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集中呈现时，都成就了重大文化思潮。而现在，尼采又热了，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想一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接受本网记者访问时，这样感叹。

　　在我国，“尼采热”在20世纪已有两次。分别是五四运动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然而，这两次“尼采热”，虽然不无成果，但是也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流于空疏而学理不足的种种遗憾，尼采仍然是“熟悉的陌生人”。

　　21世纪以来，我国似乎又出现了新一波“尼采热”，尼采的著作被进一步翻译、介绍到国内，同时，尼采的研究也逐渐摆脱片面化、符号化甚至口号式的阶段而步入深层。比如孙周兴翻译的《尼采著作全集》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起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恒达翻译的《尼采全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已出版多卷。记者书面采访了正在从事《尼采著作全集》翻译的孙周兴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介绍一下目前《尼采著作全集》的进展情况，如最新的出版计划。

　　孙周兴：进入21世纪以来，尼采又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至少在翻译和研究角度说是这样。首先是刘小枫教授主持的《尼采注疏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不仅翻译了尼采生前发表的全部著作，而且编译了尼采未刊文稿，还收集了若干本解读、研究尼采的著作和文集，后者对于国内的尼采研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意义重大。刘小枫教授向来做事麻利，有号召力，据说这一大套已经出得差不多了。

　　再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推出杨恒达教授主持的《尼采全集》，据说要做二十几卷。杨恒达教授好像是单干，也是十分生猛。具体怎么编法，我不太清楚。

　　我主持的《尼采著作全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事依据“科利版”进行，共14卷（科利版共15卷，但我们把其中单列的注释卷化入各卷中了）。目前德国正在编辑新版的《尼采全集》，在此之前，我们所依据的“科利版”应该说是最通行、最可靠的版本了。虽然我们也努力了，但我们的工作总的来说进展较慢，估计要到2015年才能做完。

　　以上只是我了解的情况，说不定还有我不知道的情况呢——中国之大，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但各位已经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尼采翻译真是吓人了，是鲁迅当年根本无法想象的。我认为这是好事。

　　中国社会科学网：尼采能够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思想、文化影响巨大，而且目前再次出现更为成熟的“尼采热”。这是否表现了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意义？

　　孙周兴：我曾经说过尼采就像一个惊叹号，竖在20世纪的门槛上——尼采是1900年死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尼采都有革命性的影响。其影响之巨之深，大概只有19世纪的马克思和20世纪的海德格尔可与之一较轩轾。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无疑是对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三位思想家。

　　如果从对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思潮的推动来讲，上述三位思想家当中又以尼采为最。尼采这个幽灵飘荡在剧烈变化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尼采都是个核心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有变化的，在“五四”时期，尼采是一个激烈地反传统文化的角色，是鲁迅所说的“偶像破坏者”和“轨道破坏者”；在20世纪80年代，尼采则成了一个“美学的尼采”和“诗化哲学的尼采”。尼采总是脱不了被利用的“工具命”——在“五四”，尼采被用作反传统儒家文化的“工具”；在80年代，尼采则被用作反政治高压、争取个性自由的“工具”。

　　但无论如何，尼采的基本形象没有变，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尼采一直是一个“反传统、重生命、扬个性”的哲学家。在古今、中西的现代性难题的破解中，尼采一次次被提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反思的一个工具性符号。

　　尼采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集中呈现时，都成就了重大文化思潮。而现在，尼采又热了，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想一想。