民的专著。此后20年，战时条件不允许及战后冷战愈演愈烈的缘故，有关这个题目的专著几乎没有，但各类文章还是不少的。从20世纪中叶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著述大多出于外国学者之手。

　　戴维·克兰茨勒于1976年推出他的力作《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此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见长，对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剖析。1979年出版的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合著的《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主要叙述波兰犹太难民经立陶宛、苏联、日本来到中国的经历，并披露了战前和战时日犹关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一时期，许多来华犹太难民写的回忆录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的犹太学研究全面复苏、迅速发展，中国学者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著述，还从中国视角对上海犹太难民社区进行了深入研究。1992年中以建交后，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突出表现在国际学术会议接连召开、专著大量涌现上。从1992年到2000年，这方面新推出专著的数量几乎超过了20世纪前90年此类专著的总和。

　　有意思的是，还出现了以小说形式表现在华犹太人经历的著作，法国作家米雪尔·卡娜就推出了反映上海犹太难民经历的小说《上海犹太城》，该书出版后广受欧洲读者欢迎，使他们了解了上海在救助犹太难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还被译成德文、荷兰文等多种语言。

　　1995年和2001年，由我主编的《犹太人在上海》和《犹太人在中国》先后出版，均有专章介绍来华犹太难民，两书多次再版，还在美国出版，并被译成德文和法文。2002年和2010年，我和王健合著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和《犹太人与中国》先后出版，实现了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深化和提高，使用了许多新发掘的资料，也对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革命建设中的中犹友谊和犹太友人进行了系统研究，还对救助犹太难民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和中国国民政府试图帮助犹太人的“孙科计划”首次进行了详细介绍。

　　还有一些专题性的著述在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如《流亡者的精神家园——〈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梳理和分析，这些著述对深入、细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许多来华犹太人的回忆录陆续发表也对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如爱泼斯坦的《见证中国》、李敦白的《红幕后的洋人》、沙博理的《我的中国》、卡佛岗的《重庆往事》、罗生特的《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考夫曼的《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等，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